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生产、资本逻辑与城市研究

空间生产的实质,就是空间被开发、设计、使用和改造的过程,是社会利益集团通过控制土地和建筑物等空间主要特征来塑造和影响城市空间形态和组织的过程,而这一空间生产过程又受资本逻辑的支配。中国的城市作为世界空间生产体系的重要节点,也是空间生产和资本逻辑的反映,中国的城市化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在当代语境下必须给予应答。本文对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权力的作用、城市空间正义、地理差异与空间生产、资本逻辑的关系以及中国城市研究的本土意识作了进一步的讨论。     

论城市空间正义

城市空间正义的目标是要保护公民的空间权益,其最基本的诉求就是城市空间的属人性、平等性及多样性。但是应然的价值诉求与实然的状态之间由于社会结构动力和文化动力的双重推进产生了一定的偏差,具体表现为城市空间的异化、空间的剥夺以及空间的隔离。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是矫正城市发展空间正义缺失的重要手段和方法,要建立城市空间正义,应当明确定位城市发展的价值取向,合理制定落实城市发展政策。     

元宇宙的空间生产与空间正义——以元宇宙“虚拟城市”为例

元宇宙作为新一代互联网技术,必将引起网络空间结构的深刻变革。网络信息空间曾经是以高度流动性、身体不在场为主要特色的缺场空间,而元宇宙则凭借新的技术手段打造三维拟真场景和身体高度涉入的沉浸感,从而对互联网缺场空间形成重构,使网络信息空间进入到“虚拟在场”的空间状态。元宇宙空间已经不仅是一个用于快速传递信息的节点间网络,更是一个有明确物质载体的数字地域共同体。网络信息空间变得具有更多城市空间的属性,网络信息空间中的生产活动越来越像城市空间生产。从元宇宙“虚拟城市”的早期案例中可以发现,其既有资本主导、投机炒房等空间非正义的一面,也有用户自主参与、区块链去中心化等空间正义的一面。要实现元宇宙的空间正义,进行共享的、均衡的空间生产与分配,就必须超越数字资本主义。     

当代中国空间生产的矛盾分析与正义建构

中国已进入以“空间资本化”为特征的空间矛盾凸显期,面临着多重困难和危机。在当前的城市化进程中,人们往往错误地把城市空间的更新与改造这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当成简单的建筑工程,无视旧城厚重的历史与灿烂的文化,无视脆弱的生态,成片地拆除历史街区,兴建大量高密度的商品房,以追求利润最大化。城市空间生产很容易被强大的资本“绑架”,沦为牟利的工具。自上而下的空间生产模式不仅把广大的城市居民排斥在规划决策过程之外,由于这种模式缺乏有效的监管,城市更新改造常常演变成引发大量社会矛盾的疯狂的与民争利行为。从中国的发展现状来看,中国需要重建空间正义,加强制度与政策的顶层设计;需要“自下而上”的主体参与和普遍的“自我管理”;需要建构社区政治作为后单位时代集体行动的组织依托。     

资本主义城市化格局下西方社会正义理念的空间限度——从大卫·哈维空间政治哲学批判的中观视角谈起

以资本地缘性积累与区域性集中为前提的西方现代城市化进程,其政治格局的建构必然服从资本逻辑的空间性规划。故而,用于维系城市生活正常运转的社会正义法则,将成为推动资本实现地理性最优配置并攫取最大利益的制度性手段。鉴于此,大卫·哈维立足于城市内差异性分布的不同群体在空间定位层面的冲突、城际间因资源恶性竞争而造成的政治张力以及国家机构之于城市总体发展趋势的负面效应,以及三者同资本空间性生产与分配间的对应关系,深刻剖析了西方世界资本主义城市化浪潮中,社会正义失范的内在病灶。并指出,其实质毋宁是以资本“物”的尺度为出发点,而营造的城市空间图景,将资本循环的一元霸权凌驾于社会群体的多元诉求之上,从而使原本属人的正义概念异化为资本积累的空间性策略。如此一来,具有普适意义的正义准则就囿于资本逻辑的狭隘限度当中,并于地理学维度成为钳制个体享有平等政治经济权利的直接诱因。     

空间正义之维的新时代城市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城市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城市治理的核心目标是维护空间正义;新时代城市治理以促进空间产品分配正义为基点,在对空间环境和社会关系的治理中建设美好美丽的空间场所以维护人民群众的发展正义;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要求为指导,探索新时代城市治理的过程机制和方式方法,切实推进人民群众的空间分配正义、空间协商正义和空间关系正义.     

