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前中期武官“文教化”现象初探

随着明代"文武兼才"国家教育制度的推行及"偃武兴文"社会风气的兴起,明初武职的文化教育活动业已发展,至明中叶呈蓬勃之势。自勋贵到千百户的各级武臣及其子弟迅速摆脱短文少礼的尴尬处境,与此同时,具备高级文化素养的武官亦不断涌现,武职的"文教化"成为显著的社会现象。明中叶以降"以文统武"机制形成,进一步刺激武职文教进程,武臣们积极参与举荐、武举甚至科举,谋求家族的多元化发展,并努力渐染文雅,通过融入士大夫文化圈来维护自身社会地位。在这一过程中,明代武职世袭禁锢有所松动,而武官群体身份认同的矛盾与多元化倾向渐趋明显。     

公务人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正>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是监控公共权力者财产状况的重要措施,也是保持社会正常经济秩序、金融秩序的一项重要制度。中国社科院"政治发展比较研究课题组"以多年的国别研究和比较研究工作为基础,选取具有一定典型性的15个国家,其中既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包括处于工业化腐败高发期的发展中国家,还有所谓"转型国家",如俄罗斯等,对他们的公务人员财产申报与公     

人学视域下的社会保障理念及制度设计

社会保障的核心价值理念是保障人的最基本的权利,同时社会保障的最直接的目标是要保证社会公正.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社会保障的制度设计应充分体现人的主体性地位以及保障人的主体性地位的实现.我国的社会保障经历了一个从"由上至下"到国家与社会有机互动结合的历程,这一历程也是公民的主体性地位逐步得以实现的过程.在今后的社会发展进程中,社会保障应该在凸显人的主体性与社会和谐理念的前提下,形成一张涵盖纵向与横向相互交错的立体之网.     

信托法律制度比较研究——以信托受益人的权利性质为视角

从信托制度产生的历史背景看,信托源于英国历史上的用益方式。为保护受益人的权益,法官在衡平法上承认了受益人的权利,使信托法律关系形成对同一财产的双重所有权。但从学理上看,这种双重所有权与传统民法系的完全物权存在冲突,这也使像中国这样的大陆法系国家形成了独特的信托制度。信托受益人有获得信托财产利益的权利,而中国法律规定受益人的权利具有债权性质,与英美法上的"衡平法的所有权"不同,债权性质的受益请求权不能完全保护受益人的利益。因此,应当赋予信托受益人对信托财产的权利以物权性质。为保持现有立法统一并符合民事权利理论的一般原理,还应当通过完善信托登记制度来实现受益人请求权的排他性以保障受益人的权益,且这也符合信托制度的原本含义和目的。     

公物法中的物、财产、产权——从德法公物法之客体差异谈起

德国公物法以"物"为基础范畴,法国公产法则以"产"为核心概念.两国公物法在客体观念上存在诸多差异,亦各有短长.我国公物法应当在借鉴他国经验的基础上建立适合国情之体系.这个体系既需要确立"公物"这样的有客观依据的基础概念;也需要与具有制度依据的"财产"概念契合,从而为公物保护与利用提供切实保障;还需要关注产权问题,防止在公物领域出现"反公共产权悲剧".     

透过"橱窗"看到的福利国家--一个基于瑞典的案例分析

瑞典福利国家制度的显著特征是覆盖面广、设计项目多、保障水平高,注重"公平"胜于注重"效率"。20世纪70年代后,这一制度的实施出现了财政危机,然而更深层次的危机,则是高福利所要求的高税率对人们工作积极性和国际竞争力的打击。因此使之成为改革的重点。瑞典改革案例给予中国重要启示:建设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必然选择,这既是政府的责任,也是人民的企盼;但制度设计要避免重蹈瑞典福利国家制度"过度"福利供给的覆辙。     

关于晚明竞奢风气的一点看法

晚明是一个竞奢时代,其竞奢之风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并与晚明商品化生产发展相始终。明代奢靡之风肇始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商品经济的发展、财富的增加与"乡里人民"经济状况的改善,给人民的生活享受提供了条件,明代社会风气随之发生变化。从成化到正德的数十年间,是明朝士大夫们最感优异的时代,无论是政治生活还是物质与文化生活都十分惬意,随之社会生活中奢靡之风逐渐兴起并发展起来。其实明朝中叶以后,人们不断批评奢靡,但几乎所有人又都在享受奢靡,似乎批评奢靡成为一种不可少的程式,而并非一定要去改变这种现象。这也是晚明奢靡风气不可改变的重要原因。     

