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活儒学”与“生活的儒学”

最近韩国成均馆大学国际学术会议的主题"生活儒教"实际上就是"生活儒学"。"生活儒学"是由中国学者提出的:大陆以黄玉顺的"生活儒学"为代表,台湾以龚鹏程的"生活的儒学"为代表。"生活的儒学"主张将既有的儒学运用到当代生活中去,但会带来严重的问题:既有的传统儒学由形上学和形下学两个层级构成,其形下学的帝国伦理政治哲学是原教旨主义的,而其形上学的心性论人性论则是先验论的,都不适用于现代社会生活。因此,"生活儒学"主张超越传统帝国儒学的"形上→形下"架构,揭示更为本源的"生活存在"观念,在这种"大本大源"上重建儒家的形上学、形下学,从而有效地解决现代社会问题。     

自由何以可能?——从“生活儒学”到“自由儒学”

解决传统儒学与现代自由之间的冲突是"打通传统与现代"的关键所在,而解决这一问题势必需要儒家从学理上回应现代自由问题,也即建构一种儒家的自由理论。"自由儒学"正是基于这一需求而提出的理论构想。这一构想得益于黄玉顺先生"生活儒学"的启发。"生活儒学"提出了"生活即是自由"的命题,并且展开为生活的本源结构——"在生活并且去生活":"在生活"意味着生活(存在)给出主体,此即本源自由(自由的本源);"去生活"意味着主体改变生活,此即主体自由(形上自由、形下自由)。这对儒家自由理论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自由儒学"作为在此启示下的一种理论尝试,就是以当下生活为自由之渊源(本源自由),重建儒家的形上自由(良知自由)和形下自由(政治自由)。     

生活儒学的“新礼教”蕴涵——中国正义论的“情义伦理”思想

"生活儒学"思想体系是现代中国哲学"情理学派"的理论集大成形态,是现代中国哲学、儒家哲学的最新形态。"生活儒学"实际是给出了"人是情理的存在"这样一个存在论层级的哲学命题,而其具体的"中国正义论"则是在形而下的维度建构了儒学现代"情义伦理"形态。由此,整个生活儒学思想体系实际是为建构儒家"新礼教"指明了方向,即在现代性生活方式的基础上重新"缘情制礼",让儒学源于生活,归于生活。     

后新儒学的“公民儒学”建构及其问题——与生活儒学的“中国正义论”比较

儒家正义论的当代重建是儒家哲学现代转型进程中一个值得关注的学术热点,其中极具代表性的理论形态是林安梧所建构的"公民儒学"与黄玉顺所建构的"中国正义论"。就"公民儒学"来说,尽管其对于儒学现代转型而言具有方向性的指引效应,但其本身的内容架构却有待贯通与深化。与"中国正义论"相比较,"公民儒学"存在着诸多内在缺失:首先,混淆了制度规范与正义原则的区别,导致二者关系发生错位,即"以礼为义";其次,这种错位关系的根源在于后新儒学"外王—内圣"的思维架构的不彻底,"内圣"与"外王"的"逆转"未能真正实现对现代新儒学理论困境的超越;最后,"公民儒学"本身的证成陷入了"公民伦理"与"公民社会"的循环论证。"公民儒学"所存在的这些缺失意味着,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立足于现代生活方式的"公民儒学"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思考与推进。     

论儒学与哲学的关系——对任文利先生批评的回应

仅仅以"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区别为出发点的思想方式,未能进入前哲学、前形而上学的"生活-存在"的思想视域."生活儒学"首先回归作为大本大源的生活、存在,因为只有在这种本源上,才能解释"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对立是何以可能的.在这种本源上,"生活儒学"不仅重建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而且重建作为形而下学的知识论、伦理学.     

儒学与生活:民族性与现代性问题——作为儒学复兴的一种探索的生活儒学

当前儒学复兴运动的缘由,乃是当代中国寻求自己的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的必然结果。因此,必须既要反对自由主义西化派的无视民族性的倾向,也要反对儒家原教旨主义的无视现代性的倾向。儒学复兴的进路,在哲学上主要在于儒学与现象学的比较,在这种平等对话中寻求一种当代共通的思想视域。生活儒学的构想作为儒学复兴的一种尝试,就是在存在本身、亦即生活本身的大本大源上,建构儒家思想的当代形态:重建儒家形而上学、形而下学。     

“角色”意识:《易传》之“定位”观念与正义问题——角色伦理学与生活儒学比较

"角色伦理学"与"生活儒学"及其伦理层级上的"中国正义论"之间颇有相通之处,但也存在着重大差异。一个人的"角色"是由其所居之"位"规定的,因此,可以从儒家《易传》"位"或"定位"观念来切入这个问题:1、"正位"并且"当位"指的是恪守既定的位置及其角色,这是行为正义问题,角色伦理学与生活儒学对此都有基本的确认;2、"得位"指的是获得一种新的位,即对原有之位置与角色的超越,角色伦理学与生活儒学对此的理解有所不同;3、"设位"指的是对社会角色秩序本身的设置或重置,这是制度正义问题,角色伦理学未触及这个问题,而生活儒学则通过中国正义论的重建来探索这个问题。     

场有哲学与现代新儒学

本文探讨“场有哲学”是否受牟宗三哲学、方东美哲学的影响。之所以要作这方面的探讨 ,不但是因为在自己的著作中唐氏对牟氏有所商榷或批评而对方氏一再称引 ,而且是因为我认为唐氏对牟氏的批评和对方氏的认可 ,恰好揭示了中国哲学之现代发展所体现的一个根本性的路向 ,即由实体主义走向非实体主义。唐氏对牟氏的批评 ,从根本立场上讲 ,就是非实体主义对实体主义的批评。而他对方氏的认可 ,是没有顾及方氏哲学本体论的实体主义性质 ,而仅仅看中了方氏哲学中“机体主义”性质的内容     

