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藏米林珞巴族社会变迁的人类学考察

改革开放以来,西藏米林珞巴族的社会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珞巴族与藏族及其他民族密切交流的结果。从文化人类学角度考察这种文化变迁,采用文化功能和变迁的理论客观描述珞巴族文化变迁现状,勾勒珞、藏文化涵化的过程,同时提出珞巴族传统文化的现代适应机制,探讨在保存珞巴族最具特色的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如何有效地促进珞巴族社会文化发展的方法。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藏棋文化传承机制研究

通过对新型城镇化、藏棋文化等概念进行界定,分析西藏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现实意义,探寻藏棋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问题。基于"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分析藏棋文化生存空间发生的变革,就藏棋文化传承机制重构的核心问题进行理性思考,提出了重构藏棋文化生态空间、系统化挖掘与整理、可持续化发展路径等核心传承理论思路。从社会学角度分析藏棋文化变迁与传承机制,以实现藏棋文化的可持续化发展。     

试论族群认同与文化变迁的整合——对香格里拉县哈巴村"藏回"族群的解读

云南香格里拉县哈巴村"藏四"族群在2000年前后经历了对回族身份和文化(主要是伊斯兰教复兴)的"回归",同时引发了相应的社会文化变迁.由于该族群迁徙到当地已经有百余年的历史,其文化早已发生诸多的变迁,因此试图用伊斯兰教来规范族群社会和生活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期望的效果,相反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使得当地宗教工作几经停顿.如今该族群的宗教回归激情日趋淡化,他们最终明白,藏-回的认同已融入血液之中,难以割舍任何一方.因此,族群认同除应整合多元民族文化和自身民族传统文化外,还应注重培养文化自觉.     

岷江上游黑水色尔古发现清嘉庆石刻立业碑题及其考释

地处岷江上游黑水县色尓古藏寨发现清嘉庆石刻建房立业内容的碑题。该发现显示其是嘉绒藏民居建筑、房产、立业意识与信仰意识的新表述。其根源是汉、藏、羌文化的多重复调空间演绎。其方向是在本文化基础上,对于多元文化的开放,接纳,亲和,融洽。表征成家族发展之祈福,藏、羌、汉共立吉祥之观念。同时,其碑题所居的空间营造,表明嘉绒藏、羌古老民居建筑结构仍在处于活跃的变迁时期。该碑题石刻的发现,对于岷江上游黑水河支流古羌、藏、汉历史、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雕刻艺术等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文化边缘视野下的云南藏族丧葬习俗解读——以德钦县奔子栏村为例

藏族的丧葬习俗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最初是土葬,在藏文化的核心地带,逐渐从传统的土葬过渡为天葬,另有部分水葬、火葬、塔藏和树葬等.与其他藏区相比,处于汉藏文化边缘的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奔子栏村藏族的丧葬习俗多种方式并存,其中土葬和树葬要进行二次葬,具有明显的无等级差别性、文化多元性和地域性,其独具特色的丧葬文化特征既源于这一地区独特的生态、人文环境以及历史文化的变迁,又源于他们对生与死的核心价值观的理解,是多元文化特别是汉藏文化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结果.     

北方地域文化生态中的辽金元文学创作格局

辽金元三朝,随着北方地域疆界的大跨度北延,政治、文化的中心自中原北转,人口构成成分、民族关系及文化传统都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变迁。北方地区的文化生态主要包括了总属于中原汉文化区的燕赵文化带、河汾文化带、齐鲁文化带、汴洛文化带和京都文化带等。由于文化生态环境的薰染和制约,各文化带上的文学风貌也呈现出不同的地域文化特色。     

论安多藏族的饮食文化

藏族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之一,在特殊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饮食习俗,并最终形成了与本民族文化相应的、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外界沟通频繁,藏民族的饮食习俗悄然地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也是一种文化变迁.     

