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社会中的神童与神童观念

史籍对神童这一群体的书写与记录,是探察揭示中国古代社会早慧儿童面相的重要维度。与以往朝代相比,明代的神童仍旧承袭了官方认定与培养传统;不同的是,明代社会文化场域中的神童观念藉由资料的留存,有了更为清晰多样的面貌,以神童苏福为例,他的形象在地方社会和周遭舆论的建构中,已经成为地方文化体系的要素指标,发挥教化功能;时人对神童寿夭、贵贱、贤愚的品评论证、猜测想象亦可作为明代社会文化寻异猎奇的一种表征;这一时期,神童以及通过标榜神童传达的教育理念,乃至价值观,通过童蒙教材的传播,更为广泛地影响着普通孩童的生活世界;最后,回归神童本身,从早年被冠之以神童之名的士人的儿时回忆中,可以看到先天的资质要与良好的家庭教育与后天的勤奋努力相结合,才是其成功成才的必备条件,对于子弟的教育,他们同样提倡早教并积极付诸心力加以督导。     

论明代的"京徭"之役

"京徭"一词是清人对于明代地方运解两京财物徭役的一种集称.作为明代的钱粮解运之役,该役的实施很大程度上填补了官方运力的不足.然而,作为明代的长解重役,京徭除高额的解运成本外,其负担更多地体现在运解各环节的种种陋规使费,而由此形成的京徭役困成为影响明代基层社会稳定的长期问题.从长时段来看,明代京徭因国家应役环境的变迁呈现两种演变趋势:一是承役户等由富民向中下民户下移;二是承役形式由役户独充发展成以朋充、贴役等为代表的一役多户.与此同时,京徭负担过重和沿途使费的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国家钱粮调度的官运改革和徭役的货币化进程.     

地方精英与慈善事业：近代天津的个案研究

近代天津作为北方重要的工商业城市,既居住着占有大量社会财富的富有者,同时也吸引了周围地区频遭水旱灾害困扰的灾民和流民,社会救济和慈善事业成为沟通二者的桥梁,也成为缓和社会矛盾的润滑剂。天津地方精英出于传播和实践儒家思想、保家产、树立社会公众形象和积德行善等方面因素的考虑,往往非常热心地方公益善事。通过举办慈善事业,如施粥、施衣、施水、施药、育婴、救孤、养老、助残、救生、治病、恤嫠、施棺掩骼、种牛痘等,既获得了官方的认可,得到了官方称颂,又在民众中塑造了自己或家族的形象,换取了符号资本,稳定了社会秩序,保全了家产,同时,也通过积德行善,自己获得了心理满足,效果显而易见。更为重要的是,地方精英通过参与地方悬善事业,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获得了主动权,间接地参与到国家事务的管理中,在某种程度上向民主国家前进了一步。     

从明代淫祠之禁看儒臣、皇权与民间社会

按照明代的宗教管理体制,并非所有不在国家祀典的民间信仰一概被视为淫祠。但地方官在实际的行政中往往过激,将祀典以外的神明和祭祀一概视为淫祠。明代的官方制度和禁毁淫祠活动非日常化的运动特征,都为民间信仰的存在留有空间。同时,明代国家祀典是一个开放发展的体系,不时将有影响的民间信仰纳入,扩大了该信仰在民间的影响。由于明代的国家既非依据民众的合意也非依据儒学的原理而成立,因此,代表国家意志的儒臣既要禁毁民间的淫祠,也要限制皇权的淫祀,但效力有限。     

自媒体传播对县域舆论影响分析

县域环境作为舆论形成的典型环境,其舆论的形成遵循一般性规律,但也有其特殊性。本文通过对两个自媒体信息传播事件的考察表明,县域对官方自媒体运营和个人自媒体的管理还存在许多问题。县域政府有关部门除了加强自身官方自媒体的建设和运营之外,还应重视地方民间和个人自媒体,对之进行规范管理,并在重视自媒体发展的同时,加强对个人自媒体的培训和教育。     

