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十七年文学”批评主流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根据解放区文学经验建立文学审美态度的同一性 ,从而赋予全社会一种新的文学眼光和审美情趣。这时期文学批评的聚焦点在于文学的政治目的、政治功利及其相应的作家创作中的合法性。这种一体化批评格局主要是通过批判文学创作中的“个人主义” ,并通过作家的自我否定和创作上的“反精英”倾向而完成的。确信人的力量可以主宰全部历史发展 ,并以此督促文学不断创造出作为无产阶级文化代表的完美的“新人”形象 ,是“十七年文学”批评的傲慢与偏见。在此意义上 ,对“十七年文学”批评的研究 ,指向对 2 0世纪中国文学中“左”倾文艺思潮和文化观念的反思与检讨     

论十七年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的真实性

十七年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与现实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裂隙,如果简单地以"不真实"概而括之,将对十七年文学的生态环境,以及作家、读者等群体的精神状况造成深度的遮蔽。立足于十七年文学复杂的政治文化场域,结合社会学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回到历史现场的方式,来探讨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的真实性问题,可以见出有三种层面的真实性表现形态,即话语建构层面的真实、未经教化的真实和被教化的真实。话语建构层面的真实,是指部分作家尽管亲眼目睹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给农民造成的利益损害,以及农民和农村党员干部对运动的反感、抵触,但却不会因此而否定运动本身。相反,他们会运用所学的思想理论来理解现实生活,在小说中以反映历史本质真实的姿态去反驳、抵制现实的真实;未经教化的真实主要是在大量的社会学史料中得到呈现,在十七年作家的笔下只有微妙曲折的表达。作为代表人物的赵树理,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民的不合作心理及其困苦生活抱有深切的同情,他的小说因此成为表达微妙意味的复杂文本,有限地传达出了农村现实的真实信息;被教化的真实,则体现在政治运动对于农民、农村党员干部以及作家、读者的宣传教育和鼓励/惩罚的机制中,个人的想法往往是被赋予、被引领的结果,其表现形态极为复杂。     

论“十七年”的文学观

“十七年”的文学观是反映论亦即认识论的文学观;以这样的文学观看待文学,不仅造成了理论的不科学性,而且对创作造成了伤害;这样的文学观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来自别林斯基、普列汉诺夫等19世纪俄国文学理论家;反映论的文学观,带有机械唯物论、庸俗社会学的特点。新时期以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我们的文学观已经有了可喜的转变。     

“底层文学”与“十七年文学”的对接与歧异

新世纪以来,底层文学日渐成为一种思潮,承载起文学大众化的使命。底层书写由来已久,在表现小人物的物质贫困、精神麻木上,底层文学与十七年文学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它们在精神走向、情节结构、审美表现上又有许多歧异。底层文学不管是社会学价值多一些,还是文学价值多一些,不可否认的是,底层文学分界窄化了文学场域,在具体阐释中,面临审美削弱和深度缺失的诘问,它的出现和发展从一个侧面折射了转型时期一部分人的社会情绪和道德呼唤。     

“十七年文学”的历史重构

“十七年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段独特的存在,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怎样言说叙述这一段文学的发生以及存在的情况,必然与其相关时期内占据主导地位的文艺评论思想相关.从1949年到1966年,这17年间的中国文学,在其后接近50年的历程中出现了多个不同的声音,“十七年文学”被一次又一次地在不同的语境中重新建构.这也说明了特定时期内文艺思想以及意识形态甚至其他各种评论性因素对文学作品不同阐释所起到的影响制约作用.“十七年文学”在接近50年历程中出现的多次“重构”,充分表明了对“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就导致了“十七年文学”在文学史的叙述之中就仍旧还处于再次“重构”的可能之中.     

寓教于乐:十七年小说创作的美学特征

人们在研究十七年小说时,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现象:十七年小说的主题是政治化的,然而它却拥有众多的读者,哪怕是在今天,它的读者也仍然不少.究中其因,是十七年小说做到了"寓教于乐".     

寓教于乐：十七年小说创作的美学特征

人们在研究十七年小说时,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现象：十七年小说的主题是政治化的。然而它却拥有众多的读者,哪怕是在今天,它的读者也仍然不少。究中其因．是十七年小说做到了“寓教于乐”。     

莫言早期小说创作论

相对于莫言后期的新潮小说,他的早期小说是文学研究的一个盲点。莫言的早期小说主要表现人情美和人性美,带有当时文学观念的严重烙印。     

论莫言小说性爱叙事的文学场生产

莫言小说中的性爱叙事是文学场塑造的结果。在初进文学场时,莫言在处理爱情主题时谨小慎微。1985年,文学场的权力结构发生变动,短暂的自主性幻象使莫言敢于打出"高密东北乡"的旗帜,其小说中的性爱叙事也因此获得了反叛性的符号意义。这一符号生产也是政治与文学一体化的文学场塑造的结果。之后,莫言小说性爱描写的符号生产受到批判和遏制,表明文学场的权力结构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     

论“十七年”文学中的日常生活书写

十七年文学对日常生活的书写总体上呈现出一体化的面貌,反日常生活是其主导的书写方向。从人物形象的建构到生活空间的营造,从对性别的想象到对物质的阶级属性的归类,这一时期文学建构意识形态化的日常生活的话语策略是全方位的。不过,在政治允许的限度内,十七年文学中也存在一些真实的日常生活书写,它们的存在不仅丰富了十七年文学的日常生活书写,而且也意味着文学对日常生活的真实书写可以对政治的构造起到反作用。     

