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本源、展开及其意义——关于“生活儒学”三个问题的讨论

生活儒学作为一种哲学理论创构,强调生活作为本源,是爱与思(情感与领悟)同生活本身的浑融一体,其中蕴涵着以当下之行动作为真正本源的意义;而在一无所有的生活本源中,经由思而生成人和万物(主体与客体),最为重要的是重建以个体主体为本体的本体论,这是富于哲学洞见的致思进路;同时,生活儒学在哲学、生活本身与儒学的关系上,尽管皈依于儒学的价值立场,但因为其哲学进路和对于生活本身的强调,使得生活儒学具有不同于原教旨主义儒学的深刻性与开放性。     

自由儒学何以可能——基于罗尔斯的“合理性”概念与“仁”的对勘

在政治哲学的层面,自由儒学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用传统的儒家思想来为现代的政治自由奠基。罗尔斯的后期哲学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契机,因为它超越了对主体性自我的依赖,诉诸人们与其他社会成员共同生活的合理性(reasonableness)能力来确立现代的政治自由。不过,合理性是一种只关注涉及他人的事务,不关注涉及自我事务的概念,因此面临着不对称难题的困扰。儒家学说中的"仁"既指向人们公共交往的能力,又规定了行动者涉及自我的事务,能够克服合理性的不对称难题。自由儒学可以通过对"仁"的概念进行现代性转化来获得新的发展前景。     

论“生活儒学”与“生活的儒学”

最近韩国成均馆大学国际学术会议的主题"生活儒教"实际上就是"生活儒学"。"生活儒学"是由中国学者提出的:大陆以黄玉顺的"生活儒学"为代表,台湾以龚鹏程的"生活的儒学"为代表。"生活的儒学"主张将既有的儒学运用到当代生活中去,但会带来严重的问题:既有的传统儒学由形上学和形下学两个层级构成,其形下学的帝国伦理政治哲学是原教旨主义的,而其形上学的心性论人性论则是先验论的,都不适用于现代社会生活。因此,"生活儒学"主张超越传统帝国儒学的"形上→形下"架构,揭示更为本源的"生活存在"观念,在这种"大本大源"上重建儒家的形上学、形下学,从而有效地解决现代社会问题。     

儒家的契约观念——基于“自由儒学”的解读

现代契约观念与现代自由的发展密切相关,因此儒家需要在回应现代自由问题过程中,对契约观念作出相应的阐释。根据汉语"契约"一词的基本涵义,可以表明儒家的契约观念具有自愿协议、责权对等的一般特质。对此,从政治哲学的层面看,契约观念作为证成自由的工具性观念,是为现实地维护社会主体的价值。"自由儒学"认为,这种关系不仅存在于西方社会,而且也贯穿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同时契约观念与自由观念一样,总是随着社会主体的转变而转变;不过,儒家契约观念始终保持着契约的一般特质,这是因为其背后依据着"诚—义—知—信"的儒学原理,揭示这一原理可以从学理上启发儒家现代契约理论的发展。     

自由儒学与自由主义儒学——评《自由儒学的先声》

在主题化儒学浮上台面的当下,郭萍的《自由儒学的先声——张君劢自由观研究》凸显了一个新命题——“自由儒学”。郭著尝试为自由儒学提供一个完备解释,而不愿将之作为一种政治学说来处理,这在现代自由理论中是较为罕见的。从比较克制的意义上讲,其研究开启了儒学研究的一个新方向。但上述特点也造成了郭著的三个局限。首先,以主体性哲学来为自由奠基,只能导向一种完备哲学教条的建构;其次,郭著偏好性地引证了罗尔斯的“正义论”,而没有注意到其“政治自由主义”;最后,郭著的理论意欲盖过了实践冲动,其致思方向需要反思。     

“时间”观念何以可能——从“无间性”到“有间性”

既有的过去→现在→未来的线性时间观念已经受到了挑战。但这种挑战并不是用另外一种现成的时间观念来代替它,而是追问任何一种时间观念是何以可能的,亦即揭示一切时间观念的本源,从而重新给出时间观念。通过对现象学、儒家、道家和佛教的时间观念的分析,可以发现,时间观念产生于从无间性到有间性的递转之中,而此无间即是当下,亦即生活本身或存在本身。由当下释放出过去与未来,于是历史、传统等观念才得以可能。这就是生活儒学的时间观念。     

