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中的乡村——土地改革运动与华北乡村权力变迁

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中叶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既是生产关系领域的一次重大变革,也对乡村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土地改革运动,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建构了乡村社会的基层组织网络,扩张了国家权力的组织边界和功能边界,重塑了国家与乡村社会间的关系,改变了乡村权力结构及其运作方式,形成了运动式的乡村治理模式,发明了种种动员技术和治理手段,使国家权力真正实现了现代意义上的乡村社会治理,也为20世纪后半期中国乡村"有计划的社会变迁"奠定了坚实基础。     

耦合性治理：高原藏区产业发展、易地扶贫搬迁与生态保护的共融——基于Z县脱贫攻坚经验的总结

中国脱贫攻坚胜利不但实现了现有标准下高原藏区贫困人口的脱贫,而且在解决贫困问题中所探索的治理经验为深度贫困地区探索县域治理路径和推动乡村振兴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基于对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Z县的调研,探析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如何实现产业发展、易地扶贫搬迁与生态保护的有效耦合,从而间接推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发现,在Z县这样的深度贫困地区,以产业发展、易地扶贫搬迁和生态保护共融的耦合性治理模式不但实现了高原藏区如期脱贫,而且为今后高原藏区和牧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县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样本。     

困厄与出路：乡村治理与新农村建设

治理作为西方语境下的概念,运用到中国,必须与中国国情相契合,也就是说必须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进行社会的治理.中国治理的困境主要存在于农村建设的管理与自治、村干部的行政权与自治权以及村民的分散经营与集体认同的三对悖论中.为此,需要重整国家政府、基层政权与乡村的利益,并大力发展乡村集体经济.     

主体性与连接性：县级融媒体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基本逻辑

县级融媒体的角色定位、关联逻辑及行动方式,是其参与乡村治理时必须厘清的核心问题。县级融媒体参与乡村治理属于“服务型参与”,它不仅是乡村治理的多元主体之一,还是动员和组织其他主体结成治理共同体的特殊主体;连接县域内一切要素的超越媒体属性使得县级融媒体具备了参与乡村治理的多重能力。县级融媒体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包括：融媒体+信息服务,建设乡村“数据库”和智能化乡村治理系统;融媒体+政务服务,重建基层,搭建多元主体“公共话语场”;融媒体+商务服务,实现乡村与市场高效对接,拓展乡村振兴的行动空间;融媒体+生活服务,增加县级融媒体的用户黏性,增强乡村居民的地方认同。     

基层治理新格局中的界面化整合与机制探析

技术嵌入治理不仅改变了效率,而且影响了结构。作为科层结构中的夹层,界面是技术整合与制度整合有效叠加的治理新平台。从权力、资源与认同三个维度来建构界面治理的分析框架,从治理整合的流变分析界面化整合的特征,发现治理界面能够有效整合纵横部门权力、强化资源利用效率以及提升受众的治理认同。实践中的治理界面因其权力的可视化机制、资源的菜单化机制以及认同的精准化机制,实现了治理中的有效整合,成为技术嵌入治理的关键场域。     

乡土社会变迁与乡村治理——基于城乡一体化的视角

城市化进程加速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分化,导致了农村社会类型的多样化。乡土社会结构的变化必然带来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转型。单一的政府管理模式无法与变化中的乡土社会结构相匹配,纯粹的社会组织自治又因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较低而无法实现,乡土社会由此出现了治理的衰微。城乡一体化的推进不仅是乡村社会的建设,而且是政府主导与社会协同式乡村治理模式的试运行。     

乡村变迁:新时期乡村伦理的一种解释与构建基础

乡村伦理的根基是乡村社会,乡村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决定着乡村的社会关系。乡村伦理是乡村社会关系的反映,内含着乡村社会关系的价值取向,只有在特定乡村社会关系中才能解释乡村伦理的内涵。乡村变迁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没有永远不变的伦理,只要有社会变迁,伦理转型就会发生。乡村变迁不应该是乡村本质的消失,只要称其为乡村,乡村的基本要素就存在,只是在历史发展中呈现出了种种变化。解释与建构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伦理,一定要研究乡村在社会变迁中的"变"与"不变"本质特征。     

