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精准扶贫战略的整合性建构

精准扶贫是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国家扶贫战略的重大创新,其实施以来取得了显著的扶贫成效,同时也面临着现实推进中的认知偏差和政策执行中的制度间隙。通过对贫困治理历史脉络的再梳理以及对精准扶贫政策认识与执行中制度间隙的再审视发现,精准扶贫存在因扶贫政策"连续性断裂"而引发的瞄准脱嵌问题以及目标与手段倒置的风险,面临高度技术要求与执行成本边际效应递减的挑战以及效率与公平逻辑置换的隐忧。农村贫困治理应该从认识论意义上贫困的发生与建构、方法论意义上扶贫瞄准层次的嵌合与协调以及价值论意义上目的的普惠与公平的整合性视域下寻求出路。     

基于绩效评估的精准扶贫路径优化研究

精准扶贫是新时代我国贫困治理的基本方略,是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同步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我国精准扶贫的脱贫成效、经济绩效、社会绩效三个维度的评估结果显示:全国扶贫成效显著,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扶贫资源边际效应递减,扶贫政策未能覆盖全部农户。贫困群体个体层面的自主脱贫能力不足,政府层面的扶贫政策、主体、方式碎片化,扶贫资源瞄准偏离和绩效考核动态机制不完善是扶贫绩效弱化的重要原因。应构建整体性贫困治理模式,完善扶贫绩效动态监测和考核机制,加大贫困群体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培育等方面的优化路径,进一步提升精准扶贫绩效。     

后扶贫时代贫困问题治理:一项预判性分析

中国如若在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则意味着后扶贫时代到来。后扶贫时代贫困问题治理的提出有助于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要义,坚持共同富裕的特色道路走向,维护宪法对人权保障的权威性,发扬党走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助推中华民族的民族团结进程。后扶贫时代贫困问题治理应重点关注贫困新标准的认定,脱贫对象重返贫困,城乡扶贫一体化,扶贫区域协作,激发贫困对象内生动力,多元主体合作互动扶贫及扶贫政策与乡村振兴等其他政策衔接。后扶贫时代贫困问题治理需要党和国家全方位统筹,直面根本矛盾,敢于碰硬和突破,确立以收入水平为基础的多维贫困认定标准,构建预防脱贫对象返贫保障机制,制定城乡一体化扶贫政策,推动扶贫区域协作向纵深发展,着眼于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强化政社扶贫利益共同体建设,实现扶贫政策与乡村振兴等其他政策的融合互补。     

我国场域内的反贫困逻辑:基于多维理论视角

贫困的复杂性与多变性为不同研究视角提供了理论构建与实践检验的时空场域。围绕着贫困的性质、动因及治理形成了各具特色但又相互关联的研究理路:"经济溢出"视角将贫困视为低水平的发展,认为区域经济的增长能够通过涓滴效应提高民众的收入水平,带动该区域整体实现反贫困;"社会公平"视角将贫困视为对受贫者的不平等待遇,从群体的自身素质及社会网络中寻找贫困的动因与治理方式;"政策实践"视角则将贫困视为政府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从扶贫政策的项目内容、瞄准机制与资金绩效等环节对反贫困政策实践进行绩效评估与改进修正。基于上述视角的评述,这里提出一个可谘反贫困本土化研究的新理论视角,即"国家治理"视角,建议从扶贫理念、制度安排和官僚组织运行三个层面观察国家所构建的"反贫困"社会改造工程,探索扶贫背后的国家治理理念、国家-社会关系以及国家组织体系。     

区域性整体脱贫的财税政策缺憾及完善方略

区域性整体脱贫是我国"十三五"期间的重要任务。国内外贫困治理理论和实践表明,高效的财税扶贫政策对贫困治理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已有财税扶贫政策进入"倦怠期",政策缺憾日益凸显,阻碍了区域性整体脱贫的步伐,亟须加以调整优化,以保证区域性整体脱贫制度化、科学化和程序化推进,早日实现区域性整体脱贫和贫困县摘帽,使国家现代化治理水平得到提升。     

