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氏兄弟的早期翻译

1909年《域外小说集》的出版是周氏兄弟在晚清最重要的文学活动。在《域外小说集》中,周氏兄弟审慎地选择了代表唯美主义、自然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世纪之交文艺思潮的小说作品,来践行以文艺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目标。《域外小说集》能够在1909年出版,与周氏兄弟之前较长一段时间里在翻译领域的摸索和准备是分不开的。周氏兄弟的早期翻译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03—1906年是裹挟在晚清译介潮流中的摸索阶段。在晚清译界登场以后,周氏兄弟大致选择了科学小说和侦探小说进行翻译。1906—1908年是周氏兄弟《域外小说集》的酝酿阶段。在合作翻译《红星佚史》的过程中,他们提出了"文以移情"的翻译理念。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此时他们开始关注俄国文学。周氏兄弟最早关注并认真译介的弱小民族文学是匈牙利文学。     

周氏兄弟早期小说翻译的成就与失误

鲁迅和周作人都是跨越晚清和民国文坛的著名翻译家,他们包括《域外小说集》在内的早期小说翻译可谓得失参半,文学评论界的看法也不一致。详察周氏兄弟早期译作,可以看出其早期代表作《域外小说集》是我国翻译文学史上的重要成就。鲁迅自从事文学翻译之初就特别重视文学翻译的社会功能,同时,又要求翻译家重视译文的审美价值。周氏兄弟均为翻译大家,他们的小说翻译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如语言的欧化等,但其理论主张是进步的、超前的,尤其他们坚持"硬译"、"直译"的翻译作用,对后世的小说翻译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     

章太炎的文学复古与周作人的“文抄公”体

周作人20世纪30年代创造的"文抄公"体是对章太炎文学复古思想的复归。章太炎的考据之文培养了周氏作文的求真精神,他提倡小学以达到文学复古的思想又使周氏注重修辞的精确与朴质,这两点构成了周作人的文抄公"体"的主要特征;周氏把章氏的儒家人本主义言说表述为"人情物理"一语,作为"文抄公"体写作的核心价值;"文抄公"体继承了《新方言》借助方言考察中国社会、生活、文化变迁史的民间立场,将民俗作为写作的内容主体。对两者关系的考察显示了中国现代文学与晚清文学复古之间复杂而深刻的联系。     

论清末民初文学翻译观的演进与文学翻译选材

我国的文学翻译早期,由于文学意识的不自觉,文学翻译的目的不是为了文学本身而是为了宣教启蒙,文学翻译选材较为盲目,缺乏系统性.随着文学翻译规模的不断扩大,特别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文学社团的蜂起,不同的文学倾向被直接反映到文学翻译思想中,我国的文学翻译观出现了为人生、为艺术的转向,文学翻译选材也随之变得有选择、有计划、有主题,从而促进了文学翻译的繁荣和发展,为新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缺席与在场之间：周氏兄弟介入《新青年》考论

考察鲁迅、周作人与《新青年》杂志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二者在同人团体中的位置介乎缺席与在场之间。根据史料显示,周氏兄弟并非处在轮值编辑之列,而是自居于"客师"的地位扮演具体执行者的角色,他们既要配合杂志文化革新的总体要求,又与作为权威的话语中心保持着相对疏离的态度,对思想启蒙持有自身独特的看法。正是这种若即若离的文化站位使得周氏兄弟能够后来居上,从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两个方向共同合力奠定了《新青年》"立人"的文学传统,进而引领了"人的文学"的思想潮流。从另一层面来说,《新青年》也为周氏兄弟提供了介入现实的文化空间,其作为现代出版物的媒介属性影响了二者五四时期的文体选择。周氏兄弟与《新青年》的双向互动,是作者与现代报刊互相成就的典型案例。     

