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属相奸”何以为罪?——对乱伦罪回归中国刑法的深层思考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乱伦往往被视为侵害社会根本利益的最为重大的犯罪之一.从晚清修律以后一直到新中国建立前夕,我国法律中仍一直保留了乱伦为罪的规定.新中国的法律一直缺失乱伦为罪的规定,从而在实践中造成了种种问题.随着政治型社会的解构和家庭伦理的回归,在我国刑法中恢复乱伦为罪的规定势在必行.     

飙车犯罪的定罪与量刑——以杭州胡斌案为切入点

在定罪中,应根据飙车行为是不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行为人在主观上是过于自信的过失还是间接故意来决定以交通肇事罪定罪还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在量刑中,对以间接故意实施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飙车犯罪被告人,即使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社会影响极坏,一般也不宜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交通肇事后报警并在现场等候处理的行为,应认定为自首;被告人积极赔偿被害方经济损失属于酌定从轻量刑情节,应结合案件情况决定是否从轻以及从轻的幅度;对被告人是否适用缓刑,同样需要结合案件情况慎重把握。     

论孔子“仁”的思想意蕴及价值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但孔子强调的“仁”已经不是处于伦理道德领域对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道德规范,而变成了一种治国学说,既教育统治者为政时应持有的态度和对为政者的一种评价;孔子的“克己复礼”落脚点是“归仁”,是孔子政治观的实现方式。孔子把“仁”作为政治思想,标志着中国古代一种新的治国思想的诞生。     

由“程序”而“正义”——论“程序正义”对“司法公正”的价值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要求在全社会实现公平正义,而司法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最重要的途径。由于司法是一种被动性、中立性和程序性的活动,程序的正义对司法活动具有重大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当的程序是司法的生命和灵魂。由于中国长久以来形成的“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法律适用者的程序意识淡薄,因此,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中,强调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下的程序正义就具有重大而现实的意义。     

孔子“德治”思想的现代价值探微

孔子主张"为政以德"的"德治"思想,其精华部分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第一,实现"德治"的前提是统治者必须严于律己;第二,"德治"的终极目标是处理好君民关系,赢得民众的广泛支持;第三,"德治"的根本途径是用道德教化人民,提高人民的道德素质.以辩证的眼光看待孔子的"德治"思想 ,吸收其精华,对于推动社会主义行政道德建设,促进"以德治国"的实现具有重要的启示.     

“以德治国”思想是对我国古代“德治”思想的继承与创新

"以德治国"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的重要治国方略. "以德治国"思想是对我国古代"德治"思想的批判继承,其根本目的是保证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以德治国"思想是对我国古代"德治"思想的创新,是新型的社会主义德治.以德治国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从严治党,从严治政,把 "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以无为本”：王弼政治伦理的价值理念

魏晋士族门阀政治制度,是以正始玄学家王弼的政治伦理观为基础设计并运行的。王弼政治伦理思想是对＂贵无论＂的批判继承,确立了以＂以无为本＂的价值核心,为魏晋政权提供道德指向,并且厘清了＂言、象、意＂之间的关系,为门阀士族提出＂得意忘言＂的处世之资。老子＂无为无不为＂的思想,为门阀士族提出＂循本规末＂的治世之道。魏晋士族政治制度正是通过王弼提出的政治伦理观,为士族门阀制度提供了合理的思想内核和理论指导原则。     

对魏源反侵略思想中“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历史评价

用历史的、具体的观点阐述晚清思想家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的反侵略思想内容,并用阶级的观点分析魏源反侵略思想中与时代、阶级相对应所体现出的进步性,以及在封建统治社会背景条件下,其作为封建阶级知识分子这个特定阶级属性,使其反侵略思想中不可避免的存在对问题根本认识上的局限性。     

试论冲突规范的价值取向——行走于“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之间

传统的冲突规范注重连结点的确定性、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和可预见性,追求"形式正义",但这种只注重"立法管辖权"的传统冲突规范越来越不适应国际民商事交往的需要;现代冲突规范通过运用灵活、开放的连结点等方式追求"实质正义",但在"国际本位"理念的指导下,正义并非仅指当事人的利益得到合法保护,且"冲突正义"和"实质正义"应协调统一。     

“以德治国”对教育发展的启示

在肯定“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辩证关系的基础上,认为“     

“正义”对“制度”的介入与规制——马克思正义观的实践难题

确认"劳动者"利益本位基础上优良的制度和"为我的"关系全面性意义上实践的社会正义观,马克思向我们贡献了人类历史上唯一具有合理形态的最高位阶的价值理念。其所表达的不仅仅是一种立场,更重要的是这种哲学所身怀着的一种神圣使命、高远境界和公共性情怀。尽管就这种新质的正义观念模型之思想史意义上的智识性贡献和学理性新启示之影响力问题,人们的看法并不一致。本文认为,在正义问题上,马克思的卓越眼界和过人学识,无疑已远远越出了其所处时代的历史性局限和狭隘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利益边界。马克思的努力指向一个更为根本、更为实质性的问题:面对世界历史进程中由资产阶级制度继续扩大的普遍的制度性非公正,重要的不是对真正的正义"是什么"的抽象思辨,而是基于革命性改变意义上的"怎么做"?而这涉及新的社会正义观念的合法性体与恰当性主题、合理的规范性理据与实现路径,以及评判标准的设定问题。     

