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信仰与乡村治理——一个社会资本的分析框架

民间信仰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民间信仰的特殊功效是提高政府管理绩效的重要方面.本文运用社会资本的理论分析框架,对民间信仰及其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进行分析,并尝试构建新型的民间信仰社会管理模式,以期对我国乡村治理有所助益.     

村落仪式:乡村社会的结构与反结构——一项来自村庄祭祀仪式解读基础上的分析尝试

在已有的中国传统社会民间信仰与仪式象征研究中,研究作为草根文化的民间信仰,"祭祀圈"、"信仰圈"等理论模式不仅是乡村社会民间信仰体系的重要分析框架,而且还是乡村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研究范式.但面对乡村社会的复杂性和混合性,尤其是乡村社会自身结构的变化,这些理论模式往往又显得力不从心,以至于在现代学术视野中,运用这些分析框架来展现中国乡村社会的面貌或多或少地违背了乡村社会的生活逻辑.     

明代浙江:乡村社会、农家生活和社会教化

本文是《浙江通史》（明代卷）第四章《社会生活、民间信仰和价值观念的变迁》之第一节，全文以浙江为例，勾勒和叙述了１４－１７世纪江南地区乡村社会的特征，描述了当时乡村地区乡民的四时农事、日常生活、岁时节日和乡民的娱乐活动，探讨了明代社会教化和乡村自治的特点。     

论和谐文化视阈下民间信仰的社会控制问题

民间信仰不仅仅是一种历史现象,还是一种民族性的文化资本。因其强大的文化惯性,虽历经毁灭性冲击,但一直得以存续,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得到了迅速恢复发展。然而,民间信仰如同其它延续至今的传统文化一样,肯定都包含着封建迷信的因素以及其它已经不能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因素。国家在社会控制层面上既要准确界定民间信仰的性质及其在社会文化系统中的地位,更要积极建立科学的引导机制,努力创新管理模式,促进民间信仰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相适应。     

明清时期赣南客家地区的风水信仰与政府控制

本文以明清时期赣南客家地区地方政府对风水信仰的态度为视点,分析了造成政府对风水信仰矛盾态度的社会历史原因;认为地方政府对风水信仰的矛盾态度,实质上高度统一于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在此基础上指出:民间信仰是否有利于地方政府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其关键不在于民间信仰的内容本身,也不在于民间信仰的表达方式,而在于官方能否充分依托和利用地方社会的精英阶层,主动掌握民间信仰的话语权而因利势导。     

"报应"的社会本质:乡村宗族社会的人际规则与社会排斥——以赣中Y村村民传宗的生命失败轨迹为例

文革时期的"破四旧"导致了社会的全面政治性"祛魅",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控制的相对松弛,各类民间信仰活动纷纷复苏,整个社会似乎又开始陷入一种"着魅"的状态.在许多地方,尤其在乡村社会,文革这一"非常态"时期的社会精英们在社会恢复"常态"以后,其悲惨的下场往往成为了社会重新"着魅"的祭品.在这纷纷扰扰的"报应"背后,掩藏的是社会人际规则深层次变迁所导致的社会排斥.     

社会转型期民间信仰的功用研究

民间信仰是一种非制度化的信仰形态,具有自发性、松散性、多元性、功利性和包容性。社会转型期为民间信仰提供了生存和复兴的空间,民间信仰在社会转型期表现出祛魅化、时尚化和商业化的倾向。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民间信仰在个体层面具有精神寄托、心理调节和诉愿表达的功用,在社会层面上具有道德教化、社会整合、行为规范、文化传承、生态保护、经济助推和民族凝聚的功用。同时,也要对民间信仰中的糟粕保持清醒认识,予以扬弃。     

#报应$的社会本质%乡村宗族社会的人际规则与社会排斥 —— 以赣中Y村村民传宗的生命失败轨迹为例

文革时期的“破四旧”导致了社会的全面政治性“祛魅”，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控制的相对松弛，各类 民间信仰活动纷纷复苏，整个社会似乎又开始陷入一种“着魅”的状态。在许多地方#尤其在乡村社会，文革这 一“非常态”时期的社会精英们在社会恢复“常态”以后，其悲惨的下场往往成为了社会重新“着魅”的祭品。在 这纷纷扰扰的“报应”背后，掩藏的是社会人际规则深层次变迁所导致的社会排斥。     

乡村民间宗教与村民自治:一项社会资本研究——兼论韦伯关于宗教社会功能的观点

改革开放后,中国乡村的民间宗教迅速恢复和重建,对在广大农村开展的村民自治产生了多重的复杂影响,然而现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本文运用社会资本的理论和方法,分析了中国乡村民间宗教在乡村社会的现状及其对村民自治运作绩效的影响,认为乡村民间宗教作为传统社会资本的一种主要形式,在乡村治理的过程中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论文还讨论了韦伯关于宗教社会功能的相关理论,并对中国乡村民间宗教及其社会功能和作用进行了具体分析。     

论民间关帝信仰与社会需求之随机调节

通过关帝信仰经书,重现古代、近代和现代民间关帝信仰的历史发展脉络,阐述关帝信仰与社会需求之密切关系。民间关帝信仰随机调节以迎合社会需求,涵化社会矛盾、消弥社会矛盾,为社会稳定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任何制度化宗教所做不到的。这便是状如散沙般的民间信仰能长期在中国社会存在、发展的原因。     

社会信仰:特定社会的公共信仰

社会信仰是特定社会共同体的公共信仰.从特征上看,社会信仰具有公共性,能积极维护社会整体利益;是一种社会合力的结果;主要以一种不断发展的、多元并存的“累积的传统”表现出来；具有文化传承性、民间自发性、广泛性等诸多基本特征.从本质上看,社会信仰就是社会共同体对世界的真理性追求、认识与实践.     