农地产权主体多元化下的乡村治理困境

我国农地产权向来存在严重的主体模糊现象,这一方面降低了农地生产效率,另一方面也给乡村治理带来了许多问题。随着农地规模流转进程的加快,涉农企业这一新的产权主体逐渐进入乡村社会,农地产权制度设计不断细化,乡村社会治理生态随之也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然而,作为现代市场经济最具活力的市场主体,尽管涉农企业给农村经济带来了活力,但在解放农村生产力和农业劳动力的同时,其自身所追求的目标与政府、农户的目标也存在一些背离现象,容易引发乡村社会纠纷。当前纠纷解决方式仍然是以农地产权主体自身优势为主导取向,这不仅无益于各个主体目标之间的协调,而且使得乡村社会更加无序化,乡村治理从而陷入困境。     

华北抗日根据地区域社会变迁论纲

抗战时期,在广袤的华北大地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机制创造了一个与国民党统治区迥异的政治实体——华北抗日根据地。在这块土地上曾带动起一个天翻地覆的社会变迁。这一变革不仅与国统区迟滞的近代化进程形成了鲜明对照,而且也深刻地影响着新中国的历史走向。因此,认识这一区域内的社会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历史变迁首先是社会变迁的结果。社会变迁主要是指社会结构及其功能的变化,它既包括行为方面也包括了文化和价值体系的     

传统村落公共文化空间与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以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奔子栏村“拉斯节”为例

乡土社会本是一个由多元公共空间造成的集合体,传统村落公共文化空间以其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形式对村庄政治、社会、文化乃至经济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通过以迪庆藏区德钦县奔子栏村公共文化空间——“拉斯节”的个案研究,阐释这一传统公共文化空间在乡村秩序建构中的重要意义,以期在乡村地区特别在民族地区的乡村治理中,实现内源性公共文化空间与外源性嵌入式政治公共空间的交融互构,为更为有效的乡村治理提供可能。     

简约治理与隐蔽的乡村治理：一个理论述评

＂集权的简约治理＂在把握中华帝国晚期以来的行政和治理实践的最成功之处在于,它不仅揭示了晚清以来高度集权与简约的官僚制相结合的特征,而且,还把握了行政实践的特征,亦即＂简约治理＂。但是,至少从现有的研究来看,看似完美的简约主义的维系和现代官僚制的结合,并没有造成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治理的良好状况,相反,却持续造成了治理危机。理解这一矛盾的关键在于,应该区分简约治理在国家治理及乡村治理层面上的不同意义,从国家政策的达成来看,依靠半正式的行政实践节约了国家治理的大量成本,这种治理方式是简约主义的。但是,从乡村社会内部的秩序变化来看,一旦简约治理需要动员大量的社会资源,则这种治理方式实际上是复杂的,基层治理是复杂治理模式。     

从"控制"到"治理"--解读"县政乡治"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以“控制”为标志的“乡政村治”模式不仅不能有效抑制政府公共权力的异化,而且也不能有效推动乡村社会全面进步和协调发展。因此,建立以“治理”为标志的“县政乡治”模式不仅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而且是一种适合于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环境和治理规律的理想模式。该模式不仅具有一系列重要特征,还具有一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价值。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建立的内在逻辑

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首次将主题教育上升制度层面,而且还将其作为中国共产党全党的永恒课题和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只有通过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去分析其制度建立的必然性,才能更好突显出其制度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     

村庄兼并与乡村社区重建的理性选择

村庄兼并是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又一次重大社会变迁,村庄之间的重组不是自然地理空间的简单叠加,而是村庄社会内部诸多关系的重构。村庄兼并给乡村社区带来更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使乡村社区面临更多的发展困境。坚持以人为本,全方面多层次进行村庄社区整合,进而实现村庄社会的整体认同,这是兼并后村庄社区得以重建的理性选择。     