论我国的扶贫治理:基于扶贫资源瞄准和传递的分析

虽然我国扶贫瞄准单元经历了从县到村再到户的不断精确转变,但是在实际上,扶贫资源瞄准偏离的困境却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改善。一方面,扶贫资源瞄准与传递背后的治理和管理机制容易造成资源的使用与贫困人口的实际需求相脱离;另一方面,社会阶层分化和基层社会治理结构往往导致"精英捕获",以上两个原因使我国扶贫瞄准机制面临治理困境。     

激发贫困治理共同体内生动力的影响因素及其应对策略

习近平总书记内源扶贫重要论述包含激励贫困者"弱鸟先飞"、培养贫困者能力和共享扶贫政策红利三个核心主题,为新时代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行动指南.重庆市巫山、彭水、开州、涪陵、江津、荣昌6个代表性区县的贫困治理,依然存在基础条件不优、致富底气不足、造血功能不强、输血通道不畅等影响激发贫困治理共同体内生动力的因素.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高贫困治理质量,促进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要聚焦贫困治理共同体内生动力,在教育上弘扬美德,增强脱贫主动性;在培育上倾斜资源,增强脱贫行动力;在组织上夯实基础,增强脱贫自发力;在产业上科学规划,增强脱贫内生动力;在长远发展上,增强脱贫持续力.建立健全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脱贫体制机制,切实摆脱"意识贫困""能力贫困""治理贫困"和"机会贫困".     

全球视野内的中国贫困问题研究

中国贫困问题的研究应顺应贫困研究的国际趋势及其中国贫困走向的调整 ,即顺应贫困演变趋势。从研究绝对贫困向研究相对贫困转化 ;改变政策取向 ,从关注集体贫困向关注个体贫困转化 ;拓宽研究范围 ,从研究物质贫困向人文贫困转化 ;转变研究方法 ,从一般经济学分析拓宽到制度经济学分析。在对策设计上 ,应从加强反贫困制度建设、实行瞄准贫困人口的扶贫政策、缩小收入差距和关注人文贫困等方面加以考虑。     

新世纪凉山州彝族贫困地区扶贫问题研究--以喜德县为例

凉山州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以相对贫困标准来看,凉山州整个处于落后贫困的状态,并表现出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的特点.本文以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喜德县为例,深入解剖彝族贫困乡村的贫困现状和新世纪的扶贫实践,并以此为基础研究凉山彝族扶贫乃至全国扶贫在新世纪面临的几个重要问题,由此提出对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扶贫开发的政策建议新世纪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应进一步明确扶贫目标和准确界定贫困群体;在全国"一体两翼"的扶贫大方略下,应允许地方,尤其少数民族地区可以有针对性的、因地制宜的方式推进贫困村的扶贫工作;少数民族地区可以"整体推进"的管理主体整合扶贫资源,使扶贫资源最直接有效地靠近扶贫目标;适度调整贫困标准.此外,扶贫应有科学的指导思想,有系统性的政策安排,有专业性的工作队伍,有职能化的组织指导,有规范化的执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贫困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贫困治理大致经历了四个"七年"阶段,由于政府制订了符合国情的贫困标准、重点明确相互配套的扶贫政策,贫困治理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中国贫困治理存在治理理念偏差、治理效率不高、缺乏可持续性以及主体单一的不足,同时也面临返贫风险、城市贫困突出等新问题.为此,要加强贫困治理的战略规划与管理,寻求与非政府组织及其他社会组织的反贫困合作,落实贫困治理项目的监管与审计,完善具体的项目实施细节,推进反贫困的技术推广和制度建设,坚持自然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源开发相结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全面建设.     