明代诣阙上诉与国家政治研究

明代民众诣阙上诉蔚为风潮,诉访事宜广涉政治、经济、社会等。其中,民众控告官员罪行、乞留清官胥吏、揭露地方败政等诣阙上诉行为多能得到明廷允准,并根据上诉事宜,因事制宜、规范程序,惩治贪官、以示警戒,受理陈诉、除弊兴利,转送推诿、不予受理。诣阙上诉体现了明人追求申诉权、公正权的自觉意识与执着精神,蕴含着一定的权利意识和民主观念。虽然明代诣阙上诉存在诸多局限,但仍是明廷了解舆情、洞察民意、肃清吏治、监控社会的重要途径。     

从碑刻看明代官方“阴阳学”机构

以广东省潮州市饶平县保存的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明仁爱邑侯永定阴阳生僧巫省役德政碑》为引,结合历史文献,探讨官方"阴阳学"始于元代的阴阳教学和管理机构,发展至明代,更成为一个多功能的地方性官方机构,主官方阴阳学教学和管理之职,兼司钦天监之责,及组织官方的祭祀仪式。而碑文中"阴阳学"的人员包括有职官训术、阴阳生、阴阳僧、巫等,文献记载这些都必须是通阴阳、懂术数之人,其中职官和阴阳生多为世业子弟传承的,而职官的荐举是严格的,阴阳生更是明代世袭阴阳户籍中的力役,所以,明代"阴阳学"是官方掌控属邑阴阳人士的主要机构。因此,该碑文为研究明代"阴阳学"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试论群体事件舆情管理理念变革与创新

正确认知维稳与维权的关系既是破解国内政治舆论生态的重要前提,也是提高群体事件舆情管理能力的根本基础。由于受传统观念的束缚,有些地方政府舆情管理仍然沿用着一种权力维稳的固有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民众的维权舆论表达诉求,致使政府维稳与民众维权走向对抗,这不仅违背了政府舆情管理的基本原则,而且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产生了负面影响。因此,科学认识和妥善处理维稳与维权的关系,把舆情管理纳入法治轨道,这既是创新地方政府群体事件舆情管理理念的重要基点,也是提高地方政府舆情管理能力的必然要求。     

传统时代江南的中层社会与乡村控制

在传统时代的江南地区 ,以地主、富户、乡绅、基层官宦等构成的中层社会是区域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 ,但他们自身积聚财富和重构政治、经济影响力时 ,往往为儒家伦理所责备 ,尤其是在国家和民众都处危难时期 ,这种类似自身“保富”的行为将受到更多的谴责。本文以中层社会为考察中心 ,对其在传统时代来自各个层面的社会反应与正面影响 ,以及他们对于国家稳定、乡村控制所作的贡献 ,都进行了一定的剖析 ,指出 ,无论在传统时代还是在现代社会 ,发展中层社会都极利于地方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稳定。     

族类标签与王朝拓边：明代中后期川西北地区的社会分类和国家治理

聚焦明代川西北地区以族类标签为标识的社会分类,是考察王朝拓边进程的关键视角。15世纪时,明廷秉持羁縻导向的边关方略,对流行于川西北非汉社会的“大小”“牛羊”等二元族类标签之内涵缺乏了解。15世纪后期到16世纪前期,明廷尝试重新诠释川西北非汉社会语境中的“黑—白”族类标签,但因国家力量渗透边地的程度有限,“黑—白”标签的本地意涵与明廷定义在一定时期内共存。16世纪中后期,明廷的边地知识与地方社会实态之间存在明显张力,在王朝国家发动军事行动整饬边地秩序后,“番—羌”族类标签逐步成为向化程度深浅的代名词。明代川西北诸种族类标签的内涵演化是“中心—外缘”互动在社会分类层面微观而鲜活的呈现。     

明朝治理边疆思想的时代特征

明朝的治理边疆思想既有对以往封建王朝治边思想的继承,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取代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元朝之后,边疆局势与其他王朝有许多不同之处,治理边疆理念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明朝统治者不仅从“天命论”的角度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而且提出“华夷一家”的理论,这是对元朝“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标志着民族融合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层次,中华整体观念已深入人心,同时也为清朝的治理边疆思想奠定了基础。     

实践概念内涵的人学意义探析

人们对实践概念内涵的理解通常是来自传统哲学教科书的定义,哲学史上各派哲学家对实践的解释仅限于道德领域和认识论领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对实践概念的内涵作一全新、整体的理解,把实践概念内涵和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联系起来,把实践理解为人类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总体性活动。     

资源枯竭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支持

我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资源型城市的资源枯竭包括物理意义和经济意义两种方式.在判定资源枯竭的类型以后,应在政策上区别对待处于不同发展时期的资源型城市,着力解决接续产业的选择与发展问题.应根据不同城市的特点,进行分类研究,科学地判定并实施不同的转型策略,发展不同的接续产业.     

