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民间善堂组织的历史嬗变

潮汕民间善堂组织广泛兴起于清末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的时期,其大规模建立是绅商阶层以民间信仰为依托联合民众进行自救的结果。民国时期,潮汕民间善堂开始向农村地区辐射并向东南亚华人社会传播,其分布范围更广、组织规模更大、开展的慈善活动也更加丰富多样。新中国成立以后潮汕民间善堂曾一度停办。改革开放以来,在本地民众及海外华侨的推动下,这些慈善组织陆续恢复并逐渐向现代社团组织转型。     

清代至民国高平碑刻中民间信仰组织研究——以关帝会为中心的考察

民间信仰组织是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维度,也是历来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问题。山西省高平市保存数量众多的关帝庙,其中的碑刻资料也印证了各历史时期地方民间信仰组织的兴盛。梳理现存清代至民国高平地区关帝庙碑刻中涉及关帝会的记载,可以清晰地了解关帝会具有普遍性和延续性的组织结构、活动方式、特定功能和性质。关帝会所具有的这些特征,与村社有鲜明的不同之处。在系统的探究之下,将会对传统社会民间信仰组织问题和民间信仰宗教属性的认知方面有进一步提升和拓展。     

两汉史研究的新成果——《汉代民间信仰与地方政治研究》读后

民间信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探索和研究乡村民众思想意识的基点,也是俗文化的核心。民间信仰是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悠久的文化传承。民间信仰与地方政治之间也存在非常密切的互动关系。对民间信仰与地方政治的正确把握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古代的乡村社会。然而,对于民间信仰与地方政治的关系问题学界尚无系统成果。最近,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贾艳红教授的研究成果《汉代民间信仰与地方政治研究》,首次对汉代民间信仰与地方政治的关系作了系统论述,有不少新的创获和突破。该书共三十九万字,分为八章。概括起来看,全书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论互联网时代中国民间慈善组织公信力的重构与功能释放

民间慈善组织作为慈善事业的重要组织者和参与者,在转型期的中国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成为国家慈善事业的一大主体。然而,中国慈善组织总体公信力低下的现状也使民间慈善组织的发展困难重重。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给我国民间慈善组织的发展带来了新契机。合理利用互联网,形成社会公众与民间慈善组织的良性互动,对于促进民间慈善组织的发展具有现实意义。为此,一方面应以社会公众为载体,通过加强网络营销、培养网络意见领袖、改变慈善文化“低位”现象,以推动慈善观念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应以民间慈善组织为载体,通过鼓励网络公共议程的形成,促进慈善信息的公开透明,以提升慈善活动的价值。     

北洋政府时期北京的贫民救助——以京师警察厅的衣食施救为例

京师警察厅是北洋政府时期北京城的官方治安管理机构,但其除了基本的治安警务工作以外,还广泛参与慈善救助工作。与传统的帝王时代不同,中华民国成立后,北京城的慈善救助活动几乎全部由政府接管,其中,大部分的慈善救助机构由京师警察厅负责。京师警察厅作为北京城最重要的官方救助机构,负责在寒冬给贫困民众发放棉衣、热粥,帮助其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在贫民救助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保漕与祈雨: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的龙神信仰

龙神信仰历史悠久,在中国古代民间信仰中占有重要地位。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是龙神信仰极为盛行的地区,频发的水旱灾害是导致龙神信仰盛行的主要原因。龙神庙宇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官方修建的龙王庙,另一类是民间自发修建的龙王庙。龙神信仰对运河本身和明清国家而言,其功能更多体现为治水与保漕;对地方官员和民众而言,则主要是为了祈雨和教化。由信仰活动而衍生出的众多仪式和传说,在促进信仰广泛传播的同时,也在凝聚人心、强化地域认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时代变迁,运河区域特殊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导致传统的龙神信仰发生了新变化,也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色。     

民国道院暨世界红卍字会的慈善医疗活动探析——以山东省为例

道院暨世界红刑字会是民国时期源起于山东济南的新兴民间宗教慈善组织,世界红卍字会凭借出色的社会慈善事业赢得广泛的社会影响。山东各地道院暨红卍字会将慈善医疗活动作为永久慈善事业之一,在民国战事、灾荒纷扰的社会情势下开展了积极的慈善医疗救助,减轻了民众疾苦,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亦为当今社会和谐稳定地发展提供了借鉴。     

论潮汕文化背景下的民间慈善心理——以2013年潮汕“8·17洪灾”民间救助为例

以2013年潮汕"8·17洪灾"民间救助为例,分析了潮汕文化背景下潮汕民间慈善心理主要表现为慈善认识、慈善情感和慈善行为三方面,分别为:乐善好施的价值认同、"胶己人"情义催化亲社会行为、从善如流的灵活作为。在此基础上从人的道德发展和文化更新两个维度做了进一步的反思,旨在优化民间慈善心理,提升民间慈善素养,促进民间慈善事业在新的文化背景下更好发展。     

神意与民意—明清江南地方宗教中裹挟的社会意识与民众选择

明清两代江南地区的地方宗教因为受到政治稳定、经济增长、士绅权利不断增加等因素的影响而蓬勃发展,虽然发展的过程受到了来自国家层面的管理与束缚,但是地方社会还是充分发挥了其能动作用,这种能动主要表现在民间信仰中的社会意识与民众选择的方面,是一种来自基层社会的自我选择性和自主性的凸显;同时,能动也表现在被民众心态影响过的地方宗教对于乡里生活的反作用当中。由此性质而生发的民间信仰对于江南市镇发展、居民生活方式、社会公众事务处理,甚至是地方政治体系的运行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当代中国民间信仰的历史演变与依存逻辑

当代中国的民间信仰经受了被阻挠、查禁,甚至被取缔的命运,伴随着改革的持续推进和社会的转型,民间信仰又有了很大的复苏,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和极大的社会适应性.然而.民间信仰并非国家法定的宗教信仰,其生存状态仍然时常受到挤压,地方政府对其管理也具有较强的随意性,有时还将其视为封建迷信活动予以打击和取缔.在这种社会政策环境下,民间信仰继续获得较快的发展与较大的生存空间,这与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农村民众的精神需求以及民间精英分子积极寻求民间信仰发展的合法性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