无障碍战略与残疾人扶贫问题研究

残疾人贫困的关键原因在于社会层面的排斥阻碍了残疾人社会资源的获取。无障碍战略的建构、实施与残疾人扶贫脱贫效果息息相关。残疾人要想摆脱贫困,必须实现对社会资源的无障碍获得,无障碍扶贫战略的建构与实施刻不容缓。在无障碍战略的指导下,残疾人扶贫要统筹推进,不断打破扶贫观念、制度、政策、服务等方面的障碍,使残疾人能够平等地享有社会公民权和社会资源,从而摆脱贫困,实现全面发展。     

后全面小康社会我国贫困治理的任务变化与政策转型

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战进入决胜之年,2020年以后我国贫困的特征和治理任务将发生重要变化,必须在保持贫困治理政策必要的稳定性、连续性、过渡性的基础上对其进行适时调整,实现"五大转变":贫困治理的政策目标从消除绝对贫困向治理相对贫困转变,政策重心从超常规社会动员向常规制度化治理转变,政策工具从运用强制性工具为主向混合性工具为主转变,政策类型从福利型政策为主向发展型政策为主转变,政策选择从财政直接减贫为主向发挥杠杆作用为主转变。为适应这些转变,需要实施加强易地扶贫搬迁的后续支持、优化东西部扶贫协作与对口支援方式、对现有的扶贫政策进行分类梳理、加强减贫政策与乡村振兴发展政策的衔接等具体措施。     

社区主导型发展与合作型反贫困——世界银行在华CDD试点项目的调查与思考

社区主导型发展是一种适用于农村基层社区的上下合作式新型反贫困治理结构.新阶段农村扶贫开发中推行社区主导型发展可以提高扶贫资源响应农民需求的效率,增强农民和基层社区的发展意识和反贫困能力,推动长效反贫困机制的形成,但也面临着贫困瞄准、"搭便车"和社区发育等方面的问题.     

中国治贫70年:历史变迁、政策特征、典型制度与发展趋势 ——基于各时期典型扶贫政策文本的NVivo分析

新中国70年来,中国贫困治理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国际反贫困事业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其成功的关键,就在中国特色治贫制度建立和逐步完善。为梳理总结70年中国治贫的经验、特征和模式,为治贫制度的定型化提供理论参考,以1949-2019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及相关部委出台的扶贫政策文本为样本,采用内容分析法,通过词频分析揭示扶贫变迁历程及其特征。研究发现,中国治贫在理念上,经历了经济性扶贫到内生性治贫的转变;在对象瞄准上,实现了区域、县、村、户的层层下移;在治贫主体上,从政府包揽转变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在治贫路径上,从重资金投入转变为分类施策;在治贫制度上,以开发式扶贫为主,典型制度主要有以工代赈、产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教育扶贫、对口帮扶扶贫等。2020年后中国贫困治理的主要问题是摆脱相对贫困,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应着重构建和完善返贫风险的防控机制、农民工阶层固化的阻断机制、农村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的衔接机制和互联网赋能反贫困的开发机制。     

精准监管与嵌入式扶贫中的“微腐败”治理——基于广东经验的考察

"微腐败"是扶贫开发领域出现的新问题,是影响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的"最后一公里"难题。国家通过扶贫开发向贫困村庄下沉、开展嵌入式扶贫,使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关系转换呈现出崭新的图景。依循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转换中的嵌入逻辑,面对贫困村民主监督机制运行乏力的现实困境,广东积极推动国家反腐力量同步嵌入贫困村庄,通过监管下沉、健全网络和信息共享三大机制推进扶贫"微腐败"治理,强化监督力量和化解信息不对称困境,以精准监管保障精准扶贫,为国家扶贫领域的腐败治理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     