法治化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框架选择

走向法治社会，建设法治国家，除了启蒙和倡导法治观念外，更应注重法治制度层面的建设。制度文明制约着社会主体的精神文明，而制度体系的每一社会制度，无不是对社会关系根本层面或某一具体层面的规范化、法治化，所以，社会的制度体系建设以法治为其价值，从而表现为法治化制度建设。唯有法治化制度文明作为精神文明之框架选择，才能保障精神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与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     

论泰州学派人物的出位之思

明代中叶产生的泰州学派在很多方面对传统儒学有所突破。作为平民思想家王艮没有一般士大夫在言行上的禁忌,不惮于作出位之思。泰州学派的后学秉承了这一传统,为明代中后期的思想解放打开一条通道。泰州学派的出位之思表现在以匹夫而存尧舜君民之心,热衷于建立宗族和学术共同体的社会试验,光大“处则为天下万世师”的师道自任精神,显示了他们普遍的宁为狂狷、不为乡愿的狂者胸次。在向知识界和士大夫阶层的扩展的过程中,泰州学派的出位之思出现一些变化,派内人物与官场的关系由融洽、疏离到冲突,平民色彩也渐趋淡化,启蒙的重点由平民变成了精英。出现上述变化的社会原因是明代中期以后社会矛盾激化“,道”与“身”由契合走向对立,而启蒙思想在士大夫中的传播也必然导致平民色彩的淡化。这是泰州学派学术发展的内在悖论。此外,泰州学派人物社会地位的分化也是重要原因。     

城乡医疗保障制度一体化研究

公平和正义是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的核心理念,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保障制度能否充分和真正发挥作用的重要衡量因素。在新医改背景下,"人人公平享有健康保障"成为医疗保障制度建设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目标,而推动城乡医疗保障制度一体化,进而实现三项医保制度整合衔接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下一步要重点完善社会医疗保障制度的运行环境;努力保障流动参保人员的就医权益,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整合经办资源,强化管理体制统一化;确定合理的筹资补偿机制,强化财政补贴机制。     

明清时期江河盗贼的基本来源探析

明中叶以后,依赖水运的长短途商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社会经济呈现出繁荣景象,江河盗贼伴随着商人经商、官员往来于途、试子应试乃至百姓日常流动而滋生,而官府长期延续的"重陆轻水"的社会管理模式使江河水域长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已经设置的管理机构往往亦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以水为生活场域的渔船户、江河沿岸的居民、沿河地区的捕役和汛兵、漕户盐丁以及各类窝主均可能成为这一时期江河盗贼的基本来源,程度不同地对明清社会经济秩序构成威胁。     

明代告示传播机制与舆论功能

明代官方告示的生成过程、传播路径和制度规定已趋完善。一方面,明代告示经由皇帝、中央部院、地方政府以至乡村、城镇、边关的相互传递,实现了传达政令、宣扬规范、示警戒谕、纯化风气之目的,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国家对地方社会的有效管控;另一方面,明代民众对于官方告示遵从、抗拒、批判、赞誉等舆论反响,充分彰显了民意民愿对权力意志、官方舆论的调适和干预能力,而官方对于民众反响的诸般回应,则进一步催生了明代国家与社会、官方与民众复杂多变、多元互动之关系。     

民事法律援助中的政府责任——中美比较的视角

中美两国政府在民事法律援助中都承担一定责任,但又存在本质的不同。价值理念上,由于社会客观条件,以及政府与社会相互妥协,美国政府对民事法律援助的责任担当秉持了缓和社会矛盾的慈善理念,民事法律援助被政府视作社会事务;而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要求,以及社会参与的历史基础之缺乏,使我国政府对民事法律援助的责任担当秉持了保障公民权利的责任理念。制度设计上,社会事务的定性使美国政府在民事法律援助中既需要承担一定责任,又要受到社会和其他因素的制约;而基于政府责任的理念,我国政府主导了法律援助制度的构建,因而在制度设计上保证了责任内容的广泛和责任担当的充分。实际效果上,美国两党政府对民事法律援助的认识分歧造成了政府责任担当的动荡起伏;而我国政府在民事法律援助中的责任担当较少受到社会和其他因素的制约,所以表现出稳定发展的态势。我国民事法律援助既应巩固和加强政府责任,也应鼓励和推动社会参与。     

明代士大夫对商税征收的认识

关于关市设立缘起,明代士大夫大都重申其本在除奸御暴,限制垄断,非为专事盘剥,渔利虐民。然后世国用渐增,商税实有济匮佐急之助,因而在重视农业的前提下,征商又被视作减轻农民负担、调节本末关系以均平赋役的一种手段。为保障商众生计和满足财政税收,明代士大夫还主张商民无分,对之一视同仁,均予施惠。他们批评病商苛政,提倡爱养民力,廉正奉公,并建议加强榷政监管,以期实现官商共利。明代士大夫的榷税思想在对传统的继承中亦有发展,他们顺应商业繁荣的时潮,赋予通货鬻财以"足国裕民"、"富国利物"的新意涵,其所阐释的"厚农资商"、"农商交重"、"国商两利"、"工商皆本"等理念,不仅表达出对农业与商业、国家与商人之间关系的进一步思考,也预示了农商二者在当时社会体制内尚有充分的活动空间并可同国家达成共生并荣的广阔前景。     