当代儒学的五种形态

在当代中国儒学史上,内容不同、特点各异的开展儒学的形态已然形成,主要包括:宗教儒学、政治儒学、哲学儒学、伦理儒学、生活儒学。这五种儒学形态的形成,不仅有其深厚的理论意蕴,更有其深刻的实践意蕴。它们既是对中国现代性价值资源的探寻,也是对儒家思想的自觉性调适,因而其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儒学普遍主义的追求,而是一种在思想逻辑与历史逻辑张力之间对儒学的创新、对生命的安顿、对民族的铸魂之伟大实践。     

第五阶段儒学的发展与新新儒学的定位

儒学发展的五个阶段 ,首先是儒学发展的原初阶段 ,第二阶段为从古典儒学到汉代儒学 ,第三阶段为宋明新儒家 ,清代可视为儒学发展的第四阶段 ,第五阶段为当代新儒家。第五阶段中新新儒学的兴起在面对当代新儒家的盲点与弊执而进行再启蒙并回归原点再出发。此有两重点 :重点之一在掌握自我以掌握宇宙本体 ,掌握宇宙本体以掌握自我 ;重点之二在掌握天人一体的整体以面对现实 ,以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后现代主义与儒学的对话

后现代主义对儒学表现出亲和的态度。两者在关于和谐的观念、关于伦理型社会理想、关于反理性主义等方面存在着相似与相契之处,但同时又存在差异。儒学要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谋得新的发展,必须从三方面作出努力。     

"和而不同"与"天下"观——儒家对话自由主义的生命社会观

自由主义生命观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饱受诟病,以原子态个体存在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社会观,难以良好地处理个体与他人、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儒家的社会观思想具有与现代生命进行有效对话的可能性,一定程度上有效地解决了自由主义面临的困境.其中,"和而不同"的生命观不但对异质生命具有巨大包容性,而且具有刚健守正的固本精神和生生不息的创造精神;"天下"观立足于个体的超越性,在组织上给予生命以多层性和系统性的依存感.     

儒学基督教对话:两种文化语境下的恩德观

恩德观在中西方民族中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概念。儒学倡导的知恩图报、感恩戴德等观念就蕴涵了这一传统文化精神。基督教所说的恩德,即上帝泽被苍生的恩爱之情,它具体表现为对人类的拯救和仁慈。从实质上讲,中西方恩德观强调的是施恩者与受恩者之间的伦理、宗教关系。就此而言,虽然儒学基督教两者承载的文化蕴意大相径庭,但却分享着人类面临的一些共同母题及思想前件。正是基于文化间相向而行的不同路径,才使得儒基之间的对话与融合、区分与碰撞成为可能。     

法儒道三家人生哲学比较研究

法家学说以人性恶为理论前提,主张任法治世,故视其为"恶人学说";儒家学说则以人性本善为基,强调道德仁义,着意于为平常生活中的平常之人建造和谐生活的秩序,故视其为"常人学说";道家学说则主张用自然无为之道教化民众、经营人生,超越而远识,故视其为"圣人学说"。三家人生哲学当互涵统摄,兼取并用,方是人类长治久安之道。     

生活儒学:当代儒学开展的基本方向

19世纪后期以来,儒学的命运便受到了儒学研究者们的强烈而普遍的关注,并且先后提出了风格各异的拯救儒学的主张。然而,即便是以新儒学研究为契机而兴起的、至今仍极有热度的当代儒学研究,对儒学开展方向问题似乎也没有切实的应答和解决,以至儒学的实际生存状况仍然被描述为“游魂”。为此,本刊约请南京大学李承贵教授等知名学者撰写了一组关于儒学在当代应如何开展的文章,以飨读者,并希望引起更广泛更深入的讨论。     

1963—1964年间的中法建交谈判——中法建交述略（三）

1963年至196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政府,进行了多轮建交谈判。中方认为,建交的前提是法国政府与台湾断交,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法方出于历史、现实的诸多考虑,希望“无条件建交”。中方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适当照顾法方感受,双方正式建交,这是中国独立自主外交的伟大胜利,这也是戴高乐主义的一个重大成就。     

儒学与宗教对话:以“儒家基督徒”为视角

"儒家基督徒"特指明末清初以来服膺、实践儒家存在方式并认信基督为终极信仰的知识性个体."儒家基督徒"具有其合理性存在的思想资源和儒学与基督教历史性对话的历史经验.关于"儒家基督徒"的论说为儒学与基督教对话提供了有趣而艰难的视角.     

明清之际儒学与基督教的人生哲学对话

明清之际儒学与基督教的人生哲学对话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一是如何看待基督教的灵魂不灭说和上帝赏善罚恶说;二是人的真正的家园是在天上还是在人间;三是人是否应该“面对死亡而生存”.基督教经院哲学从灵魂不灭论出发,告诉人们家在天上,教人做“天上人”;儒家哲学则告诉人们家就在现世,教人做“人上人”.由于这一分歧与现实人生密切相关,这就使这场人生哲学对话格外具有震撼心灵的魅力,并对明清之际中国哲人的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     

外儒内道--中国传统处世智慧

儒学和道家学说在人生态度上所体现出来的基本特征截然不同.儒家的基本特征是刚健进取、积极入世;而道家的基本特征则是遁世退隐、消极出世.两家的人生态度各有得失.在中国传统社会,两家并非完全隔绝,毫不相干,而是彼此交融,表里相辅.在实际的人生道路上,儒家居于中国文化的显层,道家则处于中国文化的深层,多数时候隐而不显,但却渗透到思想文化的方方面面.外儒内道是中国古代士人中最常见的一种人生态度.这种人生态度在现代社会有很强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