行政伦理分析——兴起的原因探讨与“失范”的对策思考

目前行政伦理的研究备受关注,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改革的实践的推动,又有外国行政伦理理论研究风潮的影响,也有基于突发事件的反思和教训等.考察其兴起的原因将有助于把握行政伦理概念的整体逻辑,加深对其历史背景和思想渊源的理解,并有助于正确估量其现实或潜在的作用.     

伦理精神的生态对话与生态发展——中国伦理应对“全球化”的价值理念

“全球化”既是一个浪潮,也是一股思潮。中国伦理应对“全球化”的文化立场,应当是坚持全球化与多样性的辩证互动。根据伦理的文化本性和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所处的特殊的文明情境,中国伦理应对“全球化”的价值理念是生态价值观,而不是普世价值观或相对价值观。生态价值观的合理性根据,在于它能更有解释力地回应“全球化”的三大挑战：文明观方面的价值霸权,诸文明形态相互关系方面的文化帝国主义,对待民族传统方面的文化相对主义。生态价值观以伦理精神的生态合理性消解价值霸权;以伦理精神的生态对话抵御文化帝国主义;以伦理精神的生态发展扬弃文化相对主义。     

“三个代表”思想对毛泽东价值理论的发展

毛泽东的价值理论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学说,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立足当前时代背景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最新实践,创造性地坚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渗透着一系列新的观点和思想方法,是对毛泽东价值理论的新发展。     

孔子“仁爱”思想的伦理生境及其当代价值

“仁爱”思想作为孔子“仁学”的核心,其伦理生境包括“因仁而礼”的外部生境和“为仁由己”的内部生境.其“仁爱”思想通过内外生境的双重互动来建构“安伦尽分”的生活秩序并塑造“天下达仁”的理想道德境界.孔子“仁爱”思想透射出来的人本主义特征对当今社会的发展有可能提供新的理论资源和学术价值.     

“辩证法”的隐身与当代学术思想的浅薄化趋向——以刘清平儒家“悖论”批判为分析例据

辩证法就其实质而言,体现的是对象世界固有的联系性、发展性及主体存在的超越能力。排斥或无视辩证法将导致认识的浅薄化,即思想的表面化和片面化。这种偏向在当代人文科学研究领域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将哲学意义上的矛盾化约为逻辑意义上的悖论加以否定。刘清平近十几年来有关儒家伦理思想的系列批判,比较典型地体现了这种偏向的形态特征及其可能产生的危害。儒家孝悌和仁义两种观念间相互支持而又相互限制的二重性关系,本是对现实领域客观存在的社会—宗法二重属性进行理论提升的结果,也是儒学实践生命力的根本保障,偏执于话语形式层面的所谓逻辑批判,无助于揭示儒家思想张力的实践根源,也不利于呈现儒家思想传统的内在丰富性,反而可能会对阐释主体自身思想的深化造成消极性限制。     

对韦伯官僚制中“理性”的思考——基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

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的官僚制行政理论,是由德国学者马克思·韦伯提出的,曾对当时的企业和政府组织管理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工具理性之僵化、刻板、缺乏弹性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价值理性的“返魅”被提上了日程。将二者统一起来,对社会的有序运行至关重要。     

上帝的“不义与正义”——评《法律创世纪》

正艾伦·德肖维茨不仅是位声名卓著的律师,也曾是哈佛法学院的教授,更是位畅销书作家。在其诸多的作品中,《法律创世纪》一书因圣经主题而广为传播。他从《圣经·创世纪》中挑选了十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以法律人的眼光分析它们,并得出了与众不同的结论。在信徒们看来,《圣经》中的上帝不仅全知全能,而且行事正义公允,但德肖维茨认为,"《创世纪》里那位了不起的上帝……还在圣经里公诸一件事,那就是‘他并非全知’。"a他频     

“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中西古代财富思想分异的历史阐释及启示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是建立在封建皇权统治的政治基础上与儒学伦理思想的思想基础上的。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是建立在法制与神权的政治基础上和民主理念与宗教文化的思想基础上的。通过中西方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中西方古代在思维方式上，特别是在理论思维、逻辑思维、创造性思维上以及人性意识方面有着明显的分异，而这就是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之所以没有形成较完备理论体系的重要原因。面对这一尴尬，我们必须努力运用现代经济研究方法，不断创新思维，把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正义与道德价值诉诸于当代中国现实载体中，加快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的现代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