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身份与中国古代赠序和远游诗的兴起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存在着大量的赠序和远游诗,尤其是在中国古代诗词达到巅峰的唐宋期间。表面看,这好像是经济和文学发达时随之产生的自然现象,但深究起来,人们却发现其中有许多从文学现象本身出发难以解释的地方。要回答这些疑问,以往我们惯用的审美视角显然无能为力,须得结合其他方面来读解,方有可能弄清楚作者的本意。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解读必须从文人身份这个维度出发,才能有一个全新的视角,进而对其进行现代阐述。     

命名与修辞造词法

本文通过选择几种常用的修辞造词法,研究了它们在三大类事物命名的应用情形。英汉两种语言每天都有大量的新词新语涌现,修辞造词法是它们产生的重要方式。对修辞造词法多角度、多方位的研究有助于加深人们对修辞词语的理解和把握。     

汉语动物命名原则

汉语民间动物命名有四个原则 :近似原则 ,名称的音义与一个旧词或对象某特征近似 ,服从于人类认识由已知达未知的规律 ;区别原则 ,取名只要求一定范围和程度的区别 ,不要求解释 ,它来源于概念形成时的比较过程 ;美的原则 ,用对美物或神灵、人的称呼去称呼动物 ,寄托喜爱、崇拜等情感 ;简洁原则 ,对诸多特征不作“综合式”反映 ,一般一名一义 ,词形简短。     

章草命名与文体自觉

汉初产生的草书被命名为章草的原因是文字学界和书学界一直探讨的重要问题。要理清章草的命名,必须从章草的实际使用情况、自身特点和命名之际的社会文化因素进行考察:章草被广泛用来书写一般性文书、籍簿、私人书信、非经典类书籍等章类题材;章草以字字区别、运笔完结的特点与今草相区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繁荣,文论兴盛,文人墨客对文体的理解也有助于我们对章草命名的探讨。     

论读者与明清小说命名的关系

明清时期,读者作为小说创作、传播过程中的重要因素,与小说命名的关系相当密切。其主要表现是：读者与小说命名之间存在着双向互动的关系;读者的阅读心理影响了小说命名;读者影响了小说续书与仿作的命名。深入认识读者与小说命名两者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探寻明清时期小说发展过程中的内在驱动力。     

文学意象的生成与命名

文本中并不存在已经完成的一成不变的文学意象,只存在可能生成文学意象的某些等待解读的话语节点。文学意象以语词及其所唤起的心理视象(即语象)为依托,以语象背后隐藏的丰富的精神内涵和文化密码为潜在视域,是在世界、作者、文本、读者的多向对话中被建构起来的具有超言越象特征的独特的艺术形象。由若干语象构成的语象链对意象的生成已有较明显的酝酿作用。整体的文本语境决定意象的独到意义。宏观的历史文化语境对意象生成的作用表现为能使一个词的意义涉及“整个文明史”。用某一语词命名,这是语言艺术中的任何形象都不能摆脱的宿命,只要能保证阐释的深度,意象名称的简单化与类型化就不会成为理解意象的障碍。     

继承与嬗变——中国命名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本文结合先行研究，从命名的依据、命名的原则与忌讳以及命名的意义几个方面对中日人物命名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受汉文化的影响，日本人的命名继承了中国的依据与原则，但同时也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一面。日本社会独特的单一民族，长期的农耕文化，培育了日本人浓厚的集团意识，这种集团意识追求血缘关系的泛化与拟制化，反映在命名上，日本的排行是家庭个体排行与跨越宗族关系的社会泛性排行的结合体，实现了经纬交织，而中国的辈字则以家庭为依托，衍射宗族但无法跨越宗族；在命名的意义取向上，中国人习惯上倾向中庸之道，特别注意含蓄谦逊，而日本人更倾向于自然、单纯，因此姓名中包含了一些中国人看来很奇怪的用字。     

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之分类问题辨析——基于内蒙古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实践

对事业单位按功能分类,是事业单位分类的本位回归。在内蒙古及其他一些地区分类改革试点已然结束,改革即将或已然全面推开之际,但对分类仍存在着诸如“以什么为依据”“功能分类”与“财政拨款方式”是否对应、 “分类工作如何开展以保证分类的科学、公正、合理性”等诸多疑问,这些都将影响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全面展开与深入推进。笔者认为,继续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需要进一步明晰如下几个问题：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不等于事业单位改革,公共服务职能与事业单位机构也并非一一对应关系,分类需要做大量认真细致的基础工作,需要第三方的介入,并规避“两大风险”。     

商品名称的命名及其翻译刍议

在日趋激烈的国际、国内市场竞争中,中外商家十分重视其商品的质量和名称。本文列举了中外一些著名的商品名称,从翻译的角度分析了其成功之处;也列举了一些有失偏颇的商品名称,指出了它们的不足。从英汉两种语言就某些商品名称的命名和翻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文学史命名与写作中的历史思维反思