生活儒学与进步儒学的对话

2017年4月25日,应尼山书院邀请,中国儒家学者、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黄玉顺先生与美国儒家学者、维思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哲学系教授安靖如先生共聚济南大明湖畔,以"中美儒学对话:生活儒学与进步儒学"为题举行对话,共同探讨世界儒学发展方向。安靖如先生是西方儒学代表人物之一,提出"进步儒学"(Progressive Confucianism)理论,以表达对儒学发展方向、理路等一系列问题的看法。他把儒学理解为一个活的、发展中的传统,强调进步儒学最重要的方法论概念是"有根的全球哲学",即儒学的发展必须既是源自儒家传统的(有根的),又是敞开的(全球的)。黄玉顺先生所创立的"生活儒学"理论,意在发掘儒学所蕴涵的某些能够穿越时空、超越历史地域的观念。生活儒学突破"形上→形下"的观念架构,揭示"生活存在→形而上存在者→形而下存在者"的观念层级,强调回归生活本身及其仁爱情感,重建儒家的形上学和形下学,使儒学能够真正有效地切入当今世界的社会生活。对话过程中,两位儒家分别阐述了各自理论的创构背景、方法架构和核心观念,并且以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关系为中心进行深入地互动交流,在展现了各自独特的思想个性的同时取得了广泛共识。特别是在儒学发展之"有根的"立场和现代性的价值取向上,"进步儒学"与"生活儒学"可谓高度一致。     

儒学与生活:民族性与现代性问题——作为儒学复兴的一种探索的生活儒学

当前儒学复兴运动的缘由,乃是当代中国寻求自己的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的必然结果。因此,必须既要反对自由主义西化派的无视民族性的倾向,也要反对儒家原教旨主义的无视现代性的倾向。儒学复兴的进路,在哲学上主要在于儒学与现象学的比较,在这种平等对话中寻求一种当代共通的思想视域。生活儒学的构想作为儒学复兴的一种尝试,就是在存在本身、亦即生活本身的大本大源上,建构儒家思想的当代形态:重建儒家形而上学、形而下学。     

论先秦儒学的自由风范

一般认为自由是典型的西方文化价值理念,以儒学为特征的中国文化传统是与自由无涉的,甚至是相悖的。实际上这种先入为见的判断是有西方中心主义嫌疑的,也是由于宋明理学及其以后的负面影响所致。其实,在儒学的发源时期———先秦儒学中所蕴涵的精神、道德和政治的自由风范,是值得我们重新挖掘和继承的优秀思想之一。     

道德理想主义?生活儒学?德性幸福——论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理性建构

道德理想主义可以理解为宽泛的经济社会伦理或者伦理政治构想,但其更为本真的意义乃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古典纲领.“实践性”与“超越性”构成道德理想主义的根本特质.在已经告别物质生活资料匮乏的时代,人们的精神生活不仅表现为多元化与开放性的“盛景”,同时还呈现出物欲化与外在化、世俗化与平面化、虚拟化与感性化等种种隐患和危机.两个紧密相连的问题越发凸显:其一,道德理想主义如何摆脱现代文化困境?其二,现代精神生活如何消除隐患和危机?现代精神生活的建构呼唤道德理想主义所提供的精神典范,而道德理想主义倘若能够在现代社会摆脱文化困境,生活儒学的复兴与开展将是一种有益的尝试.面向生活世界,一种富有道德理想主义的幸福观既对精神生活的样式提出了高贵人性的要求,同时还赋予开放多元的精神生活以崭新的、超越性的意义.     

“无障碍”成权何以可能?

“无障碍”概念起源于为使残障人士出行便利而研发的建筑领域内的特殊设计,现今已发展至法学领域。国内外皆通过立法明确了“无障碍”概念及内容,但“无障碍”应从福利模式转变为权利模式,才能更有利于保障无障碍需求者权利的实现。同时,保护主体也应从残障人士、老年人扩大到所有对无障碍有需求的群体。无障碍权的实现首先应当明确国家及非国家行为体是其义务主体,其次二者通过分别承担着主要义务及补充义务来保障无障碍权的落实。     

自由何以可能:马克思自由观的再阐释

尽管追求人的自由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支撑和最终归宿,然而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的论述却极其简约,其原因在于马克思不关心"自由是什么"的抽象规定,而是关心现实的人为什么会不自由以及怎样才能实现自由,即"自由何以可能"。正是从这样的问题提问方式出发,马克思一方面彻底地驱除了劳动概念之上的意识形态教条,阐发了人的自由本质所赖以生成的真正的劳动基础,从而为人的自由的实现奠定了科学依据;另一方面在揭示出生产力、分工和共同体对于自由实现的重要性的基础之上,重点揭示了时间对于自由实现的关键意义和内在意义,这样人类走向自由的道路就豁然敞开了。探讨马克思自由观的问题指向和价值诉求,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提问方式,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想,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儒学的再生是否可能——论儒学的当代命运

