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叙事的族群文化文本

文章阐述的是文学与族群叙事的关系。以玛丽·Molek和伊凡·Molek来阐明在美国的斯洛文尼亚民族文化如何被文学表述。文本透露出的有关民族文化的人类学信息,只能通过间接方式获取,除非这些信息是在作品纯现实的章节中呈现。     

现当代女性文本与身体叙事

“身体”是当今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它主要应用于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现象解读。相比于男性,女性文学的私人化性质使文本更具有亲身性,即更注重身体感受和欲望的表达。所以本文尝试用身体范畴来观照我国现当代女性文本的叙事,展示文本中想象、处理、呈现身体的方式,以及其中体现的女性欲望、身体经验的表达规范,从而认识在这样一个纷纭的世纪,女人从面纱半掩到自如呈现再到放纵狂欢的身体叙事历程,进而分析其中蕴含的深刻的文化意味。     

基于叙述符号学的叙事文本的文化意义分析

当下的文学批评倾向于将叙事文本的自律意义分析深入到文本赖以生产的文化语境中来进行。A.J.格雷马斯的叙述符号学为叙事文本文化意义分析提供了理论导引和分析范式,其符号矩阵在文本意义动态分析的各个层次都发挥了算子的作用。基于叙述符号学,文章将着重阐释叙事文本文化意义的分析方法。     

地域文化与乡土叙事对象选择——以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为例

不同的地域造就不同的人文背景、地理环境等,这必然会对文学作品的风格产生影响。本文以长期关注的几位作家为例,对其创作文本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文学艺术都植根于地域文化的肥沃土壤之中。地域文化不仅是乡土文学叙事的根基和文中人物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也是作者先天文化基因与文化认同感的自然流露。     

连云港地域文化体验探究

在调查连云港地区本土文化现状的基础上,通过对文化自身价值和课程价值的考察与分析,结合连云港地域文化课程开发的尝试,阐述了开展青少年学生地域文化体验活动的原则、方法与成效。     

《西游记》中的南北丝路历史地域原型研究——兼论中国古代景观附会中的“地域泛化”与文本叙事

明代话本戏剧和小说演义中有关流沙河的故事地域可能受宋元明文献中四川汉源流沙河与三藏的传说的影响,也可能受明代文献中将西北唐代大流沙沙漠、沙河戈壁荒漠演变成流沙河的影响。明代西北和西南的火焰山见于记载,但将其与唐僧取经联系起来的首先是在明代戏曲、话本之中,并不是在历史文献之中。火焰山与唐僧取经联系起来,反而是受《西游记》等明清戏剧话本、小说演义的影响才附会到景观上的。通天河的地名出现较早,曾特指有三条河流,早期并没有与唐僧取经联系起来,更没有晒经石的传说和遗存,在西南地区反而是早在明前期就出现唐僧取经的晒经石的传说和遗迹。历史上很早就有白马驮经的历史与传说,后来在元明以来文学叙事中开始出现白龙马的传说,而在历史叙事与民间景观附会中,明代前期以来白马同时也演变成白马和尚山和白马护经的故事。《西游记》的白马和白龙马故事,可能受此影响。《西游记》女国主要是受汉唐历史语境的葱岭以南的东女国和文学语境的宋代女人国的影响而来。通过唐玄奘取经历史的演绎个案,发现中国古代的景观附会呈现地域泛化和情节神化两个特征,其中地域泛化对中国古代文本叙事、景观附会的影响很大。历史事实的源文化会直接衍生出真实的历史景观、民间口述传说、民间附会景观三种前文化,进而影响到文本叙事,而文本叙事又会产生新的景观附会和口述传说,形成后文化,反过来又会再影响文本叙事。     

从个人叙事到民族叙事——沈从文小说地域色彩的形成

地域色彩是沈从文小说的主要特征,他对湘西世界的创造,不仅为20世纪中国文学增添了光辉的一章,而且使其成为湘西地方民族叙事的代言人。沈从文小说地域色彩的形成,经历了个人叙事和民族叙事两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他不仅认同了＂乡下人＂的身份,而且在摆脱早期个人叙事圈子的同时也把个体敏锐的感性认识与湘西地方特殊的民族历史文化融合在一起,创造出独具特色的湘西民族叙事。     

