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虚拟养老的实践逻辑及风险规避——以Z市虚拟养老院为例

数字技术在嵌入虚拟养老行动者网络后存在需要识别和规避行动者“脱嵌”的风险。以政府为核心行动者的“中心—边缘”结构导致行动者网络异化的隐患。企业和非营利组织等主要行动者的有限理性会干扰养老服务的公共理性,并在技术导入后产生“技治”“人治”如何平衡的难题。过分依赖“技治”会造成养老服务的“共情”不足,老年人作为源头行动者难以自主进入虚拟养老情境并强化情感认同。这些风险的根源在于行动者互嵌协同机制的局部失灵。因此,要依循行动者网络的转译逻辑推动行动者有序“复嵌”,政府应优化合作型服务,完善“以人为本”的服务共担机制,在此基础上消解技术滞碍,以服务“共情”化解技术冷漠。     

城市灾害系统性风险的治理框架及现实路径

随着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持续影响，城市灾害呈现出链状、群状、多灾叠加的新特点，现有城市灾害风险的治理往往存在多灾种风险认识不清、单一治理模式失效、过程衔接不畅、现代化手段应用不足等诸多问题。从系统性风险认知视角，诠释了城市灾害系统性风险定义、内涵及特征；借鉴元治理理论和数字治理理论，构建了城市灾害系统性风险的“元治+数治”治理框架，从共治平台、制度基础、服务机制三方面提出了数治时代城市灾害系统性风险治理的现实路径。城市灾害风险的治理应该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城市单一灾种片面治理向多灾种系统性风险治理转变；二是从科层、市场、网络多元模式独立并存到“元治+数治”理念下科层、市场、网络多元模式整合协同的转变；三是从经验判断的灾害风险治理向大数据驱动的灾害系统性风险治理转变。     

新兴风险治理体系:框架构建与路径选择

无论是科学技术层面还是经济及社会制度层面的重大变革均可能引发新兴风险,其特点主要表现为非预期性、系统性、输入性和动态性。具有上述特性的新兴风险对主流风险治理理论的学科基础和框架范式提出了严峻挑战,对政府、社会以及普通大众的风险认知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对相关部门的风险管控手段、治理方式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更新发展提出了迫切需求。因此,应加快构建新兴风险治理体系,高度重视理论研究,筹建新兴风险治理的理论框架体系,加快构建"政府主导、学者引领、企业主体、公众参与、社会监督"的治理新格局,加快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推动形成新兴风险跨界治理模式。     

经济特区治理困境的内生性: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的动力衰竭

改革开放以来,基于中央政府选择性试验模式下的渐进式体制变革,释放诸多发展元素的动能,有效促成了经济领域的巨大成就。经济特区作为渐进式体制转轨的活性载体,或者说中央政府改革政策选择的"试验田",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导引作用。然而,近年来,经济特区治理困境逐步显现,表征多种多样,集中表现在政策、体制和功能三个层面。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动力衰竭是经济特区治理困境生成的内生性因素。基于心理契约违背模型,分析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动力衰竭的成因,表明了通过制度规引与愿景管理实现对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心理契约违背的防范的必要性。     

论我国政府应对风险社会的全球治理策略

伴随全球化时代的来临,社会风险也日益全球化,并日益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全球化增加了风险的来源,并将风险放大。现代社会风险的不确定性、不可计量性及治理局限性导致政府治理风险的失灵。风险的全球性迫使各国政府寻求新的解决方法,风险的全球治理就是其中的一种解决方法。我国政府的全球风险治理方略应包括三个方面:建立以政府为主体的多中心全球风险治理体系、建立以政府为核心的风险治理全球协商机制、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科学发展的社会经济制度。     

积极风险治理：基于三农领域的认知与行动策略探析

相对于城市社会、工业领域和市民群体,农村、农业、农民的风险治理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薄弱环节和短板。文章基于治理理论,将风险治理凸显为三农的主体内容,构建“认知—行动”分析框架（三农风险认知—韧性能力认知—治理行动体系）,就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新发展阶段三农领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不同类型风险的交互认知,以及对风险治理能力缺失和经济、管理、乡风文明、社群、生态韧性较低的认知进行分析,从而提出三农领域“积极风险治理”行动体系,即采取包括全方位、全主体、全要素、全过程、全时空的“五全”主动积极治理方略,方能有效治理三农风险。     

