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G时代互联网平台治理的现状、热点与体系构建

5G环境下,互联网平台已经成为推动数字经济与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平台化、开放化则是未来我国社会、经济环境发展的大方向。借助技术发展趋势和政策回应路线,本文认为"平台化"改变了原有企业结构,平台型企业具有结构扁平化、网络外部性和准公共物品属性。我国平台治理的热点聚焦于"反垄断治理""内容安全治理""算法及数据治理""用户权益保护"四个部分。短期来看,多部门联合调查、协同指导平台企业将会成为行业治理的主要手段。长期来看,平台治理仍须与时俱进,明确各主体权责边界,制定相应法律法规,发挥数字治理优势,优化治理结构,探索不同类型平台的具体治理策略,建设良好的平台生态。     

基于互联网的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信息工具视角

食品安全是社会公共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受到政府和社会公众的关注。面对食品安全风险的复杂性,事后监管为主的治理模式屡屡失效,监管机构在食品安全风险信息的获取和发布方面面临很大挑战。互联网作为现代信息技术的集大成者,为食品安全风险的多方协同共治提供了良好平台,治理信息工具在互联网中可以更高效地发挥作用。依托互联网,通过多元参与、风险交流和风险预警可以提升食品安全风险的管控水平,促进各方关于食品安全风险认知共识的达成。基于互联网的食品安全风险治理需要公众树立参与治理的责任意识,政府应树立开放治理和云端治理思维,同时加强对互联网本身的治理。     

中国与全球互联网技术治理

互联网技术治理是以美国为中心的、由一个不断发展的私营部门主导的、"多利益攸关方"的治理制度。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各国已经逐渐认识到互联网的意义,并开始谋求在全球互联网治理中更重要的角色。随着中国重塑全球治理能力的增长和日益崛起的力量,中国在全球互联网治理领域的参与越来越重要,其倡导的治理模式已经对当今美国主导的、自由的全球互联网治理模式形成挑战。北京主张用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机制来取代现存的"多利益攸关方"全球互联网治理机制。本文介绍了"多利益攸关方"和全球互联网技术治理制度,描述了中国参与全球互联网技术治理中的核心组织,讨论了北京政策的动力机制及其问题。     

从社会组织形态看互联网平台治理

平台化是互联网发展的重大趋势,对企业商业模式、社会关系与政府对互联网的治理模式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传统法律模式在对互联网平台规制中存在明显不适,从监管义务到侵权责任都无法进行合理分配。设计互联网平台治理规范并不能依赖现有法律规则,而应该在继承现有法律规范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充分观察互联网平台对社会组织形态变革产生的重大影响,根据互联网形式下出现的新型社会关系针对性地创造出互联网平台治理的有效规则,使得从使用者、平台、第三方和政府在内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责任共担,建构平台治理的良性生态     

当代中国数字治理:主题、动态与发展趋向

基于国内数字治理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与可视化分析,揭示当前数字治理研究的四重分布、内容结构及发展趋势。数字治理不是信息技术与政府机构的简单嫁接,而首先是治理哲学与治理理念的对接与融合,最终形成治理哲学、体制、机制与技术的统一复合体。数字治理平台构成电子政务的高级形态,使政府机构边界成为渗透、交互和循环的能量交往层,从而以低成本-高灵活性实现整体政府的协同治理。数字治理平台并不局限于政府部门间信息共联共享,而且吸纳互联网企业与第三方平台,形成数字治理云平台。互联网企业所储备的数字人才可基于“数字政府雇员制”通过数字通道进入公共场域,以提升公共管理过程的信息分析能力与科学决策能力。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

随着当今世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加重,以往被寄予克服全球化风险、维护社会稳定发展期望的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治理失灵的窘境。在当前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中,治理主体层面的治理权分配存在合理性争议,治理机制层面的平台代表性、合法性、决策力存在缺陷,治理议题层面的应用层议题日益复杂,使得全球互联网治理难以实现提升全人类福祉的治理初衷。中国提出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认为,互联网空间中的各类行为体理应成为发展、安全、责任、利益共同体。该理念回应了互联网治理领域的现实困境,并指明互联网环境下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蕴含了丰富的理论内涵与实践价值。在该理念关照下,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实践应从以下方面进行：在治理主体方面不断提升国家政府参与治理的权重,在治理机制方面进一步拓展对话协商的平台与方式,在治理议题方面修正特定议题的治理理念并拓展议题范围,从而促进全球互联网空间的可持续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数字乡村建设