唯物史观视野中的文化与制度变迁关系论纲

文化在制度形成和变迁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归根结底而言,文化的形成和积淀、制度的形成和变迁皆源于人类的社会生产实践;就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而言,文化是制度产生的直接来源。文化濡化和文化涵化是文化作用于制度变迁的具体机制。文化在不同的制度变迁模式和制度变迁的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作用。中国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在构建现代制度的过程中遭遇了文化与制度的矛盾问题。秉承综合创新原则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挥其对中国未来制度变迁所具有的思想导引、文化认同和制度评价功能,促进中国制度变迁的顺利进行和现代化发展,是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基本方向。     

论滇川藏交界地藏族木碗文化的变迁

分布于滇川藏交界地茶马古道沿线的藏族,是统称为"藏族木碗"(简称藏碗)的木制饮食器皿的主要生产者与使用者;又因木碗是该区域族群互动与文化交融的产物,因而在承载丰厚的藏文化内涵的同时,还有着建构藏族内部以及区域内与其他民族社会网络关系的功能。本文通过对滇川藏交界地茶马古道沿线藏族木碗生产、流通与消费过程的田野调查,探讨该区域木碗文化的内涵、变迁及其动因。     

元明清“藏彝走廊”西端滇、藏、缅交界地带民族关系发展研究

对"藏彝走廊"的研究,历来多关注于川、藏、滇交界地带,而对其西端即元时"丽江路"、明代"丽江军民府"的西境,即今天云南省西北部、西藏南部及缅甸北部交界地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由于此境地处滇、藏和缅交界地,属于汉文化、藏文化、缅文化圈的边缘地带,同时又是傈僳、怒、独龙、普米、白等文化圈的重合交叠区,历史上民族众多,民族关系复杂;而且其民族关系随时代发展而变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发展特点及规律.本文在廓清元明清时期"藏彝走廊"西端滇、藏、缅交界地带民族关系发展变迁的基础上,探究其特点、规律与趋势,为今天妥善处理民族关系提供借鉴和思考.     

唐代藏彝走廊西部边缘民族分布格局与文化变迁研究

学界一般认为,所谓“藏彝走廊”为氐羌系统民族由西北向西南迁徙,并在迁徙途中同源异流分化出众多民族之通道。而在唐代藏彝走廊西部边缘特殊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则是由洱海东部、北部诸部族向北、向南和向西迁徙,并呈现出乌蛮“正种”与乌蛮“别种”之间的文化普同性与差异性并存、“汉裳蛮”的“夷化”以及乌蛮与白蛮的“汉化”并存等动态性的文化变迁特点。     

迷惘、探寻与未抵达的终点——论“藏地新浪潮”电影以“人”为路径的现代化问询

“藏地新浪潮”导演群体将藏文化放置于“现代化”的时代审视下,借由人的生存境遇与个体转变,衡量变迁的得失,问询时代的归处。面对现代社会的符号系统,本文化的解释体系颇显势穷力竭,已然无法有效指引人们的现实生活;同时,差异化的文化转变也在加剧着世系之间与两性之间的情感隔阂。在此境遇下,寻求和解与救赎构成了人物一系列选择与行为的主要驱动要素,并据此提供了以“人”为探索路径的多种文化可能。然而,非闭合式结局却消抹了文化终点的指向性,转而基于变迁过程本身深化至文化的反思与忧思当中,其背后折射的价值判断与文化感情共同交织呈现为浓厚的焦虑气质,而焦虑本身也成为时代巨变下藏族人文化犹疑的必然选择。     

宗教对民族文化变迁的影响及其呈现的若干特点

文化变迁是民族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必然现象,宗教成为影响民族文化变迁的一个难以忽略的要素.探讨宗教与民族文化变迁之间的关系,进而分析宗教在影响民族文化变迁过程中出现的特点,对于正确看待当前的民族宗教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苏南文化变迁中人的社会行为取向新探

