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柔远人:国史《明实录》对西域“回回”记载的价值取向

西域回回入明朝贡,更多追求的是经济利益,通过"贡"而获得"赐",以小博大,以少博多,有的则是通过朝贡获得贸易的机会,而明朝对这些西域回回的朝贡活动,则从政治角度予以考虑,为了达到怀柔远人的目的,不计成本,"宁厚无薄""厚往薄来"。虽然明廷和史官对西域回回入贡的经济诉求远逾政治目的心知肚明,但在国史《明实录》中,仍然通过"成对书写"的写法,将西域回回的活动塑造成"归附天朝"的行动,以形成万国咸宾和天下归心的历史印象,烘托明朝的盛世形象和无上地位。同时,《明实录》也客观地反映了西域回回大量归附明朝、附籍中原的历史事实和趋势。     

“合约相关者剩余”视角下的“封贡互市”协议

明蒙"封贡互市"协议之所以能结束明蒙双方长期对抗局面,有效地促进双方经济社会发展,从"合约相关者剩余"的视角看,是因为"封贡互市"协议为明朝政府、蒙古俺答政权、明朝人民和蒙古人民四大利益相关者创造了剩余。而"封贡互市"协议有效的边界条件,是明朝在边境的军事实力超过或者至少相当于蒙古。     

“一门语言”的观念与“乱语”的诠释

维特根斯坦、乔姆斯基、戴维森等人曾先后基于不同理由对"一门语言"的观念提出质疑。戴维森认为,约定论语言观对语言能力的描述需要遵循三条基本原则,这三条原则与人们对"乱语"现象的成功诠释不相容。约定论语言观不能解释"乱语"的成功诠释;共享的语言知识对于成功诠释既不充分,也不必要。如果认为一门语言是语言交流实践中双方必须共享的一个受制于约定的规则系统,那么,交流的成功(尤其是对乱语的成功诠释)就表明没有这种意义上的"一门语言"。从这个立足点重构的戴维森论证,既可以避免达米特和巴昂的解读缺陷,又能保留戴维森语言哲学的一些重要洞见。     

时代交替视野下的明代“北虏”问题

无论是在世界史还是在东亚史上,16世纪都是一个重要的时代。正是在这时,明朝深为"北虏南倭"问题所困扰。学界以往对明代"北虏"问题的解释框架,基本上局限于传统的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冲突史及明蒙关系史。在与其相提并论的"南倭"问题得到新的解释并被置于一个更广阔的海洋贸易史框架后,对"北虏"问题的认识变化依然不大。事实上,在长城沿线发生的、以明朝和蒙古为主角的一系列事件,同样是全球史时代变化的组成部分。这使我们认识到,"内陆史视角"的观察与思考应成为传统的"海洋史视角"的重要补充。     

都知监考

都知监是明朝内府"二十四衙门"之一。在宦官机构"十二监"中,都知监设立最晚,职权与地位变化最大。由于都知监在明晚期"甚不显贵",所以不为研究者注意。其实,都知监在明中期以前却是颇为"雄剧"的,是最主要的内监衙门之一。其创设的缘由、职权的演变,以及最后的衰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宦权"在演进中变迁的轨迹。     

不让收税的“君子”坑了明朝

<正>明朝有一帮自以为是的"正人君子",貌似为民请命,实则坑了国家。公元1627年,明朝大宦官魏忠贤自杀身亡,朝中长期与魏忠贤作对的东林党人弹冠相庆,他们宣称在魏忠贤掌权期间,大量东林党的正直之士惨遭残害和放逐,如今正义终于战胜邪恶了。     

清“三藩之乱”期间朝鲜对清朝情报的搜集

朝鲜在清朝"三藩之乱"期间对清朝进行了广泛的情报搜集工作,其主要的搜集渠道有三条,即:"燕行使"的情报搜集、义州方面的情报搜集以及自日本对马藩获取清朝情报等。由于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干扰,朝鲜所获取的部分情报有"失真"的现象,但这些情报依然有着不容低估的价值,因为它们是朝鲜此时制定对清政策的重要依据。     

明代雷州地区的“寇贼”之乱

雷州自古多"寇贼"。有"瑶贼"、"倭寇"、"海贼"及其他"寇贼"。"倭寇"、"海贼"的猖獗与明朝廷推行的"海禁"政策有关;造成明代雷州地区多"寇贼"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明朝廷对南方少数民族的欺压、明朝军队及过往官员对雷州及其附近地区人民的骚扰;明代在雷州建珠池采珠,也是导致雷州民众为"寇贼"的原因之一。"寇贼"之乱使雷州人口大减,破坏了地方社会秩序,对雷州民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加重了雷州人民的经济负担,对于雷州地区教育事业发展的摧残也是极严重的。为减少损失与危害,尽快恢复发展生产,地方官府采取了若干有效的措施。     

金圣叹的“狂”

金圣叹是一个狂生。 金圣叹生于1608年,明朝灭亡时他亦不过36岁,以区区而立之年,要圣人都赞叹一番,其狂可见一斑。     

中国当代艺术中的“泛丑”和“审丑”

在艺术史上,有许多被当时认定为"丑"的艺术,而就是这些具有先锋性的"丑"却无时不刻地影响着艺术的进程。历史证明,"丑"的艺术的出现和适时恰当地"审丑"是有利于艺术的健康发展的。然而,面对中国当代艺术"丑化"泛滥(这里姑且称之为"泛丑")的尴尬现状,我们又该如何去审视和评判呢?     

