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活儒学”与“生活的儒学”

最近韩国成均馆大学国际学术会议的主题"生活儒教"实际上就是"生活儒学"。"生活儒学"是由中国学者提出的:大陆以黄玉顺的"生活儒学"为代表,台湾以龚鹏程的"生活的儒学"为代表。"生活的儒学"主张将既有的儒学运用到当代生活中去,但会带来严重的问题:既有的传统儒学由形上学和形下学两个层级构成,其形下学的帝国伦理政治哲学是原教旨主义的,而其形上学的心性论人性论则是先验论的,都不适用于现代社会生活。因此,"生活儒学"主张超越传统帝国儒学的"形上→形下"架构,揭示更为本源的"生活存在"观念,在这种"大本大源"上重建儒家的形上学、形下学,从而有效地解决现代社会问题。     

自由何以可能?——从“生活儒学”到“自由儒学”

解决传统儒学与现代自由之间的冲突是"打通传统与现代"的关键所在,而解决这一问题势必需要儒家从学理上回应现代自由问题,也即建构一种儒家的自由理论。"自由儒学"正是基于这一需求而提出的理论构想。这一构想得益于黄玉顺先生"生活儒学"的启发。"生活儒学"提出了"生活即是自由"的命题,并且展开为生活的本源结构——"在生活并且去生活":"在生活"意味着生活(存在)给出主体,此即本源自由(自由的本源);"去生活"意味着主体改变生活,此即主体自由(形上自由、形下自由)。这对儒家自由理论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自由儒学"作为在此启示下的一种理论尝试,就是以当下生活为自由之渊源(本源自由),重建儒家的形上自由(良知自由)和形下自由(政治自由)。     

后新儒学的“公民儒学”建构及其问题——与生活儒学的“中国正义论”比较

儒家正义论的当代重建是儒家哲学现代转型进程中一个值得关注的学术热点,其中极具代表性的理论形态是林安梧所建构的"公民儒学"与黄玉顺所建构的"中国正义论"。就"公民儒学"来说,尽管其对于儒学现代转型而言具有方向性的指引效应,但其本身的内容架构却有待贯通与深化。与"中国正义论"相比较,"公民儒学"存在着诸多内在缺失:首先,混淆了制度规范与正义原则的区别,导致二者关系发生错位,即"以礼为义";其次,这种错位关系的根源在于后新儒学"外王—内圣"的思维架构的不彻底,"内圣"与"外王"的"逆转"未能真正实现对现代新儒学理论困境的超越;最后,"公民儒学"本身的证成陷入了"公民伦理"与"公民社会"的循环论证。"公民儒学"所存在的这些缺失意味着,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立足于现代生活方式的"公民儒学"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思考与推进。     

情感观念比较:生活儒学与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

情感观念在黄玉顺构建的生活儒学和斯洛特构建的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中均占有重要的地位,但由于二者探讨情感观念的视域不同,因此生活儒学中的仁爱观念、恻隐观念和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中的关怀观念、移情观念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分歧。这些分歧进一步影响了两位学者对情感与认知、情感与社会正义之间关系的不同认识。撇开具体的分歧,一方面,生活儒学的本源情感观念可以为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奠基;另一方面,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对情感观念的精致探讨也可以为生活儒学的伦理学建构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     

中国正义论的重建——生活儒学的制度伦理学思考

这是以儒学与基督教间文明对话为内容的第二次笔谈。霍普金斯先生指出,从儒家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中可以提炼出三种值得学习的类型,即和平、富足、和谐。何光沪先生指出,"普世价值"是全人类共同的理念,最基本或最低层次的普世价值是"和平、公平、诚信、友善",中间层次即精神层次的普世价值是"自由、平等、人权、正义",最高层次即宇宙层次的普世价值是"天下一家、众生平等、万物一体、敬天爱人"。崔英辰先生认为,"从近代向脱近代"这一时代转换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多元主义等都渗透着对宗教的认识,这需要从根本上反思西方基督教神学排他性的真理观,并探索新的宗教观。黄玉顺先生倡导"生活儒学"和"中国正义论"。中国正义论的理论结构是:仁爱→利益→良知→正义→理性→制度→和谐,核心内容是通过对"义"的诠释,提出两条正义原则:(1)正当性原则(公正性准则、公平性准则);(2)适宜性原则(时宜性准则、地宜性准则)。     

