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变与思变:元代至今独龙族文化变迁的历史人类学解读——基于查尔斯·泰勒文化的现代性理论视角

独龙族世居独龙河谷两岸,自元代有最早记载开始,以其特殊的地理、生态、人文吸引了众多学者的视线,作为我国“直过”、跨境和人口较少民族,近年来受到党和各级政府的高度关注.在对学术史深入梳理的基础上,本文结合历史考证、民族学研究成果和团队田野调查,将独龙族由元至今七百余年分为四个时段,进行了文化变迁的历史人类学解读,基于文化的现代性理论探讨了不同变迁阶段的文化特征.认为,这个长期受高山峡谷阻隔、隐世而居的民族,在从漫长历史长河走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经历了由应变到思变、由被动到主动的观念嬗变.     

人类学视角下的饮食文化变迁——以云南省文山苗族为例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文山苗族的饮食文化无论是在主食、副食、饮品等食材结构,或是饮食器具、食物加工方法等方面,不管是器物层面,还是精神层面都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迁.这变迁并非受单一因素的影响,而是自然生态类型、社会经济因素、多元文化等共同作用的结果.除却看得见的变迁,隐藏在其后的则是关于饮食文化中性别角色、族群记忆与边界、饮食安全与健康等的思考.     

"跳菜":从村寨走向舞台和市场——南涧彝族"跳菜"礼仪的变迁

"跳菜"即指跳着舞上菜,是南涧彝族在宴请宾客时的一种最高礼仪.近20年来,伴随当地彝族的社会文化变迁,跳菜被人为地从村寨文化中剥离出来,经过艺术加工后走向都市舞台和宾馆酒店,呈现出舞台表演和商业展演等新形式,在民族传统资本化的过程中实现了功能的转变,其中蕴含着从自在文化向自觉文化的变迁.     

宗教民族志的视角、理论范式和方法——现代人类学研究诠释

对现代人类学创始以来的理论和方法潮流进行了简要整理,探讨了中国宗教民族志研究的现状及可能性.认为人类学宗教研究的学科基础是宗教民族志的开发和创新.人类学有关宗教信仰的综合性定义和分类决定了该学科的整体性研究视角,同时也决定了宗教民族志研究中个人与集体、观念与行为并重的立体型理论范式.     

"人本文化"的口头表述和行为实践 ——彝族火把节的文化人类学透视

彝族火把节在民间被称为"眼睛的节日",其归根结底是"'人'的节日""'人'的颂歌的节日".火把节之于彝族,是"火"的颂歌,更是"人"的颂歌,对火把节所突出的"人"这个主体以及"人"的智慧、 力量、 精神、 生活,应给予充分关注.无论从口头表述还是从行为实践看,彝族火把节在扬善拒恶的叙事主旋律中所张扬的不是"神本文化",而是"人本文化",是彝族社会中传统深厚的以"人"为本文化的积极肯定与美妙歌唱.从文化人类学角度透彻理解这点,有助于深化我们对此少数民族节日的人文价值的认识.     

意义的历史和历史的意义——庄孔韶人类学实践中的“历史观”

庄孔韶的历史观,经历了早期进化论线性时间观、中期文化变迁论历史观和后期反对现代性线性思维的"意义的历史"观之变换。他对传统与现代性关系的思考也经历了从学院派人类学向应用人类学领域之衔接。他的整体历史人类学主张是中国人类学未来发展中一份不可多得的学术资源。当然,也存在进一步理论提升的空间。庄孔韶人类学实践中的"理念观"、"文化观"和"历史观"三者之间是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必须从内在深层关联上予以把握。     

马克思、恩格斯与文化人类学——马克思《人类学笔记》和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札记

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对文化人类学进行了深入研究,发展了他们创立的唯物史观,<人类学笔记>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其代表作.他们主要想解决两个问题,以探寻一般发展规律与具体发展道路之间的关系.     

从生活所迫到自愿选择——甘南夏河尼僧出家原因的人类学调查

甘南夏河是安多藏区的宗教、文化中心,以藏传佛教著名黄教寺院拉卜楞寺为中心,这里云集着各个教派的大小寺院,也是藏传佛教觉姆寺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据笔者调查,目前在拉卜楞寺周边建有三所觉姆寺.本文在对其中两所女寺尼僧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现代尼僧群体的出家原因和不同原因所占的比例,并由此认为,安多藏族女性剃度出家原因已经从生活所迫为主演变为自愿选择为主,同时探讨了该现象形成的社会与文化原因.     

一部表达“主体感受”的口述史佳作——评马林英《百岁人生川康史——彝族老人李仕安口述记录》一书

近期有幸拜读由李仕安口述、马林英撰写的《百岁人生川康史——彝族老人李仕安口述记录》一书,掩卷之余,感慨良多,通览全书,特作评介. 该书的撰写人马林英教授与我在研究机构共事已有三十年,她专注于文化人类学在彝族和彝区方面的研究,思想活跃,田野扎实,治学严谨,著述颇丰.这是她第一次以口述史的方式书写凉山彝族的历史,该书所选口述历史的采集对象,为当今凉山彝族中屈指可数阅历丰富的百岁老人;其方法应用之娴熟,秉持了口述史尊重客观、挖掘事实、弥补文献不足的原则,通过采访和记录、发掘和认识历史相结合,围绕口述对象的个人经历与社会变迁的主题,呈现出凉山彝族在民国和新中国两个不同时代的历史场景.全书以突出的史料价值和一定的学术价值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和解读凉山社会历史的新视角,给人耳目一新,令人信服的感觉.具体来看,该书有以下特色:     

单系继嗣:对塔吉克族财产继承习俗的文化阐释——以民族学和应用人类学为研究的视角

塔吉克族实行父系继嗣的单边继承习俗,女性不享有被继承人的遗产继承权.该习俗至今发挥着共靠--反哺式的家庭养老功能.受伊斯兰教伊斯玛依派教法中继承规范的影响,散居在莎车、泽普和叶城等地的塔吉克族妇女享有一定的遗产继承权.在招赘婚的情况下,塔吉克族妇女可以成为亡者遗产的继承人.     