“清远本之吴魏,风骨兼存周汉”——章太炎“魏晋文章”之源流及影响初探

章太炎的“魏晋文章”有师承渊源的因素,即远承汪容甫、李申耆,近袭谭献;章太炎的“魏晋文章”在近现代文学的过渡之际,对于一代文风的转变起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对周氏兄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而形成了中国现代散文写作的两大风格。     

清末民初文学翻译标准的发展轨迹

早期的文学翻译活动中,译述和意译风气盛行,虽然"信达雅"自提出后在晚清有较大影响,但实践者往往把"达"抑或"雅"放在首位,翻译主张和实践相脱节.伴随文学翻译中文学意识的自觉,"信"的标准被提出和实践,但译者往往注重内容和形式的刻划.五四运动爆发后,特别是随着翻译文学价值不断得到认可,文学翻译标准被屡次提出.经过广泛的讨论和实践的检验,"信"的内涵得到拓展,"达"的地位得以确立,文学翻译总体呈现出由重形似向重神似发展的趋势.     

“翻译文学”概念及英译名问题

"翻译文学"这一概念在翻译理论和比较文学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翻译文学"在英译名上的混用却表明学界对"翻译文学"的本质还缺乏足够的了解。"翻译文学"不同于"文学翻译"在于"翻译文学"侧重于对作为既定形态的具有文学性的译作本身的研究,因此英译名translated literature更能反映出"翻译文学"的本质内涵。     

常州籍翻译家方重翻译思想探析

方重作为20世纪翻译领域中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者,在文学作品翻译方面有其独到的见解。方重翻译思想主要涉及四个方面:文学翻译应与研究相结合;诗歌翻译主"意译"和"意美";实现译者的"心灵翻译";重"朗诵"之于文学翻译的作用。方重翻译思想对翻译实践,尤其是文学作品翻译实践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为文学作品翻译提供了既忠实于原著又切合具体实际的思路、方法和途径。     

论章太炎的复古主义文学观

章太炎是中国近现代之交的著名学者,他的复古主义文学观包括将“文学”的概念回复到先秦时代,倡导诗文创作应该宗法于魏晋等。然而章太炎的思想是复杂的,他曾激烈地批判传统,又对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学进行抵制,最终退化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章太炎的复古主义文学观体现了其所处时代的过渡性特征,深刻地反映了中国文化发展所蕴涵着的内在矛盾。     

周氏兄弟的担当和逃离——从隐逸看鲁迅与周作人的人生和创作道路

周氏兄弟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双子星座,各以其独特的贡献和成就成为文学史研究无法避开的重镇。周氏兄弟的为人为文有着极为强烈的反差,尤其是在五四退潮以后,鲁迅转向左翼,而周作人走向隐逸。但在五四新文学革命前,周氏兄弟都过着隐逸生活,而且经历了相当长的时期。这段隐逸生活对他们后来的文学创作和文学道路产生了直接的导向作用,并影响了他们后来的人生和文体选择。纵观周氏兄弟在不同时期的创作题材、审美风格和情感倾向,都与他们的隐逸有着密切的联系。     

周作人译《戚施》与《塞外》的底本考证

周树人、周作人兄弟最早接触俄国作家契诃夫,是在日本留学时期。彼时日本译者翻译的契诃夫小说,大多是根据英国译者罗伯特·朗的翻译集《黑衣僧及其他的故事》转译的。通过文本对比和史料佐证,可以确认收录于《域外小说集》第1册的周作人译《戚施》《塞外》的底本也来自于罗伯特·朗的英译本《黑衣僧及其他的故事》,该翻译集是周氏兄弟留日时期阅读契诃夫的一部重要资料。而周氏兄弟选择《戚施》和《塞外》的原因,就在于《戚施》反映了俄国社会等级森严的状况、《塞外》描述了西伯利亚的流放生活,二者均呈现出《域外小说集》所选小说“结构缜密、情思幽眇”的文学特征。     

