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继承与生成:对中国法治文化根基的现代性反省

当代中国法治发展在不断走向成熟的同时,也展现出诸多问题。在文化根基上,中西方法治一直存在明显的差异。当下中国法治文化根基具有双重来源:其一是对特有传统文化精神的扬弃;其二是对现代西方法治文化精神的合理吸收。文化根基是法治发展的根本前提,中国法治建设必须处理好传统文化结构与现代法治精神的张力关系。当代中国法治文化根基的构筑在面对中西方文化对抗与自有文化继承问题的同时,还要考虑如何使传统文化在自我反思中获得新的内涵,并最终促使法治文化根基的生成。     

中国法治建设的法文化障碍

20世纪是中国试图重建一个全新的法律秩序的世纪。自晚清“新政”改革传统法制引进西方法律制度以来 ,近百年的中国“法治”建设历程可谓艰难曲折。本文从中国与西方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的比较研究入手 ,考察和分析了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传统的政治文化、法文化与现代法治理念的内在紧张 ,进而揭示了中国重建“法治”和法律秩序的三大文化障碍 :即传统政治文化的“权力至上”传统对现代法治“法律至上”原则的排拒 ,传统“礼治”的特殊性精神与现代法律的平等性和普遍性原则的冲突 ,以及传统法文化的工具性取向与以保障人权和自由为目的的现代法治理念的冲突。作者认为 ,中国“法治”建设的成效 ,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我们能否尽快地确立一种机制 ,使执政者以及一般民众都能养成尊重法律、自觉守法的习惯     

社会制度变革与文化模式转换:俄罗斯法治现代化研究的双重路径

俄罗斯法治现代化之路的曲折性有目共睹,对于同时代其他转型国家具有极强的参照价值。俄罗斯法治现代化之路可以有两个考察路径,一般路径主要沿社会制度变革路线进行考察,特殊路径则通过文化哲学研究范式,以文化模式转换为线索进行考察。一般路径贯彻的是以社会制度来决定研究的基调和范围,特殊路径贯彻的是以文化模式转换来决定研究的视野,社会制度变迁在显性层面上表现出俄罗斯现代化进程的阶段性,文化模式转换则是这种阶段性表现的内在驱动力,二者一表一里共同表征俄罗斯法治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两种路径交融能够形成一种总体性视角,在研究对象、研究方式和研究内容等方面具有独特的立场,最终促成对俄罗斯法治现代化研究的方法论转向。     

俄罗斯白银时代宗教哲学的文化重建及其意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既是俄罗斯社会剧烈动荡时期,也是俄罗斯文化发展的"白银时代"和哲学创作的"鼎盛时期".其中以别尔嘉耶夫、舍斯托夫等为代表的宗教哲学是俄罗斯哲学发展的最高峰,在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文化相碰撞与融合的现代性背景下,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在创造性地回归东正教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并超越西方理性文化精神,寻求民族文化精神新生长点,实现俄罗斯文化的批判性重建,俄罗斯宗教哲学的文化重建努力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俄罗斯东正教的本土化特征

在俄罗斯文化从形成到发展的历史上,东正教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东正教塑造俄罗斯文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俄罗斯文化对东正教的本土化过程.自然环境赋予了俄罗斯人民独特的民族性格,正是这种民族性格使俄罗斯文化与东正教的苦修主义、圣母崇拜等具有天然的亲和性.但是,俄罗斯的东正教与希腊正教之间也存在显著区别,这一点尤其表现为俄罗斯文化血脉中流消着的多神教传统.     

论当代中国六大法治主题的形成、逻辑和价值

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是伴随着民主政治诉求、市场经济转型、政府改革、执政党建设、社会建设以及文化强国的战略而一同向前推进的.在这一进程中,法治开始与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政府、执政党、民生、文化深度结合,由此形成了民主法治、法治经济、法治政府、依法执政、民生法治、法治文化六大法治主题.六大法治主题的形成与演变体现了当代中国法治发展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整体性逻辑,表明当代中国重要的社会关系已被纳入法治轨道.这六大主题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着力点.     