新时代城市安全风险治理体系建设:风险研判与治理转型

推动城市高水平安全建设，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保障。当前城市面临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社会安全、居住安全、能源安全、金融经济及网络安全等八类风险，受到来自生态、空间、社会、技术、全球化、治理等六个方面脆弱性因素的复合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城市安全治理方面逐渐形成了安全与发展并重的治理理念，以完善“城市公共安全体系”为目标，建构了“党委主责、多元协同”的治理机制，并且开展了“韧性治理”“数字治理”等治理实践。面对城市的多元化风险和治理问题，还须着重处理好风险分类处置、责任共担、治理多主体联动三个关键问题，区分“可应对的风险”和“要面对的风险”,明确治理主体的风险责任归属，推动多元主体参与风险治理，建构因类施策、分级管理、政商社一体的城市安全治理体系。     

公共治理行动体系的责任结构分析

公共治理就是在“国家—市场—公民社会”的多元网络中更好地行使公共权威的互动合作过程。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作为公共治理行动体系最重要的组织化行动者,它们之间的责任结构对于治理的成败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治理体系的责任结构就是指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在治理体系中的功能和角色。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治理的责任结构,即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行动的限度和范围,以及为确定的目标选择合适的治理工具;行动者的角色定位,即三者相互之间的权力与支配(或被支配)关系;行动者尤其是政府必须为其行动及其后果承担责任。对于我国当前的公共管理改革,该分析的启示在于政府应努力发展公民社会和第三部门组织,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有限而负责的政府,承认合作伙伴关系,并致力于拓展政治参与。     

合作治理视域中的我国有效应对“风险社会”的理性路径论析

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类突发事件频发,当代中国正逐步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然而,我国社会风险治理主体单一、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弱化、公民治理能力低下等因素致使我国"风险社会"的治理陷入了困境。合作治理理念为我国"风险社会"的有效治理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合作治理是社会治理主体以相对平等的身份,就公共事务进行合作共治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它强调治理主体间的平等与合作,通过治理主体的协商对话、相互合作、建立伙伴关系等方式来实现共同治理。当前,在信任的基础上积极构建党群合作,跨区域、跨部门的政府合作,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合作、社会组织协同合作的社会合作治理格局,是我国有效应对"风险社会"的理性路径选择。     

论当代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作用机制

1999年"全国社区建设实验区"的选择,标志着中国开始了社区治理的实践探索。中国社区治理的实践始于城市,城市社区治理成为当代中国社区治理的排头兵。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是怎样运转的呢?中国的城市社区治理以居委会为基石,在三大领域形成三种基本的关系,即居委会与党组织、政府组织构成了政治系统的"二元半",居委会与社区居民、社区中介组织构成了社会系统的"三点一线",居委会又与业委会、物业公司构成了经济系统的"三驾马车"。居委会作为这三种关系的联接点,促使其相互作用,推动着中国的社区治理不断走向成熟。     

低碳规制的“效率困境”内生性因素分析——基于“认知-态度-行为”模型的调研

"十一五"期间,我国低碳发展取得重大成绩,但强有力的行政干预措施遭遇了"政策供给高成本"和"生活模式高碳化"的激励效率困境,低碳规制效率呈现出"中央-地方-公众"逐层递减的现象。政府作为低碳治理的核心行动者,其低碳理念、行动偏好和行动意愿是导致低碳规制产生效率损失的内生性因素。政府低碳治理的问卷分析表明,目前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已经具有了一定的低碳意识,但在低碳理念、治理动力和规制偏好上存在博弈性偏差。     

互联网金融风险与政府治理机制转型

金融与技术的创新发展及深度融合,成为当代社会变迁的重要驱动力量,带来很多新的治理问题。本文结合金融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讨论互联网金融风险与政府治理机制转型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互联网金融给当代中国的政府治理带来了一些基本挑战,即创新的迭代性与响应的滞后性之间的矛盾、网络的连通性与责任的地方性之间的矛盾、交易的涉众性与稳定的压倒性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构成政府治理的结构背景,引发和形塑了政府在治理技术、治理体制和治理机制等方面的回应方式和内在困境。背后的深层问题,实质上是新的风险特征与政府治理机制之间的匹配问题,即互联网金融风险在隐蔽性、跨域性和转化性三方面的综合特征,与政府既有的风险识别机制、风险隔离机制、风险处置机制不相匹配。因此,政府治理机制亟待转型,需要从制度和技术两个方向进行优化。     

