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及其整治路径

中国现阶段的脱贫攻坚战已经进入了倒计时阶段,离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仅有一步之遥。精准扶贫政策在取得巨大成效的同时,在实际执行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形式主义。精准扶贫中的形式主义主要表现为:精准识别不精确、精准干部识别、精准填表、数字扶贫、帮扶对象按供给分配、不切实际数字脱贫、手段置换目的等方面。其背后的原因既有压力型体制下的地方政治治理模式、农村贫困群体参与精准扶贫的程度较低、精细化治理方式与传统性农村社会匹配度较低、监督考核机制的偏差等制度性原因,又有部分扶贫干部能力不足,放松了自身的党性修养等主观上的原因。要去除精准扶贫中的形式主义,还需要从优化政策,完善监督考核机制,加强扶贫干部的能力建设和党性修养,构建多元参与的扶贫格局、突出贫困群体的参与权利等多方面共同努力,进一步完善精准扶贫的整治路径。     

政策下乡与发展中的乡土躁动——对江西农村精准扶贫的田野观察

过去40年来,中国在农村减贫和经济社会发展中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帮助数亿人摆脱了贫困。然而,基于疆域的广大、地理条件的复杂多样性和发展实践中的制度制约与政策实施困境,农村脱贫攻坚和帮助农民发展致富依然是一个充满挑战的任务。自2015年底以来,精准扶贫成为各级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十三五”规划发展目标的核心任务。最近的研究表明,精准扶贫政策实践中存在瞄准困难、基层实践效率低下和干群关系不稳定等难题。同时,时间的紧迫又在进一步加快政策实施的力度和强度,这些必将对未来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目标的实现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本文基于作者近年对江西农村精准扶贫政策实施的田野调查,主要讨论两个核心问题：第一,精准扶贫的政策实施对农民和地方政府（包括基层干部）产生了哪些影响？第二,在中国这种以自上而下为主的集中化政策实施体制下,精准扶贫政策在制度设计和政策实施方面存在哪些限制？这些限制对改善政策实践有何意义？ 基于调研经验资料的分析,论文对我国农村社会政策实施的“过密化”问题进行了讨论。     

乡村旅游精准扶贫实现路径研究

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是一个动态、不断反馈、开放运行的有机系统,其目标的实现是精准扶贫识别、精准扶贫帮扶、精准扶贫管理三部分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且该系统会随着乡村旅游扶贫环境变化和实践的发展而发生变化。乡村旅游精准扶贫实现路径包括:"三产"融合,延伸农村产业链;因地制宜,实施精准帮扶;"五化"理念,打造乡村旅游精品;协同联动,形成政策合力;注重人力,构建培训机制;智慧乡村,优化营销平台。     

青海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实现路径

乡村旅游精准扶贫能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效激发贫困乡村发展活力和贫困群众脱贫动力,对改善农村宜居环境、优化农村产业结构、直接增加群众收入、提升乡风文明程度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分析青海省乡村旅游扶贫的实践基础上,提出乡村旅游推动精准扶贫的路径,以期为乡村旅游推动精准扶贫目标的实现提供可借鉴的启示。     

论精准扶贫战略的整合性建构

精准扶贫是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国家扶贫战略的重大创新,其实施以来取得了显著的扶贫成效,同时也面临着现实推进中的认知偏差和政策执行中的制度间隙。通过对贫困治理历史脉络的再梳理以及对精准扶贫政策认识与执行中制度间隙的再审视发现,精准扶贫存在因扶贫政策"连续性断裂"而引发的瞄准脱嵌问题以及目标与手段倒置的风险,面临高度技术要求与执行成本边际效应递减的挑战以及效率与公平逻辑置换的隐忧。农村贫困治理应该从认识论意义上贫困的发生与建构、方法论意义上扶贫瞄准层次的嵌合与协调以及价值论意义上目的的普惠与公平的整合性视域下寻求出路。     

“权力——信息”约束下精准扶贫的地方实践——以X县为例

精准扶贫是当前中国扶贫开发战略的重要举措。然而,在精准扶贫实践中,常常出现中央的政策表达与地方政府执行相悖的现象,进而影响扶贫的实际成效。这种现象源于中央与地方政府在权力和信息方面拥有各自的优势,并由此引发它们围绕"权力—信息"优势而进行的政策实施互动所致。中央与地方的互动方式及行为选择,影响了中央权力向下渗透的程度,也影响了中央对信息的控制力度和精准扶贫的政策效果。     

