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满意度对社会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政府回应的调节作用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以549名城市居民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公共服务满意度对社会治理绩效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公共服务满意度对社会治理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政府信任在公共服务满意度与社会治理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政府回应在政府信任促进社会治理绩效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即高政府回应状态下,政府信任对社会治理绩效的提高有更强的正向影响;并且,政府回应对政府信任的中介作用具有调节效应,即政府回应越高,政府信任起到的中介作用越强。研究结论对提高社会治理绩效有一定启示作用。     

社会风险的结构及治理途径

弄清社会风险的结构及其特征,是探索社会风险有效治理途径的前提和基础。在一般意义上,风险是由风险源、主体和损失性后果三个要素构成,风险的产生是基于这三个要素之间建立的某种因果联系。社会风险是指社会损失的不确定性,它包括所有自然的、人为的风险源。我们可以从风险的三个构成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上寻找社会风险治理的有效路径和策略。     

风险社会风险的成因与治理

现代风险社会风险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还是人为因素作用的结果。人类的过度实践及非理性的发展方式,市场经济、现代化和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政治异化和低能,社会治理失效及全球化等是最重要的风险源。要有效治理风险,增强人类生存的安全性,必须改变传统的实践观和发展方式,再造政治和提升政治能力,保证科技、经济、社会的有限发展与合理发展,优化社会治理,加强制度建设,建立风险治理责任机制和风险的复合治理结构。     

人生风险:社会境遇与多元治理

风险社会是现代性批判的产物,是理解后工业社会的重要角度。人生风险是风险社会中人们生存境遇的真实表达,是可能发生的种种危险的总称。人生风险内涵的理解为探讨人生风险治理奠定了良好的认知基础,个人、民间社会、政府国家三大层面的分析构成人生风险的复合治理体系。     

农民应对农村社会风险的问题治理——基于可行能力的分析视角

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进一步深化,农村基层的风险正在迅速形成。从可行能力的分析视角来看待我国的农村社会风险,可以发现其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农民的可行能力匮乏,即改变自己状况和应对农村社会风险的能力相对不足。这主要表现在农民健康生存能力匮乏、农民自我发展能力匮乏和农民社会参与能力匮乏三个方面。在导致农民发展能力不足的原因中,有个人先天禀赋的影响,但更多的是政策因素。这种政策因素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城乡二元分割的公共服务供给。为此,要实现对中国农村社会风险的良性治理,核心在于通过改善农村公共服务来加强农民的可行能力建设。     

新社会风险:当代社会政策研究的新视角

自1990年代以来,新社会风险作为社会政策领域的一个新视角逐渐兴起.新社会风险视角认为,后工业社会带来的服务业崛起、妇女就业增多以及人口老龄化等结构变化导致社会出现大量新的社会风险,对以传统社会风险为主要考虑的战后福利制度提出了巨大挑战.新社会风险视角是对以降低福利支出、缩小国家作用为中心的新自由主义和福利紧缩政治的超越,它对转换社会政策研究方法、开辟新的研究领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关注新社会风险的起源及其带来的社会影响,对转型时期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也将起到积极的借鉴意义.     

论社会风险的秩序化治理与秩序化风险的合作网络治理

现代社会,尤其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进程中,风险总是无处不在.秩序化是传统风险治理的根本,国家是有组织的秩序化风险管理中心.由于秩序化内在的不完整性,其过程本身也会产生风险.此外,风险社会的来临也给传统的单中心统治国家风险治理模式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惟有推动秩序化从传统的单中心统治走向现代的多中心治理,建构以政府为中心的第一部门、以企业为中心的第二部门及以非赢利组织或非政府组织为中心的第三部门之间的新型双向沟通的合作网络治理模式,才可以充分调动一切社会资源共同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     

回应性治理视角的城乡社会保障

现阶段,回应性治理表现出与城乡社会保障实践高度的内在契合。针对社会保障的碎片化困境,应在回应性治理上嵌入前瞻性因素,从碎片化走向一体化。进而建立健全城乡社会保障体系。     

基于股权结构与董事会治理视角的上市公司治理风险预警

在界定公司治理风险内涵的基础上,利用AltmanZ指数作为公司治理风险的代理变量,构建治理风险预警模型,并对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风险进行预警.结果显示,纳入治理特征指标的上市公司治理风险预警系统具有良好的预警效果,准确率达到87.4％;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着较大的治理风险;董事会“自主性”治理尚待完善;董事激励、董事会行为对公司治理风险有显著的影响.     