近代以来的思想家们对儒学的当代命运有三种判定 :或生 ,或死 ,或置于死地而后生。通过追溯儒学的历史命运 ,批判分析西化论、新儒家的观点 ,认为儒学的再生重建具有四个方面的可能性 ,但儒学的再生不是新儒家所谓的“返本开新”的过程 ,而是一个在中国现代社会改革实践中先破后立的过程     

儒学的艰难历程——从荀子到董仲舒

荀子对后代儒学的最大影响有三:荀子吸纳了法家的合理成分,使儒家的政治学说更具实践品格;与孔孟相较,荀子更加重视人臣的进言技巧与为政技巧;荀子极端重视儒家及儒家经典,成为儒学圣化运动的推手。从逻辑上讲,荀学乃是秦汉儒学的理论先声。经过数代士人艰苦卓绝的努力,儒学最终在汉武帝时期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并开始以此形式渗透至社会的各个领域,从而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化儒学”:当代儒学新的发展空间——兼评“人文儒学”与“后儒学”

当今儒学继续处在破碎化的趋势中,人们为此提出了不同的规整化方案。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人文儒学,因其形上诉求的本体形态及与人文主义思潮的对接都有问题,并未能成功应对现代性危机的挑战。另外又有后儒学,主张由后现代理论介入,让儒学突围找到生存之路,但由于后现代理论本身的悖谬而同样陷入困境,学理上困难重重。其实,当代儒学的出路不在于用形而上学来拔高儒学,也不在于用后现代装配儒学,而在于转变态度与调整观念——不再把儒学当成传统神殿或思想权威来崇拜,不再把它当成有可能包治古今百病的灵丹妙药;相反,视之为转型时期的一种文化现象,实事求是地进行系统的研究。这也即是文化儒学的宗旨所在。     

从“规范生活”走向“可能生活”——对当代道德生活的反思

本文在反思道德与生活、价值与规范的基础上提出,道德关注的核心是做人问题,更进一步说是对人生目的及意义的探求。据此反思当下的道德生活,指出应当超越当下的道德生活型式———规范生活,走向新道德生活型式———可能生活     

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何以可能?

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要在学理上成立,必须追问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决定论在何种意义上能够兼容人的自由这一道德生活得以可能以及一般道德哲学得以成立的条件;二是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作为一种现代道德哲学,在何种意义上符合道德自律这一现代道德哲学的一般特征;三是历史唯物主义以何种方式构成了这种道德哲学的前提性条件,从而使之能够成为一种独特的现代道德哲学。只有这些问题都得到肯定回答,我们才能有根据地说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不仅在人们言谈事实的意义上是存在的,而且在客观的学理意义上是可能存在的。     

复调儒学:从古典儒学到现代性儒学的复杂演进

儒学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的历史演变紧密勾连在一起,因此注定儒学不可能是单纯的心性儒学或政治儒学.不论就传统儒学还是现代儒学的结构来讲,儒学都一直是众声喧哗、兼综政治与教化的复调儒学.这就使儒学显现出完备性学说的特质.在复调儒学的复杂演进中,传统儒学与现代性儒学构成儒学两个总体结构.在传统儒学的纵向延伸中,从周易、孔子到王弼、宋明理学到晚清经学构成其主要结构面;在现代儒学的横向展开中,应对人心秩序与社会政治秩序挑战的民族精神、民主建构和普世主义等论题,成为儒学的核心论题.两者相互扣合,构成系统解析儒学的总体进路.     

在“阐”与“诠”之间——从儒学阐释学到文学阐释学

近年来张江提出建构"中国当代阐释学"的主张,这是极有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的。中国古代有无比丰富的阐释学思想与实践,在思维方式、话语方式上都有着自己的独特性,因此我们应该而且有能力建构起适应于中国文化语境的阐释学理论。儒学阐释学无疑是中国古代阐释学思想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原始儒学开出"阐"与"诠"两种阐释学路径,后世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汉学与宋学沿着这两条路径踵事增华,为我们今天建构中国当代阐释学提供了大量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梳理和研究这些思想资源是今日建构中国当代阐释学最重要的基础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