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致力于寻找语言的共性,有的则强调语言的差异。英语和汉语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尤其值得重视。本文认为,英汉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思维决定语言,因此语言的共性源于思维的共性,语言的个性源于思维的个性。语言的共性建立在语言的个性基础之上,鉴于汉语研究的状况,目前我们应加强汉语个性的研究。     

水土流失与旱涝灾害

该文以河南省为例,探讨了旱涝灾害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重点分析了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对防治旱涝灾害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在山丘地区建设“绿色水库”与平原地区建设“黄色水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只有增加森林植被覆盖,才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进而从根本上减轻旱涝灾害。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与文化教学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们是语言文化联系非常紧密的部分,许多深层文化通过委婉语表达和传承,英汉委婉语、禁忌语表现出两民族趋善趋美的一致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通过英汉委婉语、禁忌语的比较来传授文化,是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一个有效方法。     

科技推广应用必须遵循循环经济原理

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型经济。循环经济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即资源使用减量化原则;产品再使用原则;废弃物再循环原则。发展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科技成果的应用与循环经济关系密切,科技成果应用必须符合循环经济原理。本论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必须遵循的循环经济原理。     

论孔孟的仁义与天道

孔子从人的情感出发阐释礼的起源。他提到的人类情感,只不过是人类情感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基本限于家族成员之间。孟子认为,人心中不但有以孝为中心的恻隐之心的体现———仁,而且内含着调节社会生活关系的羞恶之心的体现———义。孔孟都意识到人性的体现会遇到矛盾冲突,但孟子更加注意到道德心理引发的道德行为之间的矛盾,他对仁与义的冲突进行了正面讨论。孔孟都认为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对自身有更高的反思,但同时也意识到必须对天道加以思考,它表明儒家道德践履所遇到的矛盾还需要有超越人的道德心理,去思考更加广泛的问题。     

辩护者还是颠覆者——德里达同马克思理论质点异同的分疏及启示

只要资本幸存一天,马克思就是批判理论无法超越的地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批判叙事,与马克思的理论交集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强调历史的生成性和开放性;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激烈批判;对人的解放的积极憧憬。然而,在上述论域的关键理论质点和政治立场上,德里达完全异质于马克思的逻辑场域,这给我们两点启示：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主导”方法论范式,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二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的旨趣和边界保持清醒的意识。     

浅谈理想信念的功能特点及其养成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一个人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养成,显得尤为重要。     

批把与元白诗、元杂剧

批把亦作枇杷即琵琶,周武帝时龟兹人已来中原弹奏。汉武帝时马上弹之以慰公主,东汉时已司空见惯。唐代琵琶种类较多,高手迭出,许多诗人咏过琵琶,尤其是元、白二人运用多种手法,描绘出琵琶声的多变及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声情并茂,使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然而元诗在心理刻画及人物情态的描绘上不如白诗深刻。白居易写过《昭君怨》,昭君与琵琶难解其缘,但正史记载与诗词戏曲多有不同,马致远的《汉宫秋》中描绘的琵琶是元帝与昭君相见相爱生死离别,贯穿前三折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他还写过《青衫泪》,根据《琵琶行》生发而成,将琵琶女坐实为裴兴奴,考兴奴实有其人,与琵琶名家曹纲(刚)时被称为左、右手,有记载曹刚弟子弹琵琶能吸引"方响"从塘里飞到岸上,足可佐证裴、曹弹奏水平之高妙。     

老庄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道与老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立足于《老》、《庄》讨论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 ,并通过解注和阐发《老》、《庄》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学畅论道、无 ,且以道、无解空和法性等 ,依附于老庄与玄学而得到诠释 ,并逐渐中国化。道教以“道”名教 ,列《老》、《庄》为其经典 ,其人生炼养术多为老庄虚静、无为等的发挥。     

创新与生产力、生产方式和“转形”与价值构成

生产领域是新技术出现的起因,但技术创新本身却是在R&D领域创造出来的。生产领域涉及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R&D领域涉及科研办、R&D方式与社会关系。因此,创新与生产力、制度、生产方式、科研力诸因素紧密相关,这些因素的发展必然影响到商品价值的"转形"和价值构成,从而引起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理解与探讨,研究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