风险社会治理中的政府信任:一种风险感知的解释框架

风险孕育出潜在的政治危机,并冲击着公民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认同感与归属感。通过分析一组美国全国性调查数据,本研究尝试回答构成公众风险感知的因素如何影响政府信任。研究发现:人们的安全风险感知程度越低,政府信任越高;而公平风险感知程度与环境风险感知程度越高,政府信任越高。大众媒介来源亦对不同类型的风险感知产生了一定影响。高风险感知并非一定会降低人们的政府信任,风险社会亦为建构政府信任提供了有利机会。政府部门可通过积极建立风险规避与风险管控机制,提升人们对于政治系统的认同。引入"风险感知"作为解释框架,有助于重新考察风险社会理论如何应用于政府信任建构,从而为我国新时期风险社会治理提供政策启示。     

风险社会的公共安全治理

当代中国由于巨大的社会变迁正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甚至是“高风险社会”;各种潜在的风险和灾难对人们造成的伤害使人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不安全,社会公共安全问题凸显,社会对公共安全的需求快速增长。风险社会政府的一项重要责任就是把公共安全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向公民提供;政府可以是供给的主体或最终的责任主体,也可以把不同的环节分配给非政府的私人或组织去生产,形成由政府主导的政府——市场——公民社会相互合作生产——供给公共安全物品的公共安全复合治理结构。     

风险社会中的社会治理逻辑与优化路径——基于系统组织理论的视角

在风险社会的多变环境和多重挑战下,不确定性因素和系统性风险对社会稳定发展的影响幅度也在不断累加,形成了社会治理体系演进的新挑战。以政府为主导的一元化垂直控制模式已经无法满足政情和民意交错层叠状态下的社会治理需求。为了达到多元的公共利益的治理目标,并在这一过程中避免解决各类问题时都优先使用行政手段的过度治理倾向,需要借助系统组织的理论视角,以复杂系统中的信息对称为抓手,推动政府、社会、企业和公民建立治理共同体。本文通过分析风险社会的治理困境,立足于系统治理的逻辑,提出了强调价值和意义体系、落脚于过程而非结构的动态治理模式,并从制度结构、治理能力、基层服务和社会心理四个方面探索了社会治理优化路径,为在社会治理实践中厘清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支持。     

科技伦理与社会风险治理

人类对自身理性的过分自信和对科学技术理性的无限滥用,是导致社会风险产生的价值根源.现代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使人类正面临着各种不可预知的社会风险,积极应对这些社会风险,将其控制在个人和社会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避免其转化为社会危害,在科学技术活动中介入伦理价值的维度,确立和倡导科技伦理的价值规范,是有效规避和治理社会风险的一项重要举措.     

公共服务提供中的协作治理:一个研究框架

在公共服务提供中,与政府路径、市场路径以及第三部门路径等三种传统模式相比,协作治理模式在公共服务提供中具有更好的绩效。协作治理的有效性主要受参与者结构、制度平台、动力机制、相互作用类型以及关键影响变量等五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在公共服务提供中,协作治理模式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但也具有一定的限度。     

风险防范：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新的重大任务

社会治理致力于构建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现代社会,本质在于对社会风险的防范与化解。我国业已形成的社会治理体系为创造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提供了制度保障,但一些领域一些地方被动应对矛盾的问题较为普遍,主动防范风险略显不足,未来须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从矛盾应对向风险防范转变。更大力度注重风险防范,是主动适应社会风险发展趋势、弘扬重民生重教化等优良治理传统、破解我国社会治理现实困境的内在要求,有利于兼顾社会治理多重目标、提升社会治理整体绩效。强化社会治理的风险预防导向,要以社区治理、矛盾预防为重点,着力让治理理念更加普及,让政府兜牢治理底线,让人民成为治理主角,让治理的服务基础更加坚实,让财政的引导作用更好发挥,让教化传统得到更好传承,让数字赋能的效能充分释放。     

新公共服务与公共服务改革

公共服务是政府一项重要职能。新公共服务理论为政府下一步改革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模式。应该充分运用这一理论,一切以“服务”为宗旨,以实现公民权和公众利益为目标,重新界定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角色和作用,充分重视和有效运用公民参与,保障公民权益的真正实现。     

风险社会与全球治理

经济和技术的不断发展所带来的副作用使人类社会逐渐进入一个“风险社会”,而当今全球化的力量正在不断地形塑出一个全球性的“风险社会”。这对于工业化和现代化以来的建立在现代民族国家基础上的风险管理制度提出了挑战,而“全球治理”由于其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权力运行向度的多元性和治理范围的广泛性,为人们提供了一条管理全球化时代的风险的有效路径。     

民主协商:新时代社会治理的一条新路径

民主协商是创新新时代社会治理的重要举措。这是因为,民主协商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优良传统;民主协商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的题中之义;民主协商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然而,在实践中,民主协商仍然面临着制度建设、实践路径与主体能力等方面的"短板",极大地制约了新时代社会治理效能的充分发挥。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创新社会治理路径,就必须保证民主协商在社会治理中既有位又有为。这就必然要求:一是要注重完善民主协商的制度建设;二是要注重创新民主协商的实践形式;三是要注重提升民主协商的主体能力。     

农民工公共服务歧视性供给现象探究——基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视角

城市农民工在公共服务方面存在多方面的歧视和不公平对待,其主要根源是二元经济结构和户籍制度的限制。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普遍标准解决农民工问题,就需要推动二元经济结构和户籍制度的改革,转变政府治理理念：而“公共服务均等化”意味着政府将致力于逐步缩小城乡之间、不同区域之间、不同群体的基本公共服务差距．推动社会管理向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权利平等的社会治理转变,以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共同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