文化符号的建构与解读——关于哈尼族民俗旅游开发的人类学考察

从哈尼族山寨箐口村的梯田、蘑菇房、图腾柱以及磨秋等许多文化符号的意义建构过程中可以发现,获得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文化价值体系的认可,并最终成为该体系的结构性要素,是民族文化转换为文化产品的重要条件。新的文化符号的建构是不同的文化进行交往以及不同的利益主体进行资源博弈的结果。在建构文化符号的过程中,消解不同文化图式间的紧张关系,关键在于当地人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其中并且真正成为文化符号建构规则的制定者。     

乡村土地使用制度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科技下乡的人类学视野之二

通过对桂村当地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活动的分析,认为农业产业化经营与现行的家庭小规模化土地经营发生对立的实质,是政府与农民在土地经营权上的争执,因此可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框架下,通过多元产业结构的农业产业化途径得到解决,而不是一味地追求适度规模.     

村庄内部市场交换与乡村人际关系--科技下乡中的人类学视野之三

科技下乡促成了村庄内部市场交换的产生.通过对村级集市和村庄内部生产交换的分析,认为村庄内部市场交换满足着目前乡村社会生产和生活上的分工与合作需求,从中衍生出的"团体格局"人际关系,并不是对原有的"差序格局"的打破、取代,而是在农业生产科技化的场景下,村民们获取社会资本和利益的新形式.     

重新认识质性研究在当下中国研究中的重要性——以人类学应用研究为例

以参与式田野研究和深度访谈为主要方法的人类学研究是质性研究的重要实践. 自上世纪末以来,我国社会人文学界出现了对"科学"的一种误读,将"科学"研究理解为"量化研究",甚至将"数字"视为科学性的最高表述,将应用研究中有无"数字"表述作为衡量其价值的标准.由于有些社会人文学者把"数字"当做拜物主义对象,以经验研究为主要方法,以质性研究(对社会结构、制度、关系以及社会文化意义等的探索)为目标的人类学,在社会人文应用研究中遭到了质疑,也因此又一次被边缘化.     

人类学视野中的明堂与周代礼文政典的传播

明堂有许多异称,它起源于史前时期的"大房子",最初是氏族首领祭神和行使权力的中心,这可以由大量的人类学材料和考古学证据证明。这种礼仪性建筑,夏代称为"世室",殷商称为"重屋",周代叫"明堂"。秦汉以后儒家学者所构拟的明堂宫室制度和明堂阴阳学说有附会的成分,但明堂的存在不容置疑。周人损益夏商二代之礼而制礼作乐,明堂是以祭祀和行政为核心的礼乐体系展演的现实空间,同时也是礼仪之文撰制和展演的现实空间。从明堂这种礼仪性建筑的功能入手探讨周代仪式乐歌、礼仪之文、典礼诵辞等的生成语境与传播方式,是对周代文学和文章研究的拓展和创新。     

古滇人社会文化景观：滇青铜图像的艺术人类学解读

战国时期,滇青铜文化于云南滇池水域滥觞,原始艺术的创作者在青铜冰冷坚硬的材质上,传递出了一个古代民族社群的生命意识,在没有文字的古代滇国,数量巨大的青铜器物像成为对其社会文化景观的一种民族志式的深描。本文从艺术人类学的角度,通过社会心理学及精神分析的方法来阐释滇青铜图像艺术以及创造这些特殊象征符号的社会行为,以艺术的形式来诠释古代滇国社会文化景观。     

苯教《平和威猛经》视野下的白马藏人面具舞

通过研究认为,白马藏人的面具舞,既不是“傩舞”,也不是“十二相舞”,白马藏族的面具舞与苯教平和威猛经内容密切相关。白马藏人的面具舞是苯教平和威猛经的活态版本,是苯教平和威猛经的活态民俗演绎。苯教《平和威猛经大全》第32章就是这种面具舞蹈的专门篇章。认为这种面具舞的角色系始祖父母的化身,分男性神明角色与女性神明角色,完整版共计86种形象,兽首烈女版共计28种形象,简洁版共计男女2种形象。表演这种面具舞的目的是为了鼓励人们活着的时候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培养积极化解临终幻觉引起的死亡恐惧的心理能力。     

新媒体视角下的“非遗”保护与传承观念新探——以裕固族为例

近年来,非遗保护工程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依旧不能摆脱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模式,价值中空,失魂落魄依然是困境。要解决困境,首先需要明确精神与观念是非遗的内核,其次要面对传统变迁的现实。当今社会,新媒体提供了一种重育土壤的平台和契机。以裕固族为例,新媒体平台可以使民族文学走下庙堂,更接地气,使民族文化可以传递更远;网络化社区和网络化兴趣人的骤增,使跨时空非遗文化氛围的营造和追随成为可能。新媒体传播方式和传播内容有助于非遗价值回归,使民族文化传统的精神内核重放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