基于文化视角的翻译文本行为

翻译既是语言之间的活动,又是文化之间的交流活动,任何语言都包含具有特定文化内涵的词语,翻译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不同文化的交流,是跨文化转换。翻译通过语言的转换促进文化的开放,是不种文化互相承认、互相尊重和互相补充的过程,译者应当是一种文化传播者的身份,文化翻译是翻译中意义转换的一部分。从文化接受机理的角度,对翻译的文本行为进行研究。     

文学地域叙事的历史、文化价值——“三言”闽地叙事初探

明清话本、拟话本小说的地域叙事为我们从小说文本反观地域风尚提供了可能性。"三言"中有多篇文章涉及闽地叙事,内容涵盖政治事件、民间传说、海上贸易、风俗地貌等,具有丰富的历史与文化价值。"三言"的闽地叙事多叙离乱,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多用民间视角;对闽地原有民间故事的改写涉及海上贸易与倭患的历史图景;对民间传说的敷演与闽地风俗地貌相关,当中包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为我们考察特定历史时期闽地政治、经济、文化与文学的互动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电影故事的叙事分析

技术和商业主导着电影的叙事能力、倾向和效果。相对于技术和商业对电影叙事在成熟度上的积极推动与在人文功能上或积极或消极的推动以及电影界在叙事技法上的各种创新,文艺理论的影响非常微弱。在电影评论之外,文艺界的电影叙事学为实现对电影制作的主动和建设性贡献,需要在电影实践的基础上实现文学叙事学同电影文本的有机结合,并探索具有电影创作独特性的概念和方法。通过审视视角和情节这两个在电影叙事学中比较成熟而有待深化的典型分析工具,说明电影叙事学必须更广泛和深入地思考文学叙事学尚没有习惯使用的各种电影要素和叙事语境。     

煞费苦心的叙事经营与“别有用心”的意图改写——郭沫若短篇小说《楚霸王自杀》的叙事解析

郭沫若于1936年创作的短篇小说《楚霸王自杀》是对“霸王别姬”母题的一次“别有用心”的政治改写。小说虚设了乌江亭长和钟离昧两个人物形象，两人教化大众式的“应答叙事”为作者的政论宣讲提供了便利的叙事舞台；作者还对项羽失败的“天命观”作了否定，并指出项羽失败的真正原因是失去民心，其借助历史素材抒发个人政治观点的目的不言自明。     

《边城》和《大淖记事》叙事语法的比照解读

以“叙事序列”理论来观照,《边城》与《大淖记事》两个文本,可发现它们都巧妙构设了“老——少”两代乡村儿女的爱情序列,从而形成了文本结构上“前——后”故事场的完整设置;以“叙事循环”理论来观照,可发现《边城》是以悲为主的爱情剧,而《大淖记事》则是以喜为主的爱情剧;以“语义方阵”来观照,它们征显的是婚恋形态上有爱婚姻与无爱婚姻及人性观上自然人性与文化人性的对立。     

简评新文化运动时期对传统孝道思想的批判

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吴虞等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从传统孝道思想是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工具,传统孝道思想对个性自由和独立人格的压抑,传统孝道思想的虚伪性、残酷性、落后性等维度,对传统孝道思想进行了尖锐批判。这种批判具有时代合理性,提出了新的父子平等的伦理思想,在中国近代的社会转型中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对于当前社会新型孝文化的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新型城镇化视角下的地域建筑文化研究

受"全球化"的显著影响,地域建筑文化在不断推进的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着传承、保护与更新发展的诸多现实挑战和问题。以新型城镇化为视角,分析地域建筑文化发展现状,包括古建筑保护、历史老街区保护、传统城市格局与风貌保护、新建筑的地域文化精神体现等诸多方面状况,通过对"新型城镇规划与地域建筑文化保护"、"新型城镇建设与地域建筑文化传承"、"新型城镇的城市文化营造与地域建筑文化更新发展"等方面内容的研究,提出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相匹配的地域建筑文化发展策略,达到与新型城镇化同步和谐发展的目标,弘扬与发展本土建筑文化。     