从政府主导到政府有为：新发展阶段我国贫困治理的逻辑嬗变

“政府主导”作为我国绝对贫困治理的一项核心制度安排,在政策制定、责任压实、监督考核、组织动员、资源调配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我国贫困治理的重要经验。但是,由于政府自身存在不完善性以及政治逻辑、行政逻辑对贫困治理的不当干预,政府主导的贫困治理带来一系列负外部效应,导致扶贫产业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脱贫群体内生“动”“能”不足和主体地位缺失等。新发展阶段,要加快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协调好效率与公平关系以及发挥城乡制度联动效应,逐步推动“政府主导”向“政府有为”转变,更好发挥“有为政府”在常态化兜底扶贫保障、建立相对贫困治理机制、提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以及调节收入再分配等方面的作用与优势,从而有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乡村扶贫模式的反思及未来政策选择

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入 ,乡村扶贫工作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要根治乡村地域性贫困 ,必须重新确立贫困严重制约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新视角 ,牢固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为此 ,应实现扶贫战略方针由救济式扶贫向开发性扶贫的转变 ,用利润驱动式的经济扶贫方式替代政府动员式的救济扶贫方式 ,把消除贫困作为促进整个经济健康、协调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 ,选择根除贫困并能适应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乡村开发扶贫模式 ,并根据区域经济整体发展规划 ,实施协调配套的贫困地区不平衡发展的农业产业政策、工业产业政策、农村金融政策和农村科技政策等 ;实施区域内适度规模的移民工程 ,制定和实施特殊的乡村人口政策 ,确保在促进整个民族经济、区域经济整体健康发展的进程中彻底告别贫困、走向富裕     

"输血"与"造血"的协同——中国农村扶贫模式的演进趋势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贫困问题一直是我国政府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基于农村社会发展的客观差异和认识的深化,农村的扶贫模式及其实践由"输血"模式转向了"造血"模式.然而,实践却表明,单一实施这两种模式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为了应对农村社会及其贫困问题的新变化,"输血与造血的协同互动"模式是较好治理农村贫困问题的必然选择和趋势,并据此初步提出了"政府扶贫的主体责任、完善农村的社会救助及其保障体系、建立科学的农村贫困瞄准机制"等政策性建议.     

政策下乡与发展中的乡土躁动——对江西农村精准扶贫的田野观察

过去40年来,中国在农村减贫和经济社会发展中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帮助数亿人摆脱了贫困。然而,基于疆域的广大、地理条件的复杂多样性和发展实践中的制度制约与政策实施困境,农村脱贫攻坚和帮助农民发展致富依然是一个充满挑战的任务。自2015年底以来,精准扶贫成为各级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十三五”规划发展目标的核心任务。最近的研究表明,精准扶贫政策实践中存在瞄准困难、基层实践效率低下和干群关系不稳定等难题。同时,时间的紧迫又在进一步加快政策实施的力度和强度,这些必将对未来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目标的实现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本文基于作者近年对江西农村精准扶贫政策实施的田野调查,主要讨论两个核心问题：第一,精准扶贫的政策实施对农民和地方政府（包括基层干部）产生了哪些影响？第二,在中国这种以自上而下为主的集中化政策实施体制下,精准扶贫政策在制度设计和政策实施方面存在哪些限制？这些限制对改善政策实践有何意义？ 基于调研经验资料的分析,论文对我国农村社会政策实施的“过密化”问题进行了讨论。     

乌蒙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股份合作扶贫开发机制研究——以贵州省六盘水市为例

位于乌蒙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贵州省六盘水市,积极探索股份合作扶贫开发机制,创新开辟了以股份合作为核心的农村"三变"改革,并将"三变"改革与农村精准扶贫紧密结合,总结提炼出一系列先进的经验与做法。同时,在"三变"改革与精准扶贫协同发展中,面临精准扶贫成本高、难度大,贫困群体主动意识不足,经营主体与贫困群体利益矛盾,贫困群体缺乏必要的风险保护机制,对承接"三变"改革的经营主体缺乏监督管理等方面的困境与挑战。为深化"三变"改革与精准扶贫协同发展,提出建立"三变"改革与精准扶贫的联合工作机制、贫困群体股份联结的受益机制、贫困群体权益保障机制、完善财政扶贫资金分配机制、完善金融扶贫机制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