责任保险人参与赔偿模式的路径选择

抗辩与和解控制模式,虽可以控制被保险人的道德风险,保障保险人利益,却不免"异化"为保险人通过保险合同不当干预被保险人的手段,严重损害被保险人乃至第三人利益。而抗辩与和解义务模式,在美国保险公司具备了较为完善的法律服务团队、法官衡平裁判的环境下尚有困境,面对制度移植中的立法成本及"同质性"规则下保费的提高,对我国责任保险制度而言显然并不适合;台湾地区"保险人参与权"模式既避免了被保险人因"被代理"抗辩与和解而产生的利益冲突,开通了保险人"参与"之路径,消除"遥控"的弊端,又明确了保险人滥用参与权之后果,完全可以借鉴,并进一步做体系化的设计,形成我国责任保险人参与模式的路径。     

韩国女性福利政策的变化

从广义上说 ,女性福利指女性与男性一样 ,从国家或社会同等地获得作为人的尊严和幸福生活的权利 ,以使女性在健康、财产、幸福等诸多方面达到满意的状态。同时 ,它的定义是改善现存父权制的价值观和基于这种价值观的法律以及其他社会制度等 ,还包括为实现满意状态而付出的所有努力过程。从狭义上说 ,女性福利是为女性考虑的社会福利 ,也就是为保障每一位女性都能够幸福生活而再分配资源的努力 ,实际上这种女性福利是随着国家和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至 2 0世纪 70年代 ,韩国女性的社会福利主要以沦落的女性、未婚母亲、就业女性等需要保护的…     

构建中国行为保全制度的思考

民事保全制度是以保障判决执行为直接目的的体系性子程序,它的意义在于保障法院裁判的执行以及在纠纷解决前及时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按照保全的客体来划分,民事保全制度可以分为财产保全和行为保全两种类型。许多法制比较健全的国家和地区行为保全和财产保全是处于同位阶的。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中没有行为保全制度的相关规定,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实践中的民事纠纷愈加错综复杂,已远远超出了财产保全力所能及的范围。目前在民事诉讼法修改的大讨论中,大多数学者对在新的民事诉讼法中建立行为保全制度达成了共识。江伟教授带领的"民事诉讼法典的修订与完善"课题组所提出的专家建议稿,已将行为保全作为一项独立的保全制度。但民事诉讼理论界对如何界定行为保全的内容及具体构建等问题仍存在诸多争议。因此,笔者试图通过分析我国的立法现状,借鉴国外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制度,思考构建我国的行为保全制度。通过建立系统的行为保全制度,使其与财产保全制度相配合,弥补通常诉讼救济的滞后性,在不同的诉讼阶段为当事人提供不同性质的救济,及时保护权利,有效解决纠纷,实现民事诉讼目的。     

儒学精神旨趣与阳明心学的兴起

阳明心学取代程朱理学而在明代中叶的兴起,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的、社会的原因,也有经济的原因。对此,学者们已作了多角度的讨论。本文但求立己,不欲破人,只想从儒学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之角度,在上述的解释之外增加一个理解的层面。文章认为,从阳明心学的中心命题如“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来观察,阳明心学的兴起,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而儒学精神之内在理路和隐藏的兴趣之刺激与推动无疑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多元权利基础、公权力权威与良法之治

推进中国法治进程 ,并不仅仅是法律制度的简单植入或法律体系的建构 ,也不仅仅是“依法治理”对秩序的促动 ,而关键在于重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即大力推进市民社会自主性 ,以多元社会权利来平衡和制约国家权力 ,缩减国家权力职能和建立其合法性权威 ,并弘扬正义法精神以实现良法之治。只有这样 ,以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为核心取向的法治秩序才能最终确立起来。     

李贽的自然人性论美学思想

李贽在中国美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以自然之为美"的命题,他用"自然"概念指涉人的天然心性,这就把人的天然心性的问题带进了美学的领域,使其美学思想带有了强烈的自然人性论色彩。这一命题中的"自然"概念包含了童心、私心、匹夫之本心和个性等内涵,以其本真性、功利性、平民性、个体性而成为值得崇尚和激赏的美。它们荡涤了以往王阳明心学赋予这一概念的过于浓厚的伦理道德色彩,体现了泰州学派的思想革新,显示了明中叶以后资本主义萌芽所带来的整个时代精神风貌的深刻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