从文学史的命名到写作,文学史中的历史思维一直左右着文学思维,历史一直作为文学的线索思路,研究方法,切割依据甚至对应形式而存在,而对文学本身的感悟力,想象力,审美力却强调不足。文学史中文学感的缺失是当前文学史写作中存在的关键问题。在当前洪子诚及陈思和的文学史写作中仍然没有突破历史思维建立起真正的文学思维。文学史写作中应以人怎样在地球上生存与发展为总主题,以提高人的文学感悟力,想象力和审美力为总目标．以文学自身的演变规律为总方向,以生态的而非进化的观照为总思路来建构文学思维。     

命名的危机--也谈文学理论的"泛化"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出现泛化倾向 ,不同学科之间的交融、互渗日益深入 ,与此同时 ,却是维护学科自性的努力 ,即学科建设、教材建设、学科中心、基地建设等 ,如火如荼地展开。在泛化与自性之间 ,有没有矛盾 ,对学术气候反应较快的文学理论 ,或广义的文艺学 ,其现实困境如何 ,未来如何发展等等 ,都是站在世纪门槛的、严肃的学人不得不思考的问题。本组“笔谈”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思考 ,以期能引起更深入的讨论     

略谈散文的分类、特点及写作要求

本文论述散文分类及其特点和写作要求     

李全故事的分类书写及地域传播路线之演进

正史系统记载的李全故事,因自身富含的丰富民间化叙述因子,复经稗史文字的加工润饰,进一步强化了其民间叙述性的一面,愈来愈符合故事类型化叙述的需要。正史系统和稗史系统文字中有关其出身背景、征战攻伐、婚姻形式以及死亡余事的记载各有详略侧重,藉此可一窥政治书写与历史演义间的微妙差异及成因。《宋史》李全传内较多采纳稗史文字,故而除去正史系统中体现出的更多道德批判色彩之外,两类书写实际上存在很多相通的地方,而这又进一步为李全故事叙述的日益民间化提供了契机。李全故事的传播,除去文本生成层面的因素需要考虑之外,其地域传播路线方面的问题同样值得关注。李全故事最初是由其妻子、后嗣及军队余部所传承,至其子李璮兵败后,其故事传播媒介则又转至其他汉人世侯家族手中。在这里,士人文本、家族记忆、军队成员都成为历史记忆的载体,而这一记忆传承正是与文本相伴相生的一种文化形态。若明乎此,则对厘清故事类文本中私人记忆与公共叙述之间的关系大有裨益。     

论法律命名的本质及其意义

对于法律是否有本质的讨论曾是法学界的一大热点,但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通过探讨事物的命名及其意义,可揭示出法律这一名称作为一个概念化的类名,其命名过程真实记录了人类对法律本质的认识历程,“法律”词项下蕴涵了我们对法律的本质存在的认识,在此基础上,这一语词才会成为人类思维的凭据。在实证法学的语境下,“法律”这一语词的准确界定,使法理学真正成为纯粹的具有分析品格的“实证科学”。     

本土化位移:中国现代象征主义的诗学命名

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体系建构过程中,周作人"象征即兴"的观点旨在为初期白话新诗寻找一条发展新路,梁宗岱对法国象征主义的"合理误读"则蕴涵了中国现代象征主义的基本质素和理论构架,而穆木天从尊奉象征主义到否定象征主义,把诗歌的社会价值等问题带入诗学建构领域。由此看出,中国的文化传统、社会现实、接受者的认知能力和期待视野都参与着理论传播图景的再建构。     

文如其人--论汪曾祺与其小说文体

汪曾祺与其独特的小说文体之间具有特定的对应关系,本文分别从汪曾祺的生平经历、中国传统文化对其的濡染、前辈作家对他的影响三个方面,分析了汪曾祺作品中的乡土文化氛围、童年叙事、儒道并举的美学追求和散文化的结构方式等特点,逐层探讨了作者和其小说文体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     

《诗经》传本及各编之编次定名新探

《诗经》中《风》、《雅》、《颂》的编次定名 ,实际上是〈诗经》传本的编辑、结集、流传的一个发展过程。上博楚竹书《孔子诗论》中《讼》、《大夏》、《小夏》、《邦风》这种不同于今本的编排 ,为研究这个发展过程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证据。本文以竹书本《孔子诗论》为立足点 ,考察了先秦重要典籍中引诗赋诗及春秋时季札观乐、荀子传诗等情况 ,认为季札观乐存在被汉人窜伪的可能 ,而《诗经》传本也经历了古本、竹书本、今本三个流传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