当前我国农村已摆脱了绝对贫困,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乡村的全面振兴,基于互联网大数据平台的数字乡村将成为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数字乡村对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有效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业全要素生成率提升,推动农村现代化转型,提升农村治理的智能化,破解乡村振兴难题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通过政策体系引导,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契机,深刻把握乡村振兴与数字化治理的内在机理,充分发挥互联网大数据平台在乡村治理与发展过程中的功能和作用,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共建共享新格局,是数字乡村建设助推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     

欧美数字治理合作的影响因素及前景分析

拜登政府上台前后,美国和欧盟的智库、机构表达了加强数字合作的意愿,甚至提出需要形成对抗中国技术发展和应用模式的数字联盟,欧美就此发布了相关声明。基于此,本文分析了欧美数字治理及其合作的影响因素、现状和前景。地缘政治、利益基础与价值理念是影响欧美数字治理及其合作的重要因素,既具有推动合作的一面,也存在阻碍合作的力量。目前欧洲与美国在数据治理、人工智能治理、数字基础设施及相关技术政策、平台治理、数字服务税政策等方面有相同之处,也有差异,既存在合作的机制和空间,也面临进一步合作的障碍。相较而言,双方合作的动力和空间更大,未来可能通过多种途径、多种平台共同谋取数字治理领导权。基于此,中国需要做好应对:加强与欧洲国家的合作,扩大共同利益;根据欧美数字治理实践,完善中国数字治理规范;加强数字治理的增信释疑和制度协调;进一步发展数字技术,不断扩大国内外市场,与相关国家加强合作,形成一定程度的抗衡效应。     

互联网平台分级监管的法理逻辑与路径完善——基于欧盟《数字服务法》的比较观察

数字经济时代,包容审慎监管成为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体现着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具体到互联网平台监管领域,包容审慎理念所体现的比例原则内涵,要求立法者在具体监管模式的选择上,充分考虑不同互联网平台间的差异并区分配置合理的义务体系。在比较法视野下,欧盟《数字服务法》创造性依平台用户规模差异,配置梯度式平台义务和监管责任体系,实现风险防范目标下比例原则的精细制度安排。比较而言,我国平台分级监管初现雏形,实体与程序规定设置对平台监管目标实现仍存在距离,强分类分级监管理念与弱治理规范设计的格局尚未打破。从算法透明与数据报送两个方面课以超大型平台额外的勤勉义务,并在具体制度设计中完善相关实体与程序规定,有利于处理好平台经济发展与政府有力监管的关系,实现政府监管与平台自我监管的良好互动。     

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区域差异与政策治理

中国“数字鸿沟”日趋缩小,是东、中、西部地区内省际间差距的不断缩小的结果;区域知识发展水平、经济生活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对互联网发展区域差异的解释力最强,信息基础设施的影响也较显著。我们认为,政府应重点推进中西部贫困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优化教育环境与人才环境,提高企业电子商务应用程度,给予针对性的政策扶持,进而有效治理“数字鸿沟”难题,全面推进中国互联网均衡协调发展。      

世界信息社会峰会和全球互联网治理论坛十年回顾与未来展望

本文旨在介绍联合国发起并倡导的世界信息社会峰会的核心理念和互联网治理论坛的中心议题,梳理全球信息社会过去十年的发展趋势及面临的挑战,分析互联网治理论坛十年来的议题演变、新增话题和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2016年是世界信息社会峰会完成第一个10年目标,开启下一个10年的第一年。本文借此机会综述十年来全球信息社会和互联网治理过程中出现的比较重要的国际法律文书及其主要精神和成果,并佐以国际政策界常用的数据来源和相关指数为中国的信息社会建设和互联网治理提供一定的政策和学术参考。本文仅阐述作者个人认知和观点,不代表所服务机构的任何观点和立场。     

2017年互联网治理展望:国家统治结构与多利益相关方网络?(摘译)

<正>成为2016年数字世界头条新闻的两个事件,很可能将构建出2017年的互联网治理议程。2016年10月1日,美国政府确认将IANA(互联网地址编码分配机构)的管理职责移交给全球多利益相关方社区。2016年11月2日,中国政府宣布通过一项新的网络安全法,新法于2017年7月1日起施行。IANA转型和《中国网络安全法》IANA的转型代表着一个多利益相关方自下而上的政策演变过程。而中国的法律是自上而下的政府做法。新的ICANN(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章程很可能是多利益相关方机制     

"互联网+"背景下政府治理精准化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互联网时代各类社会资源重新整合,给经济、社会、政府治理方式、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提供方式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互联网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运用大数据等相关技术促进地方政府治理精准化也就成为了时代要求.于是,从时代发展、国际趋势、顶层设计、技术支持和用户习惯等方面深入分析互联网给地方政府治理精准化所提供的机遇,同时剖析数字鸿沟、数字打架、数字安全以及人力资源方面的挑战,以结合优势,做好应对准备,最终推进政府治理精准化的有效实现.     

