试论我国著作权法中的权利限制制度

我国著作权法中的权利限制制度包括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两种制度.合理使用的构成要件及该制度的合理性,法定许可制度的特点、正当性以及我国法定许可使用制度的不足.     

作品使用者权的价值回归与制度构建——对“著作权中心主义”的反思

著作权法以“著作权中心主义”作为制度建构的主线,侧重于作品创作者权和传播者权的保护.作品使用者权的制度价值没有得到充分发掘,在立法上还欠缺完善的制度建构.作品使用者权在基本人权、私权逻辑和利益平衡机制方面都具有足够的正当性,它不能仅仅被界定为著作权的权利限制制度,也不能等同于社会公共利益.作品使用者权具有独立的制度价值,具有和著作权相同的法律地位,需要从权利构造的角度对其进行完善.     

聚合类网站对“合理使用”的侵蚀及立法思考

以合理使用为代表的著作权权利限制制度与著作权赋权制度本身同等重要,它决定信息市场能否达到平衡。如果在政府已经对信息的生产者给以足够补贴的情况下,私主体再把这种补贴进一步扩大,就意味着侵害了公众获得足够信息的权利。随着聚合类网站的兴起,大量可以合理使用的作品汇聚成为数据库加密后再有偿提供给公众,这一做法严重侵害了个人目的和教育目的的合理使用空间,本文通过合理使用制度的历史溯源,讨论聚合类网站对个人目的和教育目的合理使用的伤害以及未来在著作权修法中的完善建议。     

关于我国著作权合理使用问题的探讨

我国著作权的合理使用存在着诸多问题。关于合理使用“量”的限定问题，我国著作权立法规定得过于笼统，缺乏可操作性。对于某一项合理使用因其质的规定性的差异，量的规定不可能相一致。对此，应就不同合理使用权的量的规定性，具体、明确、分项确定之。     

3D打印视阈下著作权法适用问题研究——从法解释学的视角入手

3D打印技术的发展虽然带来了部分版权问题,但通过对我国现有《著作权法》的适用与合理解释完全可以解决此等问题。3D打印中所涉及的CAD文档与STL文档具有同质性,完全可以被解释为图形作品。无论是通过3D打印机将CAD文档等打印成三维实体物,抑或通过3D扫描仪将三维有体物转换为CAD文档,都属于现有著作权法中广义"复制"行为,完全可以适用现有法律。同时,针对3D打印技术的特征,应当就使用目的、使用行为以及对权利人利益的影响等方面对我国"合理使用"制度进行调整。     

歌曲翻唱行为的著作权法透视——以“李代沫翻唱事件”为例

翻唱纠纷在一定程度上归结于著作权私权利与公众资源获得权的冲突.现有法律规定的合理使用制度和法定许可制度难以均衡著作权人、表演者和公众利益.著作权法应该在保留原录音制品法定许可的基础上删除但书规定,扩张表演者的法定许可使用权,以达到著作权人、公众、表演者等主体利益的平衡.     

数字图书馆运作中著作权的保护与合理使用

数字图书馆的运作过程包含建设、提供服务两个方面.数字图书馆作为公益性事业,在尊重和保护著作权人相关权益的基础上,应通过各种渠道合理使用著作权作品,并最大限度地为读者提供高质量的数字化信息资源,尤其应对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的加工、组织、传播和服务中所涉及的著作权进行保护与合理利用.     

民事审判中适用推定的救济——从另一方当事人的角度分析

在民事司法审判过程中,当案件事实不明时,如果法官进行推定,总会存在推定事实对一方当事人不利的情况.由于案件事实是被推定而非以证据直接证明,所以不排除与客观真实不符的可能性.对于不利益一方当事人,应当在实体上和程序上保障他的合法权益,确保法官正确地适用推定制度,并给予当事人相应的救济,从而做出正确的判决.     

元宇宙中虚拟数字作品著作权的扩张样态与理路修正

元宇宙是一个平行于现实世界的多维度虚拟世界,元宇宙空间特殊的社会形态和技术形态给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巨大变革,引发了全球范围的热议和讨论。在元宇宙利用区块链、人工智能、数字交互等技术可以生成丰富的虚拟数字作品,但由于法律规制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虚拟数字作品在实践、客体、权利等多维度呈现出无序扩张的问题。通过引入“三步检验法”、吸纳“转换性使用”规则、重塑弹性的“合理使用”制度等方式,架构我国合理使用的本土化路径,平衡作者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以期解决当下虚拟数字作品著作权扩张的难题,推动元宇宙产业的健康发展。     

版权法上公共领域的合理性

公共领域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为了反思版权之不足而提出来的.公共领域在版权法上的存在不仅满足了版权自然正当的要求,同时它还具有其经济合理性和宪政妥当性.而从版权法外来找寻公共领域的正当性根据,它不仅为作为一种规则现象的公共领域在版权法上的存在找到了学理支持;同时,它还有力地增强了我们在利用"公共领域"的修辞工具来遏止版权不适度扩张时的逻辑力量和证成性色彩.并使我们认识到,利用公共领域的理论来衡平版权过度保护之倾向,并使后者在接受前者价值规制的前提下良性地运转和发展是完全可欲的.     

