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儒家礼乐制度类文献考述

礼乐文化包括经典诠释、礼乐制度的讨论与制作、礼教与礼俗等多层面的内容。由于礼乐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它随历史呈现出变动且富有生机的面貌。其中礼乐制度的讨论与制作形成了数量可观的礼乐制度史类文献，《仪礼》《周礼》《礼记》这三种经典则是这类文献的引证来源。这类文献主要包括正史礼乐志、律历志、舆服志、郊祀志及仪注、政书类文献。汉魏六朝的这类文献，由于时代久远基本已亡佚。根据正史志书与目录书所载书目，可略窥其将经典用于礼乐实践，及由经典与历史现实发生冲突所产生的继承与演变状况。     

《洪范》《吕刑》文献来源问题新论——兼论早期口述“声媒”文献

现传今文《尚书》“周书”部分的《洪范》《吕刑》两篇,都有远早于西周初年的久远渊源。《洪范》是殷商遗民箕子据其所记诵口述给武王的一篇文献,故春秋时期,人们既可称其为“周书”,也可称其为“商书”。《洪范》的早期流传,采用的是口耳传授方式,其原始文本具有突出的诗歌韵文特征,因此一直到春秋战国时期,人们仍可称其为“诗”。其文字写本的最初出现,应在西周初年箕子口述给武王之后。《吕刑》的作者不会是周穆王,其主体部分“王曰”之王,应指某位古老帝王。从所述史事看,《吕刑》的最初产生时代甚至要早于殷商,与夏代的“禹刑”有密切的关系。与《洪范》一样,《吕刑》也有突出的诗体韵文痕迹。在文字写本出现之前,这两篇文献应都经历过很长时期的口述流传过程,一直以“声音”为媒介存世,由早期的乐官群体保存并传授。口述“声媒”文献易于记诵的文体特征,对于判断先秦文献的时代早晚及其史料价值,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出土文献与孔子文学史地位的重构

近年来,考古发现的新出土文献为孔子文学思想研究提供了新材料、新思路、新方法,对研究孔子文学思想的内容、体系和历史定位都将产生重要影响.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对孔子文学思想的认识,使之呈现出独立性和系统化的特征,既能与其"礼乐"思想相衔接,也成为中国文学思想在春秋时代已渐趋自觉的标志.     

论先秦语类文献形态的演变及其文体意义

先秦时期的语类文献是在重言、记言传统的背景之下形成的."语"在性质上主要表现为它载录的是"善言";从文体形态方面来说,上古语类文献主要包含格言体、对话体、事语体这些类型.由于这些文体形式是历时性生成的,这就意味着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大体而言.先秦语类文献形态主要是沿着两条路向演进的:一是格言体内部的散见之"言"向结集之"言"的转变,一是对话体向事语体的演变.     

利用口述历史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则与方法

近年来,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两个概念,几乎同时进入国人的视野,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进步与文明发展的重要产物之一,理应成为历史学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历史学一个分支的口述历史不仅不能缺位,而且应该发挥其得天独厚的学科优势,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保护、传承和研究中有所作为."口述历史"侧重的也是人的语言叙述.它是通过对历史事件的亲历、亲见、亲闻者的访谈,记录采集丰富的、鲜活的、客观的史料.它与传统史学所习用的文献档案、传记日记、笔记杂考、方志家谱、报刊杂志等等资料相比,有着其独特的学术价值.另外,由于运用口述史料的悠久传统和口述史学灵活多样的研究领域和方法,使它很快被多个学科接纳.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就是人类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作为研究对象还是学科建设,口述历史的介入是其应有之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濒危性需要口述史的抢救性保护.与一般史学不同的是,口述史主要关注现实性的问题,现当代的历史事件参与者和当事人是口述史的重要载体.从某种程度上讲,人在史存,人无史亡.口述史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抓紧时间抢救那些"活态"史料,或补文献史料之不足,或独辟蹊径自成一体.     

清华简《书》类文献文本组合的三种形态

清华简《书》类文献是战国时期楚地《书》文本汇编。《书》在先秦时期流传过程中呈现出多种文本组合形态。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与《尹至》《尹诰》等三篇的编联是"以类相合"的"类合型"组合形态;清华简《傅说之命》上、中、下三篇是"以人聚合"的"聚合型"组合形态;清华简《金縢》是"以事缀合"的"缀合型"组合形态,来源于三篇原始《书》类文献的重新缀合拼接。"以三为数"是以上三种文本组合形态的共同特征,也是春秋战国时期文本组合的惯用之数。从"类合""聚合"到"缀合"的文本组合方式揭示了先秦古文献编辑整理的演进过程和客观规律,即通过对文本的重新整合实现其内涵的融会贯通、主题的凝练深化和寓意的提炼升华,这是先秦"立言"与"立德"观念在文献编纂过程中的体现,也是编《书》以"昭法式"的《书》教实践。清华简《书》类文献的三种文本组合形态反映出楚地《书》的编选者具有明确的政教主旨意识,并对战国以降的文本编辑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现代新儒家对《乐记》的美学诠释——以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为中心

<乐记>是中国儒家美学最早的理论文献之一,以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为代表的第二代现代新儒家对其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牟宗三认为,它是一种完美的宇宙论.唐君毅认为,它在本质上表现了一种陶养性情的礼乐之道.徐复观则认为,它代表了儒家兼具美善的礼乐之教.三位学者不同思路的诠释对现当代儒家美学的研究有重要的启发,因为其揭示出了<乐记>作为儒家美学生命原点的两个根本内涵:礼乐既是形而上之道,又是形而下的现实世界之伦理价值的体现;礼乐是情感、心灵、精神的安顿之地.     

论《山海经》的文献特质——从上古“图书”传统出发的再考察

图画是远古时期传递知识与观念的重要手段,随着文字出现,图、文结合形成中国上古"图书"传统。《山海经》因《山海图》成书,它上承商周青铜彝器图画,是"图书"传统中重要一环。作为一部先秦时期记录"怪物"之书,《山海经》所记多是描述这些"怪物"的样貌特征以及如何祭祀、趋避。本文从《山海经》所载内容入手探讨其"怪物"之书的本质,由之论定其"图书"特征,从时间的纵向维度、空间的横向维度并结合民族学田野调查,重新厘定《山海经》文献特质,即《山海经》是一部图文结合由先秦巫觋掌握的"图画"文献。     

《诗经》"引语式句法套语"探析

<诗经>的早期创作形式是口述文学,"套语"是<诗经>口述创作时期的基本形式,"引语式句法套语"则是<诗经>早期创作所遵循的"套语"形式之一.<诗经>的"引语式句法套语"共表现为八种形式,在早期创作时,<诗经>口述歌诗的创作,既有对这八种形式模式上的遵循,又有相互的灵活运用,表现了中国诗歌创作由口述文学向书面文学过渡的特征.     

礼乐传统的现代转化途径

我国改革的渐近性、过渡性特征与我国礼乐文化传统影响下形成的行动思维有密切关系。若说西方抽象本体论的思维是企图在事物现象后面确定一个固定不变的本质,那么礼乐传统则是把一切都融进象征性的身体行为过程。礼乐文化有强烈的"小传统"性质,在作为国家体制的"礼崩乐坏"之际,"礼失求诸野"乡土社会却保留了较完整形态。它在农村改革中起到了重要的社会资源作用。当今,我国正在走向法治之路,但是礼俗不是与之完全对立的,礼治与法治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可以实现统一。关键是进行积极的改造与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