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大选看大数据与网络舆情研究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特朗普的意外当选让传统民意调查陷入尴尬境地。在社交媒体盛行的时代,大数据方法对了解民意尤其是网络舆情似乎有着天然的优势,但是否因此可以认为民意调查的传统方法已经过时?文章从2016年美国大选出发,基于对传统民意调查方法和大数据分析优劣势的比较分析,认为在分析社会舆情时,一方面应该加快发展大数据方法以把握网民心态,另一方面也应借鉴传统民意调查方法的逻辑和抽样原则,以回应网络舆情无法囊括的群体及相关问题等。     

从网络空间视角看特朗普在总统选举中的互联网策略

本文尝试从网络空间而不是简单互联网的角度来对特朗普在总统选举中的互联网策略进行系统分析。主要从三个层面展开:直接面对选民和社会大众层面的社交媒体、网站与智能手机,支撑前台的技术、策略和运营层面的大数据分析和数字政治营销,全球网络公共空间幕后层面的假新闻、维基解密和黑客攻击等手段。通过系统分析特朗普自觉不自觉地遵循了网络空间新的内在规律的互联网策略,并从中总结出一定的规律和内在逻辑,不但对于理解特朗普崛起很关键,而且对于理解正在发生的政治运行机制和政治体制的变革趋势,至关重要。     

社交媒体研究的知识结构与前沿的可视化分析

以美国科学引文（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2008-2017年社交媒体相关学术论文为研究对象,运用信息可视化软件CiteSpace展开文献计量分析,以知识图谱的方式展示社交媒体研究的知识结构与热点前沿。研究发现,国外社交媒体研究的关注点经历了从用户个体行为转至信息传播机制,再转至媒体对整个社会结构产生影响的过程,反映出从微观至中观再至宏观视野的整体线索。基于技术赋权带来用户生产内容的背景,社交媒体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互联网使用行为和网络公共空间民主化两个议题上。同时,社交媒体研究的发展前沿分布在两个维度,即对社会效果的探讨以及对人类生活方式的关注。     

政党极化、民主危机与美国政府新冠疫情治理的失败

自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大暴发以来，美国是一直是新冠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美国政府对疫情的治理无疑是失败的。许多人将原因归结为特朗普个人或联邦制的内在缺陷，然而，通过细致梳理联邦政府的防疫政策可以发现，特朗普政府的防疫政策具有阶段性：利用国家紧急状态所赋予的权力，特朗普政府对第一波疫情的治理是达到其政策目标的，这说明特朗普曾有治理疫情的意愿，联邦制也具备治理疫情的能力。但是，特朗普政府在后两波更为严重的疫情下却几无作为，防疫最终走向失败。美国大选是导致特朗普政府由积极抗疫转为消极抗疫的主要因素。大选期间，美国整个政府乃至政治系统都在为选举服务，治理所需要的协商合作被弃若敝履，政府的治理功能瘫痪。即使大选结束，这种竞争对抗的气氛也持续地影响着美国的政治系统，使拜登政府的疫情防控措施难以取得成效。所以，从根本上讲，美国疫情治理失败是美国民主政治深层危机所带来的治理能力下降的结果。这一民主危机由政党极化而起，被大选激活，以至于对抗超过了妥协、竞选越过了治理成为美国政治生活的主旋律。如何应对政党极化对民主制度带来的冲击，是对美国民主的重大考验。     

美国对华战略调整的选项:美国智库学者观点综述

<正>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开展之前,如何认识、理解和调整对华战略,就已经是美国智库关注的焦点议题。在美国大选进入白热化以及随后特朗普胜选之际,美国将对中国采取怎样的战略政策,不仅是中国关注的重点,不少美国智库学者也借此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而近期特朗普与蔡英文的电话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本文将整体地     

媒体与新媒体在 2016 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的作用与影响

从传播学的角度,解读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的媒体与新媒体的作用和影响,以及传播与政治的关系。分析了这届大选与往届大选的主要区别,提出值得探讨和进一步反思的几个问题:一是对新媒体的研究问题,其中涉及对新媒体的重新定义问题;二是"沉默的螺旋理论效应"问题;三是关于西方主流媒体在西方社会中对民主机制构建的作用问题;四是民意调查的问题。     

对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政治传播学探讨——以奥巴马竞选团队的新媒体运用为例

2008年,奥巴马的竞选充分利用了互联网的优势,把美国政治引入Web 2.0时代。四年后的2012年,美国的传播环境在一些重要领域发生了变化。不仅互联网的影响力进一步加深,以推特为代表的社交媒体也已成为美国人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在总结这些变化的基础上观察了奥巴马竞选团队在2012年总统大选中对新媒体技术的运用,讨论和分析了相关变化对今后的美国总统大选以及政府日常施政带来的影响。     

两党博弈媒体媒体倾力助阵——2012美国总统大选冲刺阶段各类媒体评析

刚刚结束的美国总统大选和以往历届一样，要想入主白宫，必须借助于媒体力量方可。笔者在美国期间刚好赶上了本届总统犬选，实地认真地观察了此次选举，对美国国内各类媒体在大选中的具体表现有着切身感受，因而，通过本文对美国几大主流媒体在本届大选中的具体表现，做一番较深入探索，着重从新闻学、传播学、广告学视角探讨各类媒体在大选最后那段日子的所作所为，力争能在传播学研究领域有一个新的启迪。     

媒体报道与运气薪酬：基于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的比较研究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社交媒体推陈出新，企业面临的媒体生态随之嬗变，媒体治理研究亟待审视。基于此，以运气薪酬为切入点，利用2013—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治理效应的差异。研究发现，传统媒体会正向影响高管运气薪酬，社交媒体则会负向影响高管运气薪酬。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信息质量越低、市场垄断越严重以及投资者关注越少的公司，社交媒体的治理效应越强；当公司被媒体深入报道、被原创类媒体报道以及被高影响力媒体报道时，社交媒体的治理效应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交媒体抑制高管运气薪酬更多是高管机会主义的结果，社交媒体更强的信息挖掘能力使其能够抑制高管薪酬中的运气薪酬并提高高管的能力薪酬。因此，为发挥媒体在资本市场中的治理作用，政府应通过政策引导更好地发挥媒体对高管激励的作用；企业应重视媒体的影响，完善公司治理并塑造良好形象。     

法官使用电子社交媒体的界限——美国经验与中国借鉴

在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由于电子社交媒体的普及,出于维护司法公正的考量,理论界与实务界均应该重视如何规范法官使用电子社交媒体的问题。借鉴美国司法经验,完善我国法官使用电子社交媒体的相关制度,首先从现实出发,应该允许法官使用电子社交媒体与他人保持联系,但不得用其与正在审理的案件中的律师与当事人进行私下联系;其次为避免法官独立、公正裁判受到质疑,即便与言论自由的权利冲突,法官也不得在电子社交媒体上对正在审理程序中的案件进行评价;再次对于已决案件,为维护司法标准的统一、促进专业研究学习,以不损害司法公正为前提,法官可以在电子社交媒体上对其进行恰当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