政府生态治理、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与政治锦标赛

市场机制的内在机制失灵与公民社会的自组织困境凸现了政府生态治理的主体角色。然而,以往对政府生态治理意愿与效能的塑造路径局限于政府组织层面的理念、体制与机制上。这实质上是传统西方组织理论囿于组织结构研究视角的逻辑作用结果。事实上,政府生态治理过程无法回避政府体制中的核心行动者,即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其意愿与行为将直接影响政府生态治理的政策走向与政策效能。通过政治锦标赛模式,塑造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的生态治理意愿与合理生态治理行为,从而有效保障政府生态治理的持续性绩效。     

企业境外上市数据安全风险的预防性治理

企业境外上市场域中存在国家权力与企业权力、一国主权与他国主权、经济私益与社会公益之间的三重非传统利益冲突,也产生了跨境数据安全风险。而现行治理则面临着依据有失科学、体系尚不健全、层次结构失衡的困境。中国急需摆脱对“违法—规制”的救济性监管模式的路径依赖,以“守法—激励”的预防性治理作为风险应对新路。通过明确数据分类和风险分级制度,构建内部协调和外部协同的多元治理体系,塑造政府高效监测预警、企业规范自我管理的合作博弈生态,强化正当和差异的包容性事前审查,变单向度提高违法成本的惩罚机制为降低企业守法成本、提高企业守法收益的双向激励机制,实现数据安全风险的预防性治理,为企业境外上市提供有力保障。     

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风险表征及其化解策略

制度设计的主观动机与现实运行的客观效果不能达成一致,进而出现功能偏差并导致种种不确定的意外后果即会形成制度风险。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正经历社会结构转型、经济体制转型及全球化的剧烈变迁,当三重境遇形成合力作用于尚未彻底定型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时,制度在实际运行中会表现出三种难以与社会环境变化相适应的制度风险:流动性障碍风险、公平性缺失风险、财务不可持续性风险。因此,必须树立正确风险观,积极应对制度风险,倡导"积极福利"、"多元治理"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建设理念。     

现代化视野下的城市风险治理：研究综述与展望

随着城市空间的高速扩展和城市系统日益复杂化,城市成为各种风险要素的聚集区域。城市空间资源分配不平等、城乡发展失衡、社会利益分化、公共安全事件频发等问题,表明当前中国城市风险治理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进行系统性、综合性应对。全面梳理和系统总结当代中国城市风险治理的理论、政策、制度和实践创新成果,对推进城市风险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组织的发育路径及其治理结构转型

中国社会组织在发育机制方面表现为"自上而下型"、"自下而上型"和"外部输入型"三种类型,受制于迥异的制度或行动者因素,三类组织的治理结构大相径庭:1)自上而下型表现出典型的科层化特征,对于政治权力极具依附性;2)自下而上型组织多为精英人治的治理模式,受精英个人影响严重;3)外部输入型组织则更多采用"移植"或"嫁接"而来的治理模式,往往表现出组织治理结构"外形化"的特征。社会治理创新背景下,三类组织的治理模式都难以充分适应新的社会治理需要,从而制约组织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创新。而明晰政社关系边界的内涵、明确政府在其中的角色定位以及推动制度创新则是社会组织治理模式转变的关键。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特征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分析2018年经济工作中提出要确保和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对政府债务风险的有效防控是其中的关键与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对新常态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现状及空间特征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债务风险的溢出效应及机制展开讨论,发现当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有趋稳态势,但空间分布的聚集特征以及溢出效应使得债务治理问题仍不容小觑,为此笔者从财政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债务风险管理角度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加强与衰减:风险的社会放大机制探析——以安徽阜阳劣质奶粉事件为例

本文以2004年阜阳劣质奶粉事件为例,阐述了社会性风险事件在新闻媒体、政府、企业等风险放大站的作用下被加强或者衰减的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风险放大效应所导致的新的经济与社会后果的过程,理解这一机制与过程对于风险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环境风险治理碎片化与社会合作治理机制的生成

环境风险的不确定和系统性决定了其治理机制的灵活性和多元化,而当今的环境风险治理存在碎片化状态,其中以行政规制的碎片化为典型。行政规制的碎片化具有难以克服的内生性困境,这种困境体现为政府失灵状态。为了避免环境风险治理的碎片化,需要发展出一种社会合作的风险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