文明型国家文化精神传统与当代中国文化自信——基于马修·阿诺德的“文化至上”理论

在国家形态构成的过程之中,文化精神传统始终是作为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因素而存在的。马修·阿诺德的文化理论阐释了文化精神传统在国家建构过程中所占据的核心地位。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因其独特的地域与文化特征,在国家形态的建构过程中展现出独特的文化精神传统,即“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的观念。“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作为我国文化精神传统的核心,其哲学内核与文化内涵都有着极为深厚的思想意蕴。这一文化精神传统对树立我国在当代发展中的道路自信与文化自信,破除西方话语对当代中国所进行的单向度阐释,为中国话语体系的建立与崛起也提供了相应的理论支持。     

当代中国法治观念的价值及培育

法治在当代早已成为一种全球性话语,但中西方法治观念在"历时性"和"共时性"视野中的差异直接导致中西法治践行的分殊。法治观念之于中国法治社会的生成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意义。它既是中国法治进程的本土根基,也是一种黏合剂,同时还将起到一种催化的作用。重视传统文化背景下中国法治观念的培育,既是基础性的,同时也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与现实不断互动的过程。     

欧亚空间视域下的俄罗斯文化特征

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俄罗斯文化在如此大的空间里发展,一方面继承了东斯拉夫和其他部落的文化传统,同时在与各民族不断整合与斗争中融合了异族的文化成分,另一方面吸纳了以拜占庭文化为主的东西方文化成分,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文化.俄罗斯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宗教文化,因为俄罗斯民族的主要特征是皈依宗教.俄罗斯东正教源自拜占庭,它是东方教会的希腊政教,而不是西方教会的天主教.俄罗斯文化滞后于西方文化数百年,没有经历文艺复兴时代.蒙古鞑靼征服和统治为俄罗斯铸就了专制制度的模块.金帐汗的绝对权威和无限权力向俄罗斯的王公们展示了专制权力的概念.专制制度不只是俄国的政治制度,而且也是俄罗斯民族文化的特征.东正教与专制制度构成了俄罗斯文化的独特内涵,并反映了俄罗斯民族独有的的精神生活和政治统治方式.     

法治社会与法治国家问题研究

从人类文明的形态上,国家与社会一直是人类创造并生存于其间的两个最基本的组织体,从法律意义上说,它们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价值导向。法治的其本形态就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宗法模式,与社会决定国家的民主模式。法治的真正基础与源泉是社会而不是国家。现代法治是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的统一。在当代中国,建构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主义法治模式是最可行亦是最有效的。目前,在法治建设中应确立私法优位理念、社会优位理念和权利优位理念。     

俄罗斯的种族宗教文化记忆

本文主要论述的是多神教和东正教在俄罗斯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传统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其内容包括古代多神教和东正教信仰的基本特征、两者的差异和冲突、两种信仰的重叠造成的两重信仰 ,以及由此而来的俄罗斯宗教文化、人文文化和民族性格的特征。此外 ,文中还论及俄罗斯东正教文化中的一些重要概念 ,如神圣的俄罗斯、圣徒精神、神圣的俄罗斯和罪恶的俄罗斯、虚无主义、索菲亚、圣母、永恒的女性和大地母亲崇拜等等。     

现代化视阈中的俄罗斯文化

俄罗斯文化产生于俄罗斯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俄罗斯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之中,它是以东正教思想为旗帜的俄罗斯民族特殊的思想启蒙,是影响俄罗斯社会现代化运动的重要因素。俄罗斯文化推崇人的个性自由和精神追求,鄙视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它在走向后现代的当今时代显示出重要价值,但对当前俄罗斯社会的发展,影响复杂。怎样评价俄罗斯文化,需要认真研究。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中华法治文明论”试绎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总结中国古代法制传统和成败得失，挖掘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精华，深入揭示中华法治文明的深厚底蕴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可称之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中华法治文明论”。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明了中华法治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及其清晰制度表达；中华法治文明的直接载体是中华法系，《唐律疏议》是其精华要素的集中呈现；中华法治文明的发展方向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法治文明，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中华法治文明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法治领域的典范，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动力，为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了智识来源与方法论指引。     

论先秦法家法治与亚里士多德法治之共性

法家的"法治"和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分别在东、西方历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尽管法家的法治与亚里士多德法治理论存在着诸多差异,但由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共性,以及人类追求美好生活和制度的共同愿望,作为代表同时代中西方法治理论的最高水平,先秦法家法治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法治确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二者都旗帜鲜明地主张法治,反对人治;都追求良法;都要求君主守法.法家法治思想对我们当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仍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可以根据传统法治文化固有的精神,结合我们当下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需要,在诠释中对法家法治理论作出新的解释,或者可以称为一种"创造性的转化".     