复归生活重建儒学--儒学与现象学比较研究纲领

本文通过儒学与现象学的比较研究,在当代思想前沿的观念上,提出复归生活,重建儒学.儒学包含着三个观念层级作为存在本身的生活本身;关于形而上存在者的儒家形而上学;关于形而下存在者的儒家形而下学.在儒家看来,生活本身首先显现为仁爱情感本身.儒学的重建意味着首先回归生活感悟这个大本大源,这是历时地回归轴心时期乃至前轴心期的原始儒学,而实质上则是共时地回归我们当下的生活本身;然后在这样的源头活水上重建儒家形而上学、形而下学.     

方东美“新儒学”思想研究——以形上学为中心

在中、西哲学比较中,方东美致力于阐发古代哲学形上学思想,揭示了中国哲学特有的生命观念、机体观念、价值观念。他始终突出儒学在中国哲学发展中的范导作用。通过凝练儒家形上学的两大特色、三大原则和四大要义,以及重建生命的形上学,他为中国哲学之转型寻获了理想路径。他虽非"新儒家",却是"新儒学"的推动者,其研究对重新审视儒学的问题意识与现代转化,具有重要的启示。     

儒学与生活:民族性与现代性问题——作为儒学复兴的一种探索的生活儒学

当前儒学复兴运动的缘由,乃是当代中国寻求自己的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的必然结果。因此,必须既要反对自由主义西化派的无视民族性的倾向,也要反对儒家原教旨主义的无视现代性的倾向。儒学复兴的进路,在哲学上主要在于儒学与现象学的比较,在这种平等对话中寻求一种当代共通的思想视域。生活儒学的构想作为儒学复兴的一种尝试,就是在存在本身、亦即生活本身的大本大源上,建构儒家思想的当代形态:重建儒家形而上学、形而下学。     

杜维明论“内在超越”与儒学的宗教性

作为第三代新儒家的"领军人物",杜维明先生着重于对儒学"内在超越"特质与宗教性精神的抉发,他从儒学宗教性之前提、内在超越与儒学宗教性之表现、"掘井及泉"的内在超越之路三方面对该问题进行了深刻的阐述.杜维明对于儒学宗教性的论述,一方面深化了对传统儒家的认识理解,另一方面又找到与西方资源进行沟通对话的渠道.     

儒家的契约观念——基于“自由儒学”的解读

现代契约观念与现代自由的发展密切相关,因此儒家需要在回应现代自由问题过程中,对契约观念作出相应的阐释。根据汉语"契约"一词的基本涵义,可以表明儒家的契约观念具有自愿协议、责权对等的一般特质。对此,从政治哲学的层面看,契约观念作为证成自由的工具性观念,是为现实地维护社会主体的价值。"自由儒学"认为,这种关系不仅存在于西方社会,而且也贯穿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同时契约观念与自由观念一样,总是随着社会主体的转变而转变;不过,儒家契约观念始终保持着契约的一般特质,这是因为其背后依据着"诚—义—知—信"的儒学原理,揭示这一原理可以从学理上启发儒家现代契约理论的发展。     

复调儒学:从古典儒学到现代性儒学的复杂演进

儒学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的历史演变紧密勾连在一起,因此注定儒学不可能是单纯的心性儒学或政治儒学.不论就传统儒学还是现代儒学的结构来讲,儒学都一直是众声喧哗、兼综政治与教化的复调儒学.这就使儒学显现出完备性学说的特质.在复调儒学的复杂演进中,传统儒学与现代性儒学构成儒学两个总体结构.在传统儒学的纵向延伸中,从周易、孔子到王弼、宋明理学到晚清经学构成其主要结构面;在现代儒学的横向展开中,应对人心秩序与社会政治秩序挑战的民族精神、民主建构和普世主义等论题,成为儒学的核心论题.两者相互扣合,构成系统解析儒学的总体进路.     

