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突”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国际因素

虽然有过伊斯兰化和突厥语化的文化积淀,但东突不是中国新疆本土的原发物,而是从境外输入、植入的。在它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国际因素:从当年双泛的传入,英国和苏联的怂恿、策动,到近二十年来境外三股势力的崛起、泛滥,东突一直与境外的敌对势力狼狈为奸,并愈来愈得到来自欧美的人权声援。     

藏族民间故事《猪头卦师》的结构语义学阐释——“全能博士

文章以藏族民间故事《猪头卦师》为例,采用格雷玛斯的结构语义学叙事理论,对“全能博士”这一世界型民间故事类型进行叙事的“行动元”模式、叙事程序、叙事模式、语义方阵以及叙事意义的逐一探究,力求阐释出蕴含在叙事文本内部的深层信息。     

我国首批西藏方志产生的原因及其特点

著于清季康末乾初藏乱频仍之际的首批藏志,是清政府加大治藏力度的产物,其中通志两类8种、厅县志2种,计有10种.首批藏志地域特征和民族特色突出,可信度高,影响极为深远,是了解18世纪初叶西藏政治、地情、风俗、民生的珍贵材料,也是清代早期乃至清代民国藏史研究的第一手资料.     

香港文化的特点与形成的原因

本文描述了香港中西合璧、古今交融的文化特色,并揭示了香港文化形成的原因。作者从儒家思想、佛教和道教文化及民间信仰等方面阐述了中华传统文化在香港的深厚积淀,从西方宗教文化、教育体制和人们日常生活等方面阐述了西方殖民主义文化在香港的传播,展现了古代文化和现代思想在香港共存的事实。作者认为,香港中西合璧的文化特色是历史的产物,古今交融的文化特色缘于港英政府的政策导向。     

青海玉树地区“卓”曲的调查研究

青海玉树地处偏远,居住于此地的藏族人世代信奉藏传佛教,玉树藏族人民十分喜欢歌舞,他们的歌舞闻名遐迩。歌舞是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玉树民间歌曲内容极其丰富,而盛行于玉树地区的歌舞卓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本文从玉树对卓曲的发展,卓曲的分类及音乐特点这两方面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对其曲式进行了较详细的归纳和总结。     

山地民族有“神”社区的建构与生态智慧——以贵州小丹江、苏丫卡两个苗族村寨为例

山地民族万物关联的生态观体现在人与自然之间彼此向对方植入了自己的文化符号,使人与自然融为一个生命体。在这样的生态观的影响下,山地民族不断地向其所处的社区里布控着"神"的化身,使其社区极具神圣性,每一生命体和非生命体都成为人们的崇拜对象。结果是,在一个有"神"的社区里,其生态环境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这一传统思维给未来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诸多生存方式的选择。     

“互联网+”思维下智能钢琴教学模式的特点与意义略谈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信息化技术在各行业领域的应用逐步深入,智能乐器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并获得了较大的应用空间,与此同时,也对传统化的乐器发展市场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传统乐器教学工作需要及时打开新的局面,积极探索智能化乐器的教学工作实践,从而更好地满足当代学生对于智能乐器演奏技术的学习需求。文章首先明确了智能钢琴的基本功能,随即针对“互联网+”思维下智能钢琴教学模式的特点展开分析,然后研究了“互联网+”思维下智能钢琴教学模式的意义,并且探讨了“互联网+”思维下智能钢琴教学模式的应用策略,最后就智能钢琴教学工作的未来发展情况进行预估,希望能够为相关教学工作人员钢琴教学工作质量的提升提供一定的参考。     

2009年世界民族问题热点回眸及原因与特点分析

回眸已成为历史的2009年,世界政坛波谲云诡,金融海啸继续冲击着各国经济,在此影响之下,世界民族问题热点不断.巴以之间再起战火,奥巴马新政府的战略给伊拉克局势、伊朗核问题、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局势带来新的动向,印巴关系出现新走向,南奥塞梯问题、苏丹达尔富尔和平进程、泰同南部暴力活动、塞浦路斯希土两族等问题成为2009年世界民族问题的热点.世界民族问题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涌现出新的热点和特点,值得我们对此倍加关注、认真思考、缜密分析,进而在汲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采取相应对策,为构建和谐世界尽责尽力.     