中国传统文化中“德治”和“法治”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将"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是新时期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创新和完善。法治和德治作为两种互补的调节人类社会的手段,有着密切的关系,道德是内在的"自律",法律是外在的"他律"。在中国传统的治国思想中,都蕴含着礼法合治的理念,要借鉴和吸收古代"法治"和"德治"传统思想中的有益因素。德治和法治二者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启示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过程中必须坚持德法并举,不可偏废。     

“西方哲学中国化”历史与逻辑的静态分层与动态更迭

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历史与逻辑进程,既可从社会发展静态分层的角度划分为"传统知识型"、"文化比较型"、"当代阐释型"的三部曲,亦可从社会发展动态更迭的角度命名为"哲学史就是哲学"、"哲学史就是认识史"和"哲学史就是思维的创造"的"三级跳"。这三重静态分层与动态更迭充分体现了西方哲学中国化从文化自信到理论自觉的历史脉络,也充分展现了理论民族化所共有的历史逻辑与中国文化建设强大包容性所展现出的理论逻辑。     

俄罗斯东正教的社会整合与道德教化作用研究

俄罗斯是一个有着深刻宗教情结的民族.东正教作为文化现象和意识形态,深深根植于俄罗斯民众的意识里,浓浓地融入俄罗斯民族的精神中,深刻地影响着俄国的历史与现实.为实现国家统一并加强皇权,以君权神授为宗旨的基督教作为最有力的思想武器被罗斯统治者"请入"罗斯.至此,无论是在鞑靼蒙古人入侵时期,还是在第一、二次卫国战争等俄苏历史的紧要关头,俄罗斯东正教均发挥了其社会整合与道德教化作用,并在促进国家统一、弘扬爱国主义传统、凝聚民族精神、规范民众道德和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而重要的历史贡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基本原理释论

1978年以来的全方位改革开放促进了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大发展.伴随着经济发展、政治发展、社会变迁与转型,中国也开始了被称为“中国模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其法治实践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初步建立起了自己的法律体系,从而也就内在地蕴涵了与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境况即中国国情直接相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基本原理.在宏观上,这一基本原理主要包括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当代最新成果为思想指导的法律概念论、法律渊源论、法律价值论、法律责任论、法律运行论和法律发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原理表达了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将法律作为治国安邦的基本方式的政治智慧,是其对自身执政合法性的合乎文明发展基本规律的一种高度自觉的自我认知.     

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中“德治”与“法治”的理论博弈

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中儒家主张"德治",其德治思想异常丰富、完整;而法家则主张"法治",因而形成了"德治"与"法治"的理论博弈."德治"思想强调道德在处理人际关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因而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存在忽视法律重要作用的错误倾向,其结果必然导致"人治".而法家"法治"思想虽然与今天的法治理论有重要区别,但它看到了法律在治理国家、维护社会秩序、处理人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因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其缺陷是不理解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因而轻视道德的重要作用.现代社会,道德和法律二者不应是博弈的关系,而应是相互蕴涵、相互补充、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只有秉持这一理念,我们才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一带一路”沿线俄语国家语言法治化的文化透视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存在一个以俄语为联系纽带的独特"语言国家群体",即俄语国家,主要有"东斯拉夫三国"和"中亚五国"八个国家。无论在苏联加盟共和国时期,还是当代民族国家独立发展阶段,语言法治化一直是俄语国家国家治理中的重要问题。各俄语国家语言法治化进程中存在诸多表象性的关联,在共性与差异之间、在历史文化传统与现代国家治理的相关性背后,存在深刻的文化隐喻。中国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深入地探寻多语种国家语言法治化背后的文化机理,既能促进中国与各国在多领域的深入合作,同时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文化认同、文化和谐与文化自信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