资本逻辑与气候正义

当下,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气候变化已是确凿的事实。面对气候变化,人类吁求气候正义的现实出场。造成当代全球气候变化的深刻根由和实现气候正义最大障碍在于资本逻辑及其内在的无限贪婪性和利润至上性。因此,超越资本逻辑乃是化解气候变化危机和实现气候正义的根本路径,这在根本上有赖于马克思开创的共产主义运动之深入展开。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乡空间正义问题的伦理探究

新型城镇化应当是城乡政策相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文脉融通的城乡空间的有机融合,这也正是城乡空间正义的应有之义。但传统城镇化模式造成了乡村社会体系的紊乱,导致了"空间五失":生活空间失"居",空间改造失"衡",权责分配失"公",城乡空间失"和",乡土伦理失"传"。究其本因,政策与资本的强制嵌入割裂了乡村自治、乡村经济和乡村家庭伦理的发展脉络,新旧乡村伦理观的"空场"与"错位"引发了人的"虚"城镇化。维护城乡空间正义具体应包括以下三点:保障城乡空间的分配正义;保障城乡空间生产的正义;保障多维城乡空间正义的差序重构。针对乡村城镇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对传统乡村伦理进行积极转型才能让新乡村伦理发挥预期的凝聚与导向的作用。     

论社会主义空间正义的基本架构——基于主体性视角

从主体性视角出发,空间正义就是一种符合主体伦理精神的空间形态与空间关系,它强调在空间生产关系中,应关注主体(尤其是弱势主体)的自由选择、机会均等和全面发展,以及主体"栖居"在自然环境中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社会主义空间正义主张,所有社会主体能够相对自由、平等地享有空间权益,不受支配地进行空间生产和空间消费的理想状态。社会主义空间正义的实质是和谐与平衡,即努力实现不同政治价值取向以及不同主体之间利益博弈的动态平衡。     

空间正义视域下中华民族文学史观的价值向度

中华民族文学史观的空间正义,既是重大理论问题,也是紧迫的现实课题。中华民族文学史的述史观念不能只考量线性时间维度,也不宜仅仅徘徊于族属和地理空间层面的表象性强调,还须正视并重视新的述史可能性。概而言之,空间正义视域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新的述史可能主要指向三大向度:一是叙事视野公平,即要求述史者勇敢告别"虚构/非虚构"二元对立思维,尽力接近"文学性"的文学本原;二是媒介形态公正,在主流性纸质书面文学外,还要认同口传民间文学的体量,并适时接纳电子网络文学新形态;三是文本空间公允,亦即合理彰显中华民族文学入史的艺术形式标准,同时兼顾视像时代文学入史的语图互文效应。唯其如此,才能推进既合规律又合目的的中华民族文学的繁荣发展,垦拓并优化中华民族文学史建构工程的广阔视界与科学布局。     

资本逻辑与休闲正义

现代休闲过程表现为资本逻辑对之强制规训,那么休闲过程是资本实现与回收剩余价值(剩余劳动)的主要方式之一,因此,其内容是非正义的,主要体现为休闲的现实空间与时代内容都受到资本逻辑的控制.当代中国推进休闲正义,必须超越资本逻辑,实现体闲正义.     

资本的空间逻辑及其意识形态神话

从历史唯物主义空间生产的视角来看,由于资本的历史本性,从资本空间化到空间资本化的发展成为资本发展的必然逻辑。空间资本化发展使得资本获得了更加灵活的积累方式。资本既有历史的进步性又有历史的狭隘性,因此对于空间资本化的发展应从两个方面考察和审理。空间资本化的发展不仅为当代资本的创新性存续寻找到了新的发展路径和存在形态,同时也造就了资本发展的新的意识形态神话。洞穿这种意识形态迷雾成为当代资本批判的一个根本性历史路径。     

城市空间逻辑的数字化转型及其制度走向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城市的数字化转型也逐渐受到更多的关注。城市的数字化转型打造了数字化的信息空间,人们的社会关系逐渐转移到这个数字空间之中。研究数字空间中的城市科学化治理,将其中的城市权利进行重构对保障城市权利具有重要意义。传统意义上的城市空间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其自然属性表现在为城市发展提供所需资源的保障,同时也决定了不同城市之间资源分布不均衡的特点,其社会属性表现在社会生产关系以及资源再分配制度。数字城市空间的存在能够弥补城市资源不均的差异,缩小城市间资源分布的不均衡。同时也要注意城市数字化转型存在的诸如算法黑箱、数据垄断、数据资本异化等方面的风险。为规范数字化时代城市空间的发展理路,应当坚持以下原则：以政府为主导、兼顾弱势群体、以数据开放为基础。     

迈向空间正义的民族国家发展探析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空间正义"已成为空间发展的重要议题,这为我们剖析民族国家空间发展提供了新视角.空间生产时代,追逐利润的资本逻辑越来越对民族国家空间发展构成严重的威胁,造成了民族国家空间资本化、空间殖民化和不平衡地理发展.为此,民族国家在发展过程中要以空间正义为目标导向:一要坚持平等性原则,推进"人类命运共同...     

空间正义论纲：逻辑起点、理论特质及问题视域

空间正义的出场与发展是理论转向和城市化现实推进的结果,一方面人文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使得正义理论发展与空间的互动日益频繁,另一方面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呼唤新的城市正义理论指导城市的健康发展。空间正义首先源于空间与正义历史性和实践性的双向构建,同时也是对城市化推进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不正义问题的具体回应。空间与正义是一对无法分离的相关性范畴,空间正义具有历史性、发展性、差异性以及多尺度综合性等理论特质。空间正义的研究既要关注“分配”问题,更要站在城市主体尊严的角度关注“承认”问题,以及研究空间自身的价值性和情境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