村庄兼并与乡村社区重建的理性选择

村庄兼并是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又一次重大社会变迁 ,村庄之间的重组不是自然地理空间的简单叠加 ,而是村庄社会内部诸多关系的重构。村庄兼并给乡村社区带来更大发展机遇的同时 ,也使乡村社区面临更多的发展困境。坚持以人为本 ,全方位多层次进行村庄社区整合 ,进而实现村庄社会的整体认同 ,这是兼并后村庄社区得以重建的理性选择     

不在地主与乡村权力生成机制变动——以满铁调查所及的华北区域为中心

在中国共产党执掌国家权力之前,国家政权一直未真正渗入基层社会,官方留下的权力空间借助乡土社会的内生权力得以弥补.在20世纪前期的社会变迁中,具有较强稳定性的富有乡土印迹的内生权力生成要素因不在地主阶层的规模性形成而失去往日之绩效.探讨社会变迁中的不在地主与乡土社会内生权力机制变动的问题,无疑是乡村政治研究中极为重要的内容之一.     

政治整合视角下乡村基本治理单元的适度规模研究

乡村治理体系具有特殊的政治性,这种政治性决定了乡村治理的规划主导权应该归属中央层面。然而,当前的现实是地方政府和条线部门主导着乡村治理体系的变革,这不仅使乡村治理体系的变革不能按照自身发展规律积极展开,而且阻碍了乡村基本治理单元适度规模的有效实现。乡村基本治理单元规模的确定机制中存在自身固有矛盾,为此,应从政治整合的视角来研究乡村基本治理单元的适度规模问题,并将基层党组织联系群众的方便程度作为乡村基本治理单元适度规模的主要指标。     

“政党中心”：中国共产党整合乡村社会的现实逻辑及其调适

中国共产党在整合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而“政党中心”的政治整合逻辑不仅适用于革命史研究,同样可以用于理解当代中国政治整合的原理。以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社会为例,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整合在继承原有经验基础上,还处于不断地动态调适中。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现实条件的转换,“政党中心”的主线整合逻辑逐渐调整为以村级党组织为中心的复合型主体结构,同时为治党逻辑与治理逻辑互嵌中系统性政治整合路径的形成锻造了前提。进一步而言,这种系统性整合在内涵上表现为党的建设逻辑与乡村治理逻辑的互动,在实践中则凝练为人民集体行动逻辑与党的领导逻辑的统一。就其作用与前景来看,“政党中心”整合模式的动态调适无疑为全面从严治党纵深发展和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奠定了重要基础。     

情之礼化：农民闲暇生活的文化逻辑与心态秩序

闲暇不仅是一种时间状态,而且是一种生活心态。文章从农民的闲暇体验出发,立足乡村社会基础,考察闲暇秩序的生成机制。农民的闲暇体验兼有情感和伦理属性,作为一种能动性的文化实践,闲暇体验镶嵌于“时间消费—社会交往—仪式互动”的闲暇生活结构之中,并依托家庭动力和村庄脉络实现“情之礼化”,构造了富有公共性的闲暇秩序与平和的心态秩序。伴随着农村熟人社会变迁,闲暇体验日益碎片化和空洞化,农民的情感体验逐渐退回到主体精神世界,“情之礼化”机制的断裂导致村庄心态秩序失衡。通过面向闲暇体验的文化治理实现家庭伦理与村庄情理的均衡,是重建农民日常生活秩序的根本之道。     

论大众传媒语境下我国藏区“信息场”的重建与话语权的转移——以甘南藏区五村庄调查为例

随着报刊、书籍、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媒介形态在藏区渐次更替和新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藏区乡村"信息场"逐渐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偏移。本文在系统调查与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大众传播语境下宗教世俗化进程的加快与"信息场"的偏移、媒介话语的兴起与藏区"公共空间"的变化、乡村"公共空间"中"舆论领袖"的更替和大众传播时代藏区乡村秩序的重建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