回族“经堂语”的特殊语言现象(一)——“上”和“打”

经堂语是一种宗教场所的特殊用语。指的是明清时期,经师们用当时的汉语("蒙式汉语")翻译阿拉伯语或波斯语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汉语变体。其面貌特征、性质、形成过程与历史上的"汉儿言语",今天的临夏话、西宁话等西北民族地区接触方言十分相近。我们的研究初步表明:经堂语的译文风格与元、明时期直译体译文风格接近,存在元白话里的"格"标记成分:如方位名词"上"是"位格""宾格"等标记形式,介词"打(达)"是离格标记形式等现象,属于蒙古语等语言的"格"范畴。我们认为这是蒙古语在经堂语里的干扰特征。     

从民族分裂到全球“圣战”——“东伊运”恐怖组织意识形态演变分析

针对恐怖组织"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的研究,除了其组织活动、形成的危害以外,针对其意识形态演变的分析将有助于深入和全面地掌握其动态,以服务于反恐和"去极端化"工作。对"东伊运"意识形态的变迁的分析需要置于历史、现实和地缘政治的大背景中,聚焦于"东伊运"意识形态的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理论基础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圣战"活动。当前,"东伊运"受到"基地"组织的深刻影响,已经从一个民族分裂组织转变为一个民族分裂和全球"圣战"兼具的跨国恐怖组织。但是,对于民族分裂和全球"圣战"的双重追求也制造了该组织意识形态的内在矛盾。综合来看,反恐怖主义工作必须消除恐怖主义的意识形态根源,才能从根本上铲除"极端化"的土壤。     

土家织锦“老鼠嫁女”图纹的意义解读

土家织锦"老鼠嫁女"图纹蕴寓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它不仅反映了土家人对鼠神的崇拜,寄寓着土家人多子多孙、生生不息的生命意识,也折射出土家人避鼠除害,希望人寿年丰的功利追求。同时,对于聪明灵巧的土家族姑娘而言,编织"老鼠嫁女"的图纹还是一种追求爱情婚姻幸福美满的理想寄托。     

红军长征在康区的“扩红”宣传及其成功原因试探

中国工农红军20世纪30年代长征通过康区时,面对汉藏隔阂、国民政府的"反宣传"、严酷的自然环境等困难,积极开展了"扩红"宣传工作。红军通过建构"认同"以获取藏族民众的支持,通过谈判、合作、俘获、感化等方式争取土司头人与寺院喇嘛,最大限度地团结了康区社会的各方势力,推动了红军顺利通过康区。同时,由于康区的社会生产力限制、红军人数众多等原因,藏族民众为了红军的顺利北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     

“男”“女”汉字失衡现象的文化意蕴分析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作为中华民族文化重要载体之一,汉字蕴含并传达着丰富的文化信息,是了解时代文化的"活化石"。本文通过汉字中"男"女"的失衡现象梳理,分析汉字所体现的文化意蕴。     

北方市镇与“商域宗族”——兼论“圈层格局”

宗族是汉人社会研究的核心论题。本文以清季民国北方商镇杨柳青为个案,提出商域宗族论说,认为商号是市镇的空间与记忆符号、基本组织形式,商绅是市镇宗族的类型与核心圈层,宗族及其延伸组织不仅为农人且为商人所有,宗族作为商人天然的内层信任机构具有商营功能。它扩大了宗族类型研究,由此引发出圈层格局对差序格局的补充。     