文学平行语料库及其描述性翻译研究

纵观早期和后来的国内、外翻译研究,我们发现其最大不同之处是研究方法和语料引证的差异。近年来,人们对于使用语料库来研究文学翻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而"导致了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出现"。本文介绍了目前世界上几个用于翻译研究的大型文学平行语料库及其描述性翻译研究,并对文学平行语料库和基于文学平行语料库的翻译研究进行了分析。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所受章太炎影响述论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的写作,一方面说明鲁迅与章太炎在文学观念上相差甚远;另一方面也说明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与深层影响.鲁迅关于文字之观点,以及汉文字与汉文学的内在关联,处处可见受章太炎"文字文化论"与"文学复古"思路之影响.但鲁迅从来不是被动性地接受,而是体现出作为一名文学史家的学术"主体性".     

20世纪初周氏兄弟文学观的民俗视角

周氏兄弟基于对民俗学学科理念整体把握与深刻认识 ,借助传统民俗文化的深厚底蕴 ,广泛吸收西方及现代民俗学的新理念 ,将民俗与文学有机结合 ,形成了从民俗学角度观照文学的独特视角 ,他们“改造国民性”文学的民俗人性观以及创作理论与实践 ,使其成为文学的民俗文化批评的开拓者 ,是 2 0世纪初民俗学与新文学相结合运动的杰出代表。     

如何认识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的关系

运用实例,对翻译在比较文学中媒介作用以及对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特征:即以"翻译文学"为研究对象,以翻译文学本质和翻译文学史为研究内容等进行概述。通过分析比较文学对翻译文学本质的认识及其在翻译文学史研究方法上的特点,阐明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之间互相依存,交叉融合的密切关系。     

二十世纪前期外国儿童文学译介高潮初探--周氏兄弟之"赞助人因素"考察

20世纪前期,中国出现了一股外国儿童文学译介高潮,甚至还产生过安徒生热。这股高潮不仅使国人熟知了安徒生、格林兄弟、爱罗先珂等国外儿童文学名家及其作品,而且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抹杀的作用。因此,我们有必要深入探究这一现象。因篇幅限制,本文仅从“赞助人”视角切入,初步考察周氏兄弟是如何影响此次翻译活动的,进而使读者充分认识到文学翻译的复杂性,以及将翻译放到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大背景中进行考察的必要性。     

周作人文学观评析

周作人向以“独树一帜”的文学现著称文坛，以往研究者多关注其早年文学现或文学现的某一方面，没有对周氏文学现做较全面评析，从批评论、功能论、文体论、本质论四方面分析周作人文学观，可以粗略窥视到其文学现理论基础及思想渊源。     

论20世纪初的中国翻译文学与性别

20世纪初叶的中国,翻译文学被当作启蒙和教诲的工具而得到大力提倡,与此同时,女性也被推向中国历史的前台.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翻译文学出现了"写情"和"女性"题旨作品的广泛流行.翻译文学作为当时输入西方文化和思想的一个重要介质,引进了许多栩栩如生的异国人物形象,其中各种西方女性形象的输入激发了国人对新型性别秩序的想象和重构,翻译文学成为性别话语交锋的斗争之场.     

化用与瓦解——论章刘古文学立场与今文学派的关系

章太炎、刘师培所建立的古文学派与今文学派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古文学者的立场亦往往存在暧昧、游移。章太炎的古文学是在与常州今文学的对话中建立的，其早期主要回应刘逢禄对古文不言大义的批判，努力调和春秋三传，论证《左传》亦传素王大义；中期接受“六经皆史”之说，以今古文经皆为良史；后期坦然接受刘逢禄对古文为史学的论断，擅“尊史”为古文专长。刘师培与今文学的关联更为暧昧，其早期始终试图调和今古，与今文学家亦关系良好；中期因章太炎之力劝，方才信古非今；后期在廖平影响下重新以地理疆域为视角调和今古。而古文后学因对实证史学的追求，更罕言今古之辨，走向瓦解今古之争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