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困局与创新路径——基于精准扶贫正反案例的分析

精准扶贫是新时期我国扶贫开发战略的重大转折。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国农村扶贫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多困局。本文基于全国各地的精准扶贫正反案例,对我国现阶段精准扶贫政策的推演模式进行横向归纳;从精准识别、精准落实、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的角度,对我国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困局进行纵向分析;并据此提出相应的创新路径。     

"精英俘获"与"全过程民主": 乡村振兴政策"基层空转"的归因及其反转策略

乡村全面振兴得益于政策的推动,但政策落实的关键在基层.目前,乡村振兴政策基层执行过程中存在选择性、表面化、敷衍式等"基层空转"现象.透过"精英俘获"理论视角,发现乡镇政府被动俘获、农村精英主动俘获与普通村民认同俘获是造成政策"空转"的内在原因.为此,应采取加强乡镇政府政策服务公信力、重塑农村精英的村级服务环境以及培育普...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执行场域构成与优化研究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执行场域过程化要素包括政策制定层与政策本身,实施层与政策工具选择,行动者位置关系构成的执行客观关系网络,大学生及其身处的思想政治教育场域、资本、惯习等。其制度化要素包括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文化—认知性要素及符号系统、关系系统、惯例和人工器物。高校各部门已经形成高密度、高中心实施网络,网络可达性强,形成了核心工作网络体系。但在全场域构建、场域融合和政策工具丰富度方面仍存在问题,需要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统筹场域建设优化,推动场域融合,形成协同实施效果,通过机制化、日常化及项目优化形成好惯习。     

“第一书记”社会资本与扶贫工作绩效的关系研究

"第一书记"是"精准扶贫"场域中的重要参与者,其工作行为及绩效直接反映"精准扶贫"工作的成效。通过田野调查、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发现,在"精准扶贫"场域中"第一书记"拥有的社会资本对其工作绩效有着重要影响,特别是其单位背景、身份地位、社交网络与工作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其自身文化素质、工作能力、工作态度也是重要影响因素。     

我国扶贫政策的演变及前瞻

我国扶贫政策经历了输血式扶贫、开发式扶贫和消除贫困三个阶段。在全面建设小康、构建和谐社会政策的指引下,我们必须重视当前扶贫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从构筑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出发,不断完善我国的扶贫政策,并将其真正落到实处。     

结构性嵌入: 下派干部扶贫的制度演进与实践逻辑——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扶贫实践为例

当前对扶贫干部问题的研究多聚焦于村庄截面,未考虑对基层政府的嵌入及其关系互动。文章基于凉山扶贫实践和政策分析提出：下派干部扶贫制度变迁是由单维嵌入向结构性嵌入的演进。国家通过建构定点扶贫（“条－块”）、对口帮扶（“块－块”）、综合帮扶（“面－块”）等扶贫模式以及挂职扶贫、驻村扶贫、包联式扶贫等实践机制,实现了扶贫力量在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中的“反科层制”嵌入。嵌入性机制与本土结构的耦合协同,缓解了压力型体制与治理有效性之间的张力,促进了基层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社会整合和文明建设,但也会诱致权力惰性替代、村庄自治性消解、村民自主性弱化等负效应。同时,囿于制度和技术层面的条件制约,嵌入性机制还面临协调困境、责任困境和效率困境。后精准扶贫时期,应结合国家战略衔接,推动下派干部扶贫制度创新;结合系统协同性,推动下派干部扶贫体系机制优化;结合贫困治理“在地化”,“寓扶于育”,推进“本地人的建设”。     

话语与公共政策：政策制定的话语分析——以中国“新农合”决策过程为例

政策制定是一个围绕特定议题所展开的意义赋予与话语竞争过程,竞争的“获胜者”将主导政策场域,影响政策选择或变迁的方向。通过关注话语在“社会现象”到“政策议题”转化过程中的作用,可以构建出一个理解政策制定过程的解释模型。应用该模型考察新农合决策过程,可以发现,“地方互助”话语为重建传统合作医疗的政策安排赋予了合理性支持。而新农合政策的出台,是由于“国家投入”话语在众多政策倡导者的努力下,成功地与“扶贫”话语关联在一起,并取代“地方互助”话语而主导了合作医疗政策场域。     