“定义”性与“注释”性——文化思维模式与人类学实践模式关系试析

本文从利奇与费孝通关于中国人类学研究的论辩出发,尝试性地分析了现代西方文化的“定义”性特征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注释”性特征对西方人类学与中国早期人类学的不同影响,认为中国早期人类学家即便曾采用西方人类学的某些研究方法或理论模式,由于在对待这门学科的前在立场及思维模式上存在差异,在人类学的学科实践上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即中国早期人类学家把西方社会科学知识作为一种认知手段来重新注释、解释整体性观念下的“中国”——此“中国”并非仅仅是民族国家系列中“一国”的政治地理概念,它还包含着从自身历史与文明中承继而来的对生命及世界的整体性看法。     

“多余人”向“新人”的过渡——罗亭形象再认识

＂多余人＂和＂新人＂形象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的传统形象。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是公认的第一个＂多余人＂,而屠格涅夫笔下的英沙罗夫和叶琳娜被视为＂新人＂诞生的标志。《罗亭》是屠格涅夫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主人公传统上一直被看成是＂多余人＂的又一典型,然而有些学者也提出反对意见。通过罗亭与其他＂多余人＂的对比,以及罗亭与＂新人＂之间某些内在联系的分析,可以看出罗亭性格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他是＂多余人＂向＂新人＂过渡的形象。     

“番拉扎”和“汉山神”两种信仰的比较研究——以甘肃省康乐县莲麓枉子沟村和五户丁家滩村为个案

山神信仰是人们面对强大的自然界时基于生存需要形成的一种原始自然崇拜。笔者在长期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以甘肃省康乐县莲麓山区信仰"番拉扎"的枉子沟村和五户川区信仰"汉山神"的丁家滩村为个案,通过"一番一汉"和"一山一川"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汉族村落研究两种类型的山神信仰,从共性和个性的比较中认识多民族区域多元文化的融合和传承,从"番中有汉"和"汉中有番"中认识中华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神性与人性的对话——藏族和古希腊关于人类起源神话之比较

藏族和古希腊关于人类起源神话都反映了“神造人”的世界性母题,体现了早期先民们对自身起源之谜的大胆探索,充满了神奇瑰丽的想象和创造精神;另外,二者都揭示了劳动与人类产生之间的密切关系,透露出强烈的人本主义色彩。作为不同文化的产物,藏族人类起源神话带有最素朴的唯物色彩,但已有后期佛教思想明显改造的痕迹,其“善”与“恶”对立统一的二元论思想构成了藏族文化哲学思维的基础;古希腊人类起源神话带有强烈的抗争精神,其精髓是西方“渎神”精神、悲剧精神的具体体现和升华。     

“扎裤腿”与“织网子”:病毒笼罩下的村落命运共同体——来自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岭前村的民族志报道与思考

COVID-19疫情暴发以来,乡人在地理上对村庄进行了"扎裤腿",同时将家户和人口"织网子",由此构建了村落防护共同体,以之应对病毒传播或人群被感染的可能性。这一村落命运共同体是由中国政府设计,通过层层行政动员方式,由村落政权组织实施,全体村民自觉自愿参与而形成的。它建立在传统村落社区的基础上,既是一个地缘意义的共同体,与村庄的行政地理边界完全吻合,也是一个乡土人际关系的共同体,与家庭亲属关系、邻里关系、伦理情感等传统纽带有密切关联。"扎裤腿"和"织网子"是其明显的建造技术与策略,它具有排外性和临时性特征。当疫情过去,这个共同体很可能会自动回落到原来乡村社区状态,不会对村落结构产生多大文化影响,但若干年后会存留一定集体记忆。就预防措施而言,国家应该恢复"赤脚医生"建制,做到每村一医,逐户逐人进行筛查,而不仅是对村庄实行简单的行政堵留或排外,而且可以应对未来暴发的各种流行病。同时建议,在疫情过去之后启动"健康乡村"建设项目,与"美丽乡村"建设并行推动,以提高我国广大农民的身体素质和幸福指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