论互联网金融下对股权众筹模式的监管

众筹,是项目发起人在互联网平台发布创业项目信息,吸引公众为该项目筹集资金的融资方式。众筹的出现带来了金融理念的重大转变,有望成为解决中小微企业和创业项目融资的重要途径。但是,股权众筹模式在中国均面临法律与政策风险,生存空间几乎没有,急需监管机构出台相关法律和政策进行松绑。金融业监管机构应及时调整对待民间融资的固有思维模式,出台便利中小微企业融资和投资者利益保护的规则,完善监管机制。这是中国在金融领域赶上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大好机会。     

互联网平台经营者集中:风险、挑战与应对

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平台因为其网络外部性和双边市场的特性快速发展.大型互联网平台经历了从依靠创新开辟市场,到使用"价格战"抢占市场,再到利用并购拓宽市场的过程.然而,互联网平台的并购行为因数字市场的特点存在反竞争风险,其中初创企业并购可能消除竞争和创新,而跨领域并购则强化了互联网平台的市场力量.现行反垄断法经营者集中制度在规制互联网平台并购行为时存在着申报标准不合理、竞争效果评估困难和处罚力度过小等诸多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我们应当从立法层面建立综合性申报标准、推定互联网支配地位企业并购行为违法制度和提高处罚力度,在执法层面革新竞争效果评估方法,以完善互联网平台经营者集中控制制度.     

数字治理的发展逻辑解析

信息化是推动政府转变治理方式的核心力量。我国政务信息化经历了电子政务、数字政府、数据治理以及数字治理等阶段的发展。目前,数字治理是我国政府推进社会治理的核心模式。基于数字治理的发展脉络及其基本内涵,当前的数字治理主要涵盖三种核心任务与发展逻辑,即“互联网+政务”“大数据治理”和“大数据决策”。结合上海市“一网通办”与“一网统管”实践,“互联网+政务”又可以分为“互联网+政务服务”与“互联网+城市治理”两个方面。这些核心任务中,“互联网+政务”强调服务导向、多元协作、数据处理与平台共享,“大数据决策”关注整合数据的科学价值与决策依据;二者联系的纽带为“大数据治理”,且分别驱动不同的大数据治理模式。尽管目前我国大数据治理仍然面临许多问题,但数字化已经广泛应用于城市治理与公共服务等各个领域。在未来,数字治理将逐步向“智慧治理”或“智能治理”转型。     

我国互联网平台多元劳动关系研究

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发展,对平台的劳动关系治理提出了严峻挑战—如何界定平台与平台劳动者的关系？如何保护平台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平台如何承担平台劳动者权益的保障责任？文章梳理了平台经济中实际存在的多种用工方式和多元劳动关系;系统分析了平台劳动者在社会保障权、组织保护权、职业健康权和公平报酬权等方面的缺失;讨论了如何保护平台劳动者的以上权益,以及平台对不同类型平台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应承担的相应责任。此外,文章以典型的平台公司为案例,证明了互联网平台广泛存在着的多种用工方式和多元劳动关系,且相当部分平台劳动者的权益难以得到保障。最后,文章提出了对我国互联网平台多元劳动关系的分类治理思路和对相关劳动法律法规的修订建议。     

中外互联网治理模式的演化路径

由于互联网发展水平及国家治理理念等方面的差异,当今世界各国的互联网治理模式也各有不同。尽管如此,在时间维度上,不同国家互联网治理模式的演化路径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复合和统分协和的特点,具体表现为：从非政府化的治理转向政府管控,再向多主体协同的治理模式转变;同时,不同时期各国采用的政策工具又有所不同,特别是在政府主导的互联网治理阶段,形成了以中国为代表的行政管理导向和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导向两种主要的实践路径。     

全球互联网治理法治化思考

互联网创造了人类生活新空间，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与生产方式，但互联网在给人类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其引发的问题也层出不穷。互联网所引发的问题不是单个主权国家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从而给全球治理带来了挑战。基于法治的超国家价值、互联网治理的核心是法律问题以及全球互联网治理对法治的呼吁等因素，法治是全球互联网治理的最佳选择。要实现全球互联网治理的法治化，其基本前提是尊重网络主权，基本原则是主权平等，基本价值是网络安全。     

编辑应自觉完成全媒体时代的角色转换

媒体空前发达的时代,出版从业者需要深入解读全媒体的内涵：“全媒体出版就是同一个内容同时发布在纸质、媒体、互联网、手机和手持阅读器等媒体上”,①即图书与期刊一方面以传统方式进行纸质出版,另一方面以数字图书的形式通过互联网平台、手机平台、手持阅读器等终端数字设备进行同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