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贫困治理的困境及其创新发展的中国贡献

全球贫困问题是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全球贫困治理的理论与实践都得到不断发展,表现出鲜明的特征。但近年来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日益凸显,使全球贫困治理面临重重困境。对此,中国提出一系列引领性的治理理念,积极参与国际发展合作,推进本国的扶贫开发工作,为推动全球贫困治理的创新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新时代中国特色贫困治理：理论生成、价值内涵与实践经验

中国脱贫攻坚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贫困治理道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蕴含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价值追求。中国历史性地摆脱绝对贫困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从理论到实践深入系统总结中国贫困治理的理论生成、价值内涵和实践经验,对于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在消除绝对贫困基础上进一步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更好满足发展不平衡地区人口美好生活需要,进而实现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贫困治理范式的转变——兼论其政策意义

贫困研究存在经济视角、能力视角和社会视角,它们分别关注经济贫困、能力贫困与社会排斥,与此相适应,贫困治理也经历了一个范式转变的过程:在治理主体上,从民间慈善为主到以政府救助为主,进而到政府、企业界、民间组织共同治理贫困;在治理方式上,从救助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进而到参与式扶贫;在治理目标上,从强调改善经济贫困,到强调克服能力贫困,进而到强调缓解社会排斥.贫困治理范式的演变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中国贫困治理历程、特征与路径创新——基于制度变迁视角

贫困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建构问题,需要在制度变迁的分析路线下展开。回顾建国以来我国贫困治理历程,制度层面的改革与创新构成各阶段难题破解的根本出路;政府主导、推动贫困治理走向制度化过程则是制度变迁的责任基础与方向;而新时期贫困分布与结构变化是诱发当前制度变革的主要动因,它同时内含了制度由事后补救向事前防范、由经济政策向社会政策、由运动式治理向制度化过程转变的改革诉求。循此逻辑,新时期的贫困治理可通过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强化社会资本建设、建立贫困人口参与机制和建设多功能个人资产账户等路径实现制度创新。     

贫困与赋权:基于公民身份的贫困治理制度机理探析

贫困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建构问题,内嵌于一定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制度框架,应对当前贫困新挑战的根本途径在于贫困治理的制度创新。作为政治哲学讨论的核心议题之一,公民身份为阐明贫困治理的制度机理提供了良好的理论视角,有助于剖析贫困治理的责任基础、动力结构及改革诉求,为突破当今贫困治理工作的困难指出了新的路向。     

中国治贫70年:历史变迁、政策特征、典型制度与发展趋势 ——基于各时期典型扶贫政策文本的NVivo分析

新中国70年来,中国贫困治理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国际反贫困事业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其成功的关键,就在中国特色治贫制度建立和逐步完善。为梳理总结70年中国治贫的经验、特征和模式,为治贫制度的定型化提供理论参考,以1949-2019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及相关部委出台的扶贫政策文本为样本,采用内容分析法,通过词频分析揭示扶贫变迁历程及其特征。研究发现,中国治贫在理念上,经历了经济性扶贫到内生性治贫的转变;在对象瞄准上,实现了区域、县、村、户的层层下移;在治贫主体上,从政府包揽转变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在治贫路径上,从重资金投入转变为分类施策;在治贫制度上,以开发式扶贫为主,典型制度主要有以工代赈、产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教育扶贫、对口帮扶扶贫等。2020年后中国贫困治理的主要问题是摆脱相对贫困,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应着重构建和完善返贫风险的防控机制、农民工阶层固化的阻断机制、农村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的衔接机制和互联网赋能反贫困的开发机制。     

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医保贫困治理政策转型研究：基于25省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由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我国医保贫困治理政策也在适时调整。运用政策文本分析方法,基于政策目标、政策工具、政策主体协同三维框架,对25个承担脱贫攻坚任务省份的医保贫困治理政策进行量化分析。结果表明,转型前后我国医保贫困治理政策均注重实现保障水平公平合理的目标,服务能力提升目标运用相对较少;政策工具方面,需求型政策工具运用最多、环境型政策工具次之、供给型政策工具最少;政策协同方面,转型后政策部门主体间的协作不断增强,但部门主体间、政策部门与社会力量间的协作机制有待健全。由此,从持续提升服务能力、优化政策工具组合结构、健全医保贫困治理协同机制三个方面提出新阶段完善我国医保贫困治理政策的建议,以适应新的治理需求。     

组织与合作:论中国基层治理二难困境——从农田水利治理谈起

中国基层治理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小农生产方式,治理的目标就是如何整合千家万户的小农,以实现良好的社会秩序.基于此,存在组织与合作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通过对荆门市S镇30年来水利变迁的研究,对组织化道路与合作化道路演变过程的探讨可以看到:基层治理中交替出现无法合作与组织成本膨胀的问题,并形成二难困境.以此反观中国基层近百年来的治理逻辑,在资源输入的背景下,可以通过重建村庄的治理模式来突破这个二难困境.     

政府治理下我国非政府组织的价值、困境及出路

治理理论要求国家、社会和公民之间的互动、协调治理,政府治理代表着国家层面对政治结构、政治模式、政治功能的态度,非政府组织（NGO）建设是完善公民社会的内容之一,因而代表着社会及全体公民利益。本文通过分析政府治理前提下非政府组织（NGO）的价值、困境以及出路,以期完善非政府组织（NGO）建设,弥补政府有效治理不足,实现政府主导角色下非政府组织（NGO）平稳有序发展,使其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     

“央-地”协作与贫困治理——对Y县精准扶贫实践的扩展性讨论

贫困治理需要"央-地"间的协作。然而,由于中央拥有决策权,而地方政府却分享执行权,因而在贫困治理实践中,常常出现中央宏观决策与地方自由裁量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有可能会影响"央-地"间的协作,进而降低贫困治理成效。鉴于此,在贫困治理领域,需要建立以管理权和审批权等权力共享为内容的"央-地"协作机制,通过决策的一致性与执行的在地性的相互嵌入来调动中央和地方各自的积极性,以提高贫困治理的效果。     

中国经济转型期“丰裕中贫困”的成因与治理

中国自经济转型以来,社会生活水平总体上由温饱跨入小康。而体制运行惯性和转型催生的贫富差距勾勒出了凯恩斯所描绘的“丰裕中贫困”。我们所面临的“丰裕中贫困”和凯恩斯的界定有本质之别,它更多地是由传统体制及其运行惯性引发,同时被经济增长过程放大。对其治理的政策设计应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在规范政府行为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转型制度供给主体的作用,进而减少经济转型的压力并使其顺利推进。     

巡察治理“微腐败”的价值、困境及策略

巡察治理"微腐败"对营造风清气正的基层政治生态、实现党内监督全覆盖、助力精准扶贫战略全面落地、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具有极为重要的实践价值。在实践中,巡察治理"微腐败"面临"微腐败"易发多发与巡察力量有限的矛盾、巡察人员易受"熟人社会"影响、"微腐败"隐蔽性强与巡察获取信息有限的矛盾、基层腐败干部涉黑涉恶增加了治理难度等现实困境。应通过加强巡察队伍建设、创新巡察监督方式、搭建大数据监督平台、实现扫黑除恶与"微腐败"治理有机结合,有效开展市县党委巡察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