农村邻里照护：实践形态、制度困境与政策调适

利用农村邻里互助的文化资源开展老年照护是我国现有条件下应对农村养老服务问题的一种模式选择与政策期待。在政策监管难以深入农村基层的情况下，邻里照护政策进入由乡村自有逻辑主导的农村政策场域之中，呈现出“剩余型”的服务范畴、“专长式”的服务内容、“默会式”的服务标准、“舆论型”的服务回报与“孝道式”的服务激励等实践形态，暴露出邻里照护政策存在邻里服务难以有效满足贫弱老人照护需求、守望相助风气式微导致政策的社会基础不足等制度困境。加强培训以提高邻里照护的服务效果、扩大宣传以充分利用现有的邻里互助风气、引入第三方评估以加强政策监管等办法是有效而可行的政策调适路径。     

基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提高河北省农民收入对策研究

河北省作为农业大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农民增收问题。河北省农村农民收入总量增加但增速缓慢,通过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统筹城乡发展、加大政策支持、提高农民科技素质、精准扶贫等,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加,确保河北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     

从收入扶持到资产拓展:社会救助扶贫的政策转型

在当前精准扶贫成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基于收入贫困的收入扶持救助政策面临瞄准偏差、社会对立、污名效应、贫困陷阱等实践困境。基于资产贫困的"资产拓展"救助政策在我国既有可行性,又有促进农村贫困人口收入稳定、资产积累以及技能的专门化与专业化等潜在优势。财产性收入对居民收入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财产性收入占农村贫困人口家庭总收入比重偏低,财产性收入对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的贡献不显著,尤其是对贫困率较高的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贡献非常有限。为使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稳定增长且具有可持续性,我国农村贫困地区社会救助扶贫政策应进行转型,以资产拓展为调整方向,拓展资产收益项目,建立参与式资产管理制度,开展监测评估,让农村贫困人口成为有资产者。     

乡村主体性视角下的精准扶贫问题研究

作为国家“十三五”时期的重要任务之一,精准扶贫成为重要的政策和研究议题。本研究试图从乡村主体性的层面,指出精准扶贫问题的解决,需要对造成贫困的市场主义有更深层的了解,重塑乡村的主体性,使乡村文化的互助性得到恢复,使乡村经济的自主性得以重建。如此,才能实现扶贫的可持续。     

农村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政府信任效应：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政府所实施的公共政策是增进公众对政府信任的关键因素，但现有研究较少关注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后农村社会变迁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利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考察农村社会质量变化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以及政府质量所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后，农村居民对中央政府和基层政府的信任水平显著提升；(2)农村社会质量的提升对农村居民信任中央政府和基层政府具有激励作用；(3)基层政府质量提升可以强化社会质量对农村居民的政府信任的正向影响。因此，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应着力提升农村社会质量和基层政府质量，这有助于增强基层治理体系的稳定性，从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城乡共同富裕。     

基层扶贫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以遂溪县扶贫干部为分析样本

基层精准扶贫的成效直接决定了我国能否如期全面地实现消除贫困、走向共同富裕的目标。一支专业化的扶贫人才队伍,是壮大扶贫干部队伍建设的基础。随着"因村派人精准"思想的提出,基层扶贫干部的选派逐渐趋于合理。但通过在基层的调研中发现,某县扶贫队伍建设中仍存在着无效会议、文件材料过多等形式主义,行业部门扶贫干部效率低等现象。当前的基层政府必须重视扶贫队伍的建设问题。提升扶贫干部的政治素养,扶贫材料的精准化,行业部门间沟通机制的精准化。以此打造一支专业化、精准化的强大扶贫队伍,为全国的精准扶贫工作注入不竭的动力,助力国家顺利实现精准脱贫目标。     

现阶段我国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偏差

公共政策执行成效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现阶段我国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偏差现象,表现为选择性执行、机械性执行和替换性执行等。政策执行偏差存在的原因有政策本身存在缺陷、政策执行者素质不高等。为了提高公共政策执行的效果,应该采取多种措施防治政策执行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