人的性格与社会行为是社会化或文化濡化的结果 ,因此文化变迁会引起人的社会行为取向上的变化 ,同时从分析社会行为取向的特点及其演变出发来考察文化变迁是文化变迁研究中的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本文正是通过对苏南人的社会行为取向的研究来考察苏南文化变迁。在传统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社会行为取向中 ,家庭、权威和关系是最为核心的内容 ,本文分析了它们在苏南人的社会生活中的地位 ,并在此基础上对苏南地区的文化变迁作了进一步的讨论。     

开拓21世纪的中国文化──《中国西南文化》出版序

开拓２１世纪的中国文化──《中国西南文化》出版序何耀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西南川、滇、黔、桂、藏五省区的社会发生历史性巨变，经济的日益现代化是巨变的中心，而社会文化（包括生活方式、行为准则、道德规范、价值观念、信仰习俗。艺术与娱乐等等）的急变迁，则是巨...     

文化变迁视野下民族文化的现代价值——以昭通市鲁甸县桃源民族乡为个案

文化变迁是一个必然的现象,它有着自然、社会、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原因。如果以文化人类学为基础,从文化变迁的视角出发,探讨鲁甸县回族文化变迁的主要表现及其原因,一定程度上可以展现该县由此引发的未来发展机遇,以及传统文化变迁进程中回族文化的现代化价值。     

论卡力岗人的文化变迁与变迁防御层次

研究表明,世界不同地方的人生物性差别不大,但文化却相去甚远。显然,文化变迁是一个始终伴随人类的恒常运动,文化变迁研究也就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文化变迁的动力与变迁层次是众多学者所关心的,但也是争论最多的问题。卡力岗人的文化变迁始于宗教信仰,其文化变迁梯度与变迁防御层次表现为从精神到制度再到物质,这种适于精神层面的文化变迁和防御层次,使我们了解到多元文化背景下文化变迁的规律性,验证了马克斯.韦伯的“价值决定论”。     

社会变迁中的傣族文化——一个西双版纳傣族村寨的人类学研究

本文认为，当代西双版纳傣族村寨曼飞龙村的文化变迁具有健康合理的取向。这种变迁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一是民族文化的重构，一是民族文化中合理因子的现代提升。它向人们表明，传统并不纯然是现代性的对立物。最后，通过傣族文化变迁与基诺族文化变迁的比较，作者指出，在民族文化的变迁中，对于民族文化的理性自觉具有重要意义。     

文化再生产视角下的旅游目的地文化变迁研究 ——以厦门市曾厝垵村为例

旅游发展背景下的目的地文化变迁是学界的研究热点。曾厝垵自进行旅游开发以来吸引了众多游客,当地传统文化也经历着变迁。这种文化变迁可从文化再生产的理论角度得到解释:旅游产业中利益主体——政府、村民、旅游企业和旅游者——权力的博弈是文化变迁的主要原因。利益主体之间博弈的结果是它们之间的相对平衡。由于政府在旅游发展初期的主导作用和后期的支持作用,利益主体之间的平衡具有和谐性和互补性,因此,可将曾厝垵的文化变迁模式称为共生的文化变迁(再生产)模式。村民在博弈中权力的保留使曾厝垵在通过旅游业发展经济的同时,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当地传统文化。该案例为我国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借鉴:共生的文化再生产模式为旅游目的地传统文化和旅游经济的共同发展提供了参考。     

梅卓:民族立场与民族想象

梅卓的写作因其独特的民族立场和民族想象在藏文化热潮中卓然不群。她对藏文化的再现,有自己独特的想象路径,即:其一是在生死爱欲中反思历史,表现出鲜明的民族集体主体性和对狭隘民族主义的超越;其二是通过话语转换,使藏文化传统融入城市写作、女性写作,在拯救失落的现代爱情的同时,也深刻揭示了爱情的悲剧性。此外,梅卓小说渲染藏文化的神奇魅力,富有象征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