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祥道《论语全解》的解经特色

陈祥道《论语全解》是现存最早以义理训解为主、完整解说《论语》的著作,也是宋代荆公新学派《论语》学的集成性作品,是《论语》学转向＂宋学＂的标志性成果之一。陈祥道以通经明义为宗旨,以文字训诂为手段,融通全经,又博采群书,连类引伸,多有益于义训。他学承王安石,长于＂三礼＂,精通老、庄,以礼制诠释《论语》,又援老、庄之说以论义,排斥旧说,造为新义,特色鲜明。     

《论语正义》诠释特点新论

清代是《论语》诠释的高峰,刘宝楠著《论语正义》乃《论语》注疏史上集大成之作,其突出成就主要有三点：第一,在“例”“法”方面,参仿焦循《孟子正义》,主邢昺《论语义疏》的“疏体”规范,勇于打破“疏不破注”的传统,大胆构建新疏范式;第二,以最详实、精审的考据成果为《论语》注解作一总结,既兼收并蓄,会通汉宋,又精于审断,取舍得当;第三,自觉践行“训诂明则义理明”的治经理念,探寻微言大义,重视形上建构。刘宝楠特殊的成长背景,孕育了他会通古今、不主一家的学术个性,形塑了《论语正义》超迈前贤的卓异成就和独特价值。     

从注释性经学到观念性哲学——20世纪《论语》诠释特点及其走向

20世纪《论语》诠释成果分为新、古两种诠释体例,一种是以经解经式的"古"式《论语》诠释;一种是学科分治式的新式《论语》诠释。新式《论语》诠释按照文、史、哲三个学科划分出文学式的《论语》诠释、史学式的《论语》诠释、观念性的《论语》诠释三种不同风格。随着现代社会发展的深入,以经解经的古代治经方式被现代学人归入历史中。与之相对应,新式《论语》诠释模式已经成型。《论语》诠释在学科分治中,形成了文、史、哲三个学科的学者各自独立地固守着自己的领地,而拒斥其他学科的趋势。所以,现代学人不应再纠缠于恢复经学传统诠释《论语》,而是将文学层面、史学层面、哲学层面视为逻辑递进式关系,进一步推动《论语》诠释的现代发展。     

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三则商榷

《论语.为政》“父母唯其疾之忧”之“其”历来有指父母和指儿女两种说法,该文认为,“其”指父母,符合原意,而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的翻译“其”指儿女;《论语.卫灵公》“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求”解为责求,于义为长,而《论语译注》把“求”解释为“要求”,有不准确之嫌;《论语.八佾》:“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之“易”与“奢”对文义近,是“盛”(盛大)的意思,而《论语译注》解为“仪文周到”,既缺乏根据,又不妥当。     

东晋《论语》注的多元化特色

从儒家经传诠释的层面上看,东晋《论语》注的多元化可说是魏晋经学乃至东晋论语学的最显著特色。这不仅表现在玄、儒、佛这三大思想流派,都在东晋《论语》注文中有所体现,东晋时期的《论语》注家,尤其是玄、儒两家,都借助义解而阐发自己的主张、见解,发挥注者自己所认定的经文文本“义理”;而且在《论语》注内部,义理之学、训诂之学并存,建康经学与吴地经学交相震荡,从而更催生了东晋《论语》注的更多小派别。东晋《论语》注多元化特色的出现,有其主、客观原因。     

论焦竑《论语》诠释的特色

作为泰州后学,在《论语》诠释过程中,焦竑承继阳明心性学说,既得其学术真谛,又拔新领异,多有创见。他不仅主张心性道合一、心性本空,而且提出了以“知性”“复性”为内涵的“尽心至命之学”,成为心学思潮的领军人物。焦竑不仅引用佛道学者之语,而且引用佛教教义、道家思想,以期通过《论语》的解读,实现三者的融合。适应考据学兴起的潮流,在解读《论语》时,焦竑也十分重视对《论语》中名物典制的考订,其中既有对前人的承袭,也有推陈出新。     

学术史视野下的六朝论语学

论语学是中国古代学术史特别是经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观论语学发展史,六朝是论语学的成型和成熟时期。完成于该时期的何晏的《论语集解》、王弼的《论语释疑》、郭象的《论语体略》和皇侃的《论语义疏》等,形成了论语学研究史的第一个高峰。六朝论语学不仅在诠释手法上,而且在思想方法上,都呈现出有别于两汉学者的新创。具体表现为:阐释方法的新变;《论语》被放大;孔子被拔高;论语学真正进入学术层面。     

王弼的玄学《论语》诠释及其本体诠释意蕴

王弼的《论语释疑》是其带着调和儒道的魏晋"先见"对儒家经典文本《论语》做出的一种玄学化的理解和诠释。这种玄学《论语》诠释主要不是着眼于对《论语》文本本身的释读和理解,而是假借诠释《论语》来注解和说明其为调和儒道而"发明"的举本统末的玄学观念和方法。从其《论语》诠释中确立的举本统末的基本观念和方法来看,王弼玄学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儒道两家的"和解"。不仅如此,在诠释《论语》的过程中,王弼以"无"释"道"、以"自然"为礼乐孝悌之本所实现的本体论建构和运用,也使其玄学《论语》诠释本身具有了本体诠释的重要意蕴。其中体现的"六经注我"的诠释特点及其本体诠释意蕴,对宋明理学诠释学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论魏晋《论语》学的言说范式