民间信仰与当代社会的关系之探略——关于广东中山民间信仰的田野调查之思考

近30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及文化生活的急剧变化,民间信仰的复兴日益成为学界关注的变化之一。广东中山民间信仰的复兴既有历史原因,又有现实需要,同时也与当代社会关系密切。民间信仰复兴的背后说明,信仰和宗教作为意义的根源在现代社会仍有巨大的生存空间,因此人们还需正确看待与有效发挥民间信仰的社会功能。     

论文明前夜民间社会的出现与民间信仰的生成

在远古时代,社会结构较为单一,社会分层尚未形成,原始信仰与崇拜自然也就未有分野。在文明前夜的文明形成过程中,城乡分野出现,社会结构也显现出以权力人物为核心的上层社会和以普通劳动者为主组成的民间社会。权力人物与上层社会垄断了与天地沟通的种种崇拜与信仰,那些与社会生产和生活较为密切的信仰则由民间社会所传承。     

我国古代乡土权威的基层社会治理功能

一直以来,学界对于中国古代乡村社会治理的一致观点是自治,这一点是客观事实,但公权力同时也在通过其代表对基层社会进行间接统治。而公权力的代表就表现为各式各样的乡土权威,他们以不同角色和不同模式发挥着对基层社会进行治理的功能。通过对乡官和老人这两类我国古代最典型的乡土权威进行考察,对乡土权威在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功能进行分析,揭示出公权力与民间权威相互结合与博弈的社会治理机制,即公权力对乡村的有效统治和民间权威对乡村的有限自治。     

河湟流域基督教传播与民间信仰的互动

本文对清中后期至民国时期天主教、基督教在河湟流域传播历史进行了梳理,并就河湟流域民间信仰与基督教间的互动情况进行了分析。天主教、基督教在乡村社会传播须植根于民间信仰这一文化土壤,与此同时,依托宗族、村落、部落等民间信仰祭祀圈、信仰圈具有一定自我保护封闭功能,对基督教等外来宗教的传播产生了一定的排斥力。     

洛阳桥与古代泉州社会

洛阳桥是我国第一座跨海梁式大桥,被誉为海内第一桥,对古代泉州社会有重要历史影响.大桥的建成重新塑造了古代泉州地理交通格局,促进了泉州港经济商贸发展,凸显出特殊军事地理价值.洛阳桥与古代泉州佛教发展关系密切,主要表现在僧人参与建桥修桥,佛教建筑的兴建以及佛教信仰的流行.古代泉州民间信仰兴盛,双忠信仰、通远王信仰、玄天上帝信仰、洛阳桥神都与洛阳桥有关.围绕着洛阳桥,产生了洛阳桥谶谣、洛阳桥德政、洛阳桥文学、"洛阳桥"符号,成为古代泉州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乡村社会治理中的国家法与民间法

中国乡村社会正处于有史以来最为深刻的变革之中,国家正式制度全面进入乡村社会,但乡村社会依然保有若干乡土社会的特征,无论是国家法还是民间法都无法保障乡村社会的和谐有序。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国家法与民间法之间存在着张力与协同的可能,只有使国家法与民间法相互协同,才能实现乡村社会的善治。     

国家与民间社会中的三教信仰:对山西三教堂的考察

儒、佛、道是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教融合与渗透的趋势贯穿于各个时期,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民间的三教信仰。明清时期三教信仰在社会上极为盛行,在各地修建了大量的三教堂作为祭祀的场所,对社会影响颇深。由于三教信仰与传统的儒家独尊思想产生了矛盾,因此国家通过强制力对其进行干预。本文通过对明清山西三教堂的梳理,论述了三教信仰中国家与民间社会的冲突与协调,进一步突出了民间信仰的特色。     

社会转型期的民间信仰态势述评

学术界对我国民间信仰问题的研究非常活跃,主要围绕民间信仰的概念、功能及对策而展开。在基本认同民间信仰特征的基础上,学术界在民间信仰的概念、功能和对策上均存在较大分歧。科学把握民间信仰特征及其态势,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可持续发展。     

国家与民间社会中的三教信仰:对山西三教堂的考察

儒、佛、道是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教融合与渗透的趋势贯穿于各个时期,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民间的三教信仰.明清时期三教信仰在社会上极为盛行,在各地修建了大量的三教堂作为祭祀的场所,对社会影响颇深.由于三教信仰与传统的儒家独尊思想产生了矛盾,因此国家通过强制力对其进行干预.本文通过对明清山西三教堂的梳理,论述了三教信仰中国家与民间社会的冲突与协调.进一步突出了民间信仰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