论“十七年”文学的青春叙事

十七年时期,青春叙事成为文学的主潮和独特的文学叙事模式。这一时期的文学青春叙事不仅具有五四文学和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的支撑,而且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有着紧密的关联性。在这种关联性的支配下,这种青春叙事的文学形成了一种具体的叙事模式。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有关于青春叙事的文学又参与到新的话语体现的生产与建构中。     

“十七年”文学中“小资”的身体改造

“小资”的改造是无产阶级文学中最为艰巨的任务之一,小资产阶级在新的历史环境下作为文学艺术创作的主体和客体都需要进行改造.“小资”的改造不仅是思想意识的改造,同时也是身体的改造.对小资“身体”的改造反而使得必须被压制的身体欲望通过某些方式得到一定程度的表现和释放.作家的“小资”身份除了在直接的“小资”身体改造题材中得到表达外,在一些其它题材如战争题材小说中也同样有表达.在环境允许的条件下,作家们仍然会通过可能的方式来表达和探讨自我精神世界中的一些困惑.在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革命理性与未被改造的“小资”情结之间的搏斗,看到这之中所产生的一种双向流露——既有革命对“小资”的身体改造,又有“小资”的身体对革命潜隐的“反改造”.     

十七年文学中的民间叙事

十七年文学具有民间化倾向,运用知识分子承担的民间叙事培养民众的话语主体性。民间叙事还具有改造民众和知识分子的双重功用。赵树理为民间叙事贡献了形式,而按意识形态的要求进行叙事的任务到柳青才完成,使民间叙事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的重构

吴秀明认为,对"十七年文学"应作综合整体评价。它既是20世纪中国的"十七年文学",也是具有三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的"十七年文学",同时也是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密切关联,并高度一体化了的"十七年文学"。张光芒认为,不能用硬性的价值尺度来评判"十七年文学",应该综合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态,以"同情的理解",作为历史叙述的前提,尤其应对生长于时代夹缝中的富有文化启蒙意义的文学作品,作出价值重估。董之林则进一步指出了"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复杂性与艰难性,这是无法还原的历史,任何简单的评判都将失去意义,只有跳出预设的思维定式,借助理性的"知识考古",才能达到评判的意义重构。黄健则揭示了"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重构的内在联系,从现代性重建的视角反思"十七年文学"的得失与应有的价值。     

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中的“钢铁”意象

新中国成立后,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工业建设,工业建设开始引起中国当代作家的关注。表现工业生活、塑造工人形象成为时代赋予作家的重要使命,炼钢的内容大面积进入文学,形成了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中的钢铁意象。分析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中的钢铁意象,可以发现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创作的特质,可以窥探文学与政治的紧密纠缠关系以及某种隐形的政治文化审美结构。     

论“十七年”家族小说的文化变异

“十七年”时期中国家族小说的家族文化传统发生了显著变异,家族不再处于传统的核心地位,具有了明显的边缘化特征,取而代之的是具有强烈政治功利性的意识形态内容,从而使家族徒具形式的意义,深刻改变了中国家族小说的文化传统,其主要表现为血缘关系的弱化、家族伦理秩序的变动、价值观念的置换与“家国同构”观念的变异。     

自由的诉说:莫言叙事的天籁之声——莫言新世纪10年的小说

好作家都有他的天籁之声,莫言叙事的天籁之声既来自他大彻大悟的心灵自由,更来自他在不断的艺术探索中获得的自由表达。他对母亲、童年、大自然的极端看重,由此糅合各种民间艺术因素,无拘无束地释放着自己孕成于故乡的感觉、体验、想象,使其叙事一直保持天籁之声。他在"敬意"中告别而产生的罕见的创作后续力伴随着莫言不断得以舒展的自由心灵,让其天籁之声越加丰富。莫言新世纪10年的创作由此预示出中国小说的一个重要方向。     

“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学科史意义

“十七年文学”(包括“文革文学”)已日益成为学界关心的话题。有论者认为这是90年代以来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文学史意识觉醒”的一个标志。但事实上,90年代尤其是近几年来关于“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卷土重来”不过是个“形式”,“形式”背后的“意识形态意义”,才是评说之意义所在,如福柯所言:“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时代,而是讲述话语的时代。”“评说的距离”(时间)将决定着“距离的评说”(结论)。许多曾经参与“十七年文学”“事件”构造的“当事人”,后来成了     

十七年东北文学论

十七年东北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重要组成部分。它历经时代的波峰浪谷 ,在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的创作背景下进行了艰辛的艺术探索 ,并在现实主义叙事、北大荒文学创作和民间文学创编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十七年东北文学在时代性和地域性的有机交融中呈现出独特的文化审美底蕴     

“中农情结”对莫言创作的影响——兼析莫言小说对土改、合作化叙事模式的突破

中农出身给莫言带来了巨大的困惑和痛苦,但也给他带来了观察社会与体验人生的不同的文学视角,从而构成了莫言创作独特的"中农情结"。作为一个历史形成的精神结点,"中农情结"对莫言的创作产生了重大的衍生效应,同时,莫言也清楚地意识到了"中农情结"的过度释放可能会带来的狭隘性和片面性,他的小说因此跳出了阶级视域的历史局限,完成了对土改、合作化小说叙事模式的一次革命性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