《论语》学发展至魏晋时期出现了《论语集解》、《论语释疑》、《论语体略》、《论语义疏》等一系列重要成果,并逐渐地建构出得意忘言、辨名析理等独特的解释学方法范式。在援三玄解经的过程中,儒道合同成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论语》学言说走向。而开启以本体论视域解释儒家经典,以人生哲学替代宇宙哲学的解释学致思,触发中国早期语言哲学向纵深的发展,则是魏晋《论语》学的又一学术贡献。     

郑玄礼学的延伸——敦煌吐鲁番出土写本《论语郑氏注》研究

通过对吐鲁番地区出土《论语》郑注残卷内容的分析可知,郑玄《论语》注具有尊用《周礼》、参用《仪礼》、《礼记》的学术特点。《论语》郑注是郑玄礼学的延伸,对研究郑玄的经学有重要意义。     

试论"三苏"蜀学的思想特征

本文论述了以苏洵、苏轼、苏辙为代表的“三苏蜀学”的基本思想内涵,并通过对《东坡易传》的分析阐述了蜀学的几个基本特点。     

寻找灯绳的旅途——论苏童的散文

苏童散文所使用的语言材料,主要有童年、世态、关于写作本身三个方面.苏童以散文的形式最大程度地满足了他的倾诉欲和呈现欲,调动了他全部的材料和情感,全方位地描绘出了他自己的心灵史.他一定会凭借天才的灵感和勤奋,洞悉生活和世界的真谛,寻找到进入艺术殿堂的那根灯绳.     

苏轼与江苏

苏轼一生足迹遍及天涯海角,尤其对吴越之地情有独钟,晚年更北归病卒于常州.纵览苏轼的宦游所及,在江苏各地都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与不少政坛名宿、文苑新锐、方外人士皆有诗词唱和,表达了作者丰富的内心情感,构成了苏轼文学世界中独具魅力的篇章.     

俗赋在中国古代戏曲中的遗存

俗赋是一种面向观众表演的说唱形式.由于俗赋至唐五代不再流传,加上作为案头阅读赋体的发达,又由于打油诗的发展,致使俗赋在中国古代戏曲中并不多见.作为供读者案头阅读的赋体,也时而被运用到古代戏曲中来,以致造成俗赋与其混淆而被人们忽略.在写人、绘景、拟声、状物上,古代戏曲中还有词话等说唱形式;叙事主要由戏曲中的宾白与唱词所构成的情节来担任,而作为叙事为特点的俗赋在戏曲中只是穿插片断,对剧情的推动作用也不大,这些因素无疑影响了俗赋在古代戏曲中的运用.     

苏曼殊诗歌的现代特征

在中西文化大碰撞的背景下 ,本文对苏曼殊诗歌所体现的革命激情与个性主义、独立人格与污浊现实、炽热爱情与佛门戒律之间的冲突及其引发的灵魂深处的痛苦做了真实的展现 ,并由此论及了苏曼殊诗歌所具有的现代特征     

论苏诗的尚趣

苏轼论诗“以奇趣为宗” ,体现于其诗歌创作 ,形成了“长于趣”的艺术特色。苏轼尝言“出新语”、“寄妙理”当可产生“趣”。苏诗的尚趣可分为“理趣”、“奇趣”、“禅趣”、“谐趣”四个要点。     

苏童的意象主义写作

苏童打破了20世纪主宰中国文坛的启蒙主义文学语式关于时间的叙述图式,他对时间的非线性认识,对事物轮换、人事反复的体验,使他更能深入中国人的性与命的深处,挖掘那具有民族史志色彩的人性蕴含。苏童在语言上突破了启蒙语式以逻辑为中心的叙述构架,使用一种更加接近汉语言传统、更加适合汉语言特征的意象性语言,形成了意象主义写作风格。“五四”一代作家用白话代替文言,对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作出了惊天动地的革新,使中国文学获得了一次新生。但是,中国文学白话化以后,一直没能解决其语言平白如水、缺乏沉厚隽永的深层韵味的问题。苏童以他独特的语言才华,从中国古代文学中汲取养料,创造了独特的意象主义文学图式,应引起当代文学界的重视和肯定。     

苏轼的民本法律思想

在儒家教义为主、兼采佛道学说的哲学观、历史观、政治观的支配之下,在贴近百姓生产生活的为政历练之中,苏轼形成了具有强烈民本精神的法律思想。苏轼的民本法律思想主要从以人情为本的立法论、以民生为本的执法论、以民意为本的谏议论和以人道为本的刑罚论诸方面展开,并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苏轼民本法律思想既有时代的针对性,也有一定的超越性,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瑰宝,对当代法治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苏轼的人生智慧

苏轼一生几经贬逐,饱受磨难,终不得大用.但他无论处顺处逆,都能保持坦然的快乐的心境,获得一种审美人生,又显示了他非凡的人生智慧.他的深刻的自省意识,他的辩证思维、理性精神,他对事物的达观和幽默以及他的审美心胸,都是他人生智慧的构成因素.     

论苏轼的辞赋创作

苏轼作为杰出的赋家 ,其赋内容上包蕴着积极进取的精神、关心国计民生的理念 ,顺应自然、旷达开朗的襟怀 ,务实合理的生存状态和生命追求等 ,以及美景、真情、妙理的和谐融合、小中寓大的自然物象、神思妙想的奇幻境界等审美品格和特色 ,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