生活儒学:当代儒学开展的基本方向

19世纪后期以来,儒学的命运便受到了儒学研究者们的强烈而普遍的关注,并且先后提出了风格各异的拯救儒学的主张。然而,即便是以新儒学研究为契机而兴起的、至今仍极有热度的当代儒学研究,对儒学开展方向问题似乎也没有切实的应答和解决,以至儒学的实际生存状况仍然被描述为“游魂”。为此,本刊约请南京大学李承贵教授等知名学者撰写了一组关于儒学在当代应如何开展的文章,以飨读者,并希望引起更广泛更深入的讨论。     

价值儒学:基于新理学的新儒学——陈来先生儒学思想述评

1980年代以来,陈来先生积极参与了文化儒学的现实实践活动,他认为在多元现代化世界,儒学应积极发挥其价值理性的优势,借鉴汉唐儒学的发展经验,关注社会的现实问题和人们的精神生活;他在人权、伦理、生态、全球化等问题上基于儒家思想所作出的思考,如仁体和用、道德的生态观、道德的政治学、多元普遍性价值等思想体现了当代大陆儒学的生命力,有力推动了儒学和中华文化的新生,为社会现实问题的解决贡献了基于儒学价值的思想和智慧。     

儒教与中国政治

中国自古就有儒教的概念,按照现代学术的划分标准,其中既包括具有宗教性的"宗法性伦理宗教",也包括哲学性的"儒学"。在官方文化系统中,宗法性伦理宗教发挥了政治统治和政治管理两方面的功能,成为历代政府政治合理性的主要依据。而儒家的哲学思想,则成为历代政府制定宗教管理政策的指导原则。正确解读儒教的超验性,是理解中国古代政教关系的关键。     

儒学的后问题意识

随着一个世界性的社会转型,即笼统意义上而言的由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的转型,人们的生活方式、观念模式、意识形态特征、政治构成形态、地形学观感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甚至社会目标本身也处于重新认识与不断调整之中.多元主义、差异政治、日常生活景观成为社会主要特征,与之相应,儒学也面临着诸多后问题,时代对其适应性及价值面向提出了新的要求.     

儒学的特质与儒学的现代存在方式探求

儒学的现代存在方式之所以会成为一个问题,其内在根源就在于儒学的特质.儒学的特质就表现为"哲学、政治、宗教的三合一",或者"为学"、"为政"和"教化"的三合一.而儒学的现代存在方式的思考和探求,应该以拆解和超越儒学的特质,应该以"让哲学的归哲学、让政治的归政治、让宗教的归宗教"为前提和基础.从这一前提和基础出发,在儒学的现代存在方式的探求中,最为牵动我们神经的问题,就是作为一种"宗教"的儒学应该而又能够如何存续和发展.而在政教分离的意义上,儒教要想作为一种"宗教"而获得其现实的存在方式,它还需要使自身更为"宗教化".     

儒学的理论转向:现代平民儒学的建构

在传统社会里,儒学不仅是士大夫安身立命的学问,而且是平民追求人生意义的依据。平民将儒学的义理价值转化为生活日用,构成平民儒学。这一点在明代中晚期的泰州学派那里得到了全面展示。而在当代中国,社会成员从传统的"四民"到社会主义公民的身份转变,儒学赖以生存的土壤已经发生变化。因此,构建现代平民儒学就成为一项紧迫的理论任务。究其实质而言,现代平民儒学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野下儒学理论转向的产物。     

孔子仁学中的“他人”

由于孔子是在具体的社会关系当中来展开自己的仁学理论,仁学就必然会直接讨论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仁学可以被看作是一门人己之间的学问。孔子对于自我的否定,实际上是为了给他人留出足够的空间,以便我能更好地接纳他人,保证他人在被接纳的过程中不被自我所裁剪。而孔子对于自我的强调,是要敦促人们勇敢地承担起对于他人的责任,因为为他人承担责任既是不可推卸的天命,也是我们无法偿清的债务。     

儒家精神与现代文明

从第一期新儒学 ,即宋明理学 ,到当代新儒学 ,人们都试图整合义利关系。先秦儒家认为义利对立 ,西方的功利主义文化与东方儒学的性理名教不能同日而语 ,但是 ,“亚洲价值论”在新加坡的彰显 ,以及日本的“东方儒家资本主义”的业绩 ,使新儒家又生以东方文化拯救世界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