休闲文化观:基于马克思理论视角的解读

马克思的休闲理论不但体现在他对自由时间和自由活动的追寻,关键体现在他强调休闲活动必须突显文化精神的合理内核。以马克思的休闲文化理论为指导,我国必须加强休闲教育,规范休闲产业,在休闲中传承民族精神,以实现休闲的科学化和大众化。     

窥视:一种叙事视角的艺术价值分析——以《金瓶梅》为中心

"窥视"作为一种带有极强目的性的动作,经常出现在叙事作品中。通过对叙事作品中"窥视"情节或场景的梳理分析,探讨其对小说叙事和人物形象塑造的作用,从而进一步探寻"窥视"作为一种叙事视角的艺术价值。《金瓶梅》的出现,使"窥视"作为一种叙事视角的作用达到极致。由古典小说到新时期小说,"窥视"作为一种叙事视角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在叙事空间和人物形象塑造上的影响和价值是极为显著的。     

多维的舞台视角——浅谈西方现代派戏剧的舞美叙事

舞台剧是一种综合性的叙事艺术,西方现代派戏剧的舞美呈现出多维的、立体的、动态的、开放的叙事态势;布景、灯光、服装、道具、音响等作为舞美的重要叙事要素和视角积极参与戏剧情节、人物的叙事。由于西方现代派戏剧具有比较强的观念性,因此舞美在叙事中突破了传统戏剧的写实性原则,力图通过象征性、寓意性、写意性的戏剧要素对观众表达一种观念,传递出剧作家和导演的叙事意图和对现实的主观感受。     

恶搞文化的叙述结构与社会寓意

2006年,由《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引领,一批网视短片用“解构—重构”的形式和手法,颠覆了人们心目中的经典作品及其所负载的价值观(其行为被人们称为“恶搞”),从而在传媒界、文化界乃至思想政治工作领域触发了至今尚未停息的激烈争论。“恶搞”作为一种有别于传统媒介的新的传播媒介,其滥觞与生成、其性质与作用、其是非与功过、其做法与启示,引起了我国编辑出版界的高度关注。王振铎教授主持的《网视短片编辑创新专题笔谈》所要探讨的正是上述背景下“编辑的时代使命与自主创新问题”,认为:恶搞是草根文化对经典文化的一种调侃和戏谑,是其制作者个性的张扬,对其主流不能简单地说“不”,而应冷静地思考,认真地研究;恶搞的产生得益于媒介技术的进步,它在与网络媒介的交合中发展并达到极致;恶搞具有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在其荒诞不经的表象下,凝聚着普通民众对坦白人生等朴素价值的希望和执着;恶搞表明了权威话语权的分流和民间主体在话语权上的觉醒,其社会寓意不容低估;恶搞在解构了传统思想教育体系表达方式的同时,对新的思想教育思维方式正起到积极的重构作用。《笔谈》严重关切网络媒介编辑队伍参差不齐、素质普遍低下的现状,认识到:党和政府需要代表民族和国家利益的高质量的编辑对网络传播进行把关、调控和创新;广大人民群众需要优秀的编辑为他们审选、整流和提供价值更高的有效信息。     

《东方学》——传播视野下的解读

萨义德认为东方学是知识、思维方式和话语的三位一体,是西方对东方他者的想象。文章就东西方历史中的想象诉求进行分析,并把东方学本身当作一个动态的传播过程,放在人类东西方传播的大背景下给予解读。作为一种单向传播的话语,东方学归根到底是东西权力博弈的结果,是西方权力向东方渗透的水到渠成。尽管当前东、西方的政治经济格局出现了新的情况,但本质主义、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控制下的东、西方平等交流仍是一种梦想。     

言语行为的双重结构与译本研究——一个交往行为理论的视角

哈贝马斯认为言语行为包含以言表义和以言行事这双重结构。以言表义体现了言者的语言资质,以言行事体现了言者的交往资质。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割裂了言语行为双重结构间的内在联系,前者只关注语言本身,专注于译本的内部研究;后者从影响语言的外部因素着手,专注于译本的外部研究。以言语行为的双重结构为基础进行译本研究既能根据语言的构成性规则考察译本的语言资质,又能根据言语的协调性规则考察译本的交往资质,对译本进行全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