居民消费信贷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个人住房贷款是居民中长期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内容.贷款利率水平、通胀率水平、房价水平与中长期居民消费性贷款水平进行的协整检验与Granger因果分析表明:信贷利率是影响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因素,而通货膨胀率上升刺激消费信贷的作用仅仅是相对较为明显,房产价格尽管对消费性信贷具有相关性,但是这种影响是微乎其微的;银行贷款利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消费性信贷增长之间的影响存在着较为复杂的互动关系.实施"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鼓励合理发展消费信贷;完善住房公积金、建立住宅储蓄银行制度等内容有助于提升宏观信贷调整政策效果.     

农村土地的政治学

当前中国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土地冲突,一是在城郊和沿海发达地区围绕土地征收而发生的土地冲突,二是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为农地权益归属而发生的冲突.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冲突,也服从完全不同的两种土地政治学.而就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之间的冲突而言,在取消农业税前后也有很大的差异.只有深入了解农村土地冲突的不同类型及不同时期的划分,了解农民土地权利意识的变迁,才能真正理解围绕农村土地冲突的群体性事件的不同性质.     

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之重述

法的本质是法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对法的本质的界定,又必须从人性、一般性、渐进性三个方面来进行。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认为,法是阶级意志与国家意志的统一,它体现了法本质中最为核心的内容。然而,意志本身必须受到制约,这包括两个方面:理性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内在因素,而物质生活条件则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外在因素,由此来保证法的合理性。     

从边缘到中心:明清实录对东北历史观察视角的转换

从应用统计和比较方法的角度来看,明清两代实录对东北历史记载存在很大的差异。由于修纂主体和观察视角的不同,《明实录》和《清实录》对东北历史的记录和反映出现了从远视到近观,从模糊到清晰,从笼统到具体的差异和转换。贯穿起来看,东北历史及其地位在明清两代的《实录》里,呈现出从边缘到中心的演变过程,原先朝贡的边夷成了中原的统治者,本来缺乏记载的明朝边缘转而成为清朝发祥的中心终获大书特书。     

中国政府的管理规则系统

完善的政府管理规则系统是政府管理自身的基本工具之一.中国政府管理的规则系统包括正式规则系统和非正式规则系统两个方面.前者主要包括与政府管理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党内法规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领导力量,虽然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主要在法律和行政系统规则规定的框架内运行,但中国共产党的规则对政府尤其是政府中的党员领导干部起着约束作用.非正式规则可分为与正式规则相客和与正式规则相悖两种:与正式规则相悖的规则又称"潜规则",它是非正式规则系统中产生负面作用的一方;有些非正式规则也能发挥正面作用,如有时能提高执政效率,弥补正式规则的不足等.当代社会是法治社会,正式规则应该作为政府管理的主要行为规范,以保证公共行政的公开、公平和公正,但非正式规则也在无形之中发挥着引导和制约的作用.在制度设计的过程中应该把那些符合公众利益的有积极作用的非正式规则上升为正式规则,并且限制非正式规则负面作用的发挥.     

重视培植企业年金有效营运的制度环境

当前我国企业年金热的背后,存在着若干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尤其是存在明显的将企业年金简单化、短期化和技术化的误区。国外企业年金发展中值得认真吸取的一个教训是,一些国家明显低估了企业年金计划的复杂性和职工的高度敏感性。即便是在规范的市场环境和习惯于遵循规则与法制     

论组织生活价值冲突的正义管理

组织生活在根本上具有价值性质,对组织生活的管理是一种价值实践过程.价值冲突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它内在于各种价值相互作用的整体运动的过程之中.管理价值冲突的原则是一种正义原则,针对的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实质关系.正义地管理组织生活的各种价值冲突,是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所有的价值冲突都存在着对组织整体发展的一般关系,都涉及所有价值主体的共同本质要求,因而存在着管理所有价值冲突的普遍正义原则.价值冲突的性质类型不尽相同,这决定了管理它们的具体正义原则也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