多媒体技术对著作权制度的影响和著作权法的完善

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对著作权制度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我国《著作权法》要进一步完善,就应该从多方面进行修订.     

论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版权法上的地位

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版权法上的地位是由其在网络上所发挥的功能决定的。当网络服务提供者作为信息内容的提供者直接参与信息交流时,即其在充当网络内容提供者的角色时,其实际在版权法中居于信息"发布者"的地位;当网络服务提供者为用户提供电子邮件账号而充当网络接入服务提供者时,其仅起到一个"传输管道"的作用;当网络服务提供者作为主机服务提供者的法律地位是介于发布者和传播者之间的一种新型信息主体。     

新《著作权法》对数据库的法律保护

著作权保护是对数据库法律保护中最普遍和典型的方式。按我国最近修订的《著作权法》的规定 ,在对数据库的著作权保护方面 ,是将数据库归入汇编作品予以著作权保护 ;保护的判断标准是“对其内容的选择或编排上”的独创性 ;保护对象是数据库对内容的选择和编排 ,而不延及数据库的内容和操作数据库的计算机程序 ;保护范围是以作品、作品片段、数据或其他材料为内容的数据库。上述体现了我国数据库著作权保护已全面符合 TRIPS协定的要求。     

迪维尔热法则在印度政党体系中的应用及其修正

迪维尔热法则关注选举制度与政党制度的关系,其主要论点是相对多数决制倾向产生两党制。迪维尔热法则的适用性在印度案例中受到挑战。自1952年起,印度人民院选举一直采取相对多数决制,但在1952年到1989年间,印度政党制度却表现为国大党一党独大的多党制。中央与地方关系、政党空间竞争方式、社会分野程度、政党标识的稳定性以及现代化程度都是解释印度案例独特性的重要因素。1989年之后,印度政党体系向两党制转型的趋势则从另一角度证明迪维尔热法则的强大解释力和适用性。     

版权法的现实困境与未来展望

面对数字技术带来的困境,建立在复制权基础上的传统版权法已是力不从心,必须加以重构。数字网络技术的发展使人们欣赏和阅读作品不再依赖于有形复制件,传统的购买、占有有形复制件的方式将在相当程度上为直接体验作品的模式所取代。但在未来世界,有形复制件不会完全消亡,就传统图书而言,硬拷贝还将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也就是说,数字版权不会一统天下,传统版权法仍有其适用余地。     

我国《著作权法》中公有领域的立法构造

公有领域作为著作权制度的基础与核心,是著作权法体系完善所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著作权在全球范围内的非理性扩张与公有领域规范的缺位致使公有领域在司法实践中日趋呈现出式微态势。为满足著作权纠纷裁判实践对公有领域规范的现实需求,应在考察域外著作权法中公有领域立法例的基础上,根据我国《著作权法》之立法价值与目标、立法体例、利益平衡、政策立场等要素,在《著作权法》中增设公有领域的立法条款。公有领域的立法条款能够为著作权的合理保护提供一套相对完善的外部逻辑裁判工具,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著作权法体系,为深化对著作权保护机理的认识和良性司法裁判机制的建构提供新的思路和视角。     

“春晚”在著作权法上的定性

关于“春晚”在著作权法上的定性,在司法实践中法院的判决存在分歧,理论界对此也有较大的争议。将“春晚”定性为汇编作品不符合“春晚”的本质属性,也不符合演出行业的行业惯例和公众常识,并不能实现作品著作权人和作品传播者利益平衡的目的。现场演出的“春晚”本质上就是一台由众多精选节目组成的综艺演出活动,是多种类型作品之表演的汇集,应该由表演活动的组织者依法享有表演者权,录制后的“春晚”属于录音录像制品,受邻接权保护。     

著作权法上的“署名”与“冒名”之辨

署名权是我国《著作权法》中明确规定作者享有的一项精神权利,《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署名权”是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只有作者才享有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署名权旨在保护作者与其创作作品之间的人格联系。“冒名”旨在借用知名作者声誉,获取不正当的收益。被冒名者实际上并未创作作品,因此不具有作者的身份。因此在作品上冒他人之名并未侵犯他人“署名权”,而应认定侵犯他人“姓名权”,或可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则予以规制。     

重混创作行为的著作权法规制研究

数字时代，重混创作在促进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许多著作权问题。相应的措施可对重混创作行为进行规制。首先，可以借鉴美国合理使用制度中的“转换性使用”规则对非营利性重混作品进行规制；其次，在重混音乐、视频领域等特定网络空间内引入默示许可机制；最后，对于其他不适合通过合理使用及默示许可进行规制的重混作品，可以用创意共享许可协议加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