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市民化参与城市社区分红:新型城镇化应正视的一个重要问题

以公共服务均等化看待农民工市民化,掩盖了农民工落户城镇面临的参与城市社区分红矛盾,不利于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从公共事务治理之道来看,农民工市民化参与城市社区分红问题的处理,应遵循确定农民工参与社区分红权利、形成具体参与社区分红办法及化解社区分红矛盾的理论路径。在实践中可以采取先来后到原则、积极探索农民工落户时农地换分红政策,并建立农民工落户后城市社区治理中少数人权益保护机制,以实现农民工落户后参与城市社区分红权利。     

新生代农民工的新型社会资本建构:基于员工帮助计划视域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人的城镇化亟待解决的战略难题。员工帮助计划通过其直接和间接功能,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家庭融入社区、个体融入企业、群体融入社会、子女融入学校,并依次提升其次级型社会资本、组织型社会资本和制度型社会资本,从而形成社区、企业、政府、市场与社会于一体的立体性支持网络,构建新生代农民工新型社会资本,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实现自己的"城市梦"。     

心理资本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研究

基于多学科的方法,探究心理资本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机理,通过对长三角826名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构建了研究模型,研究发现:心理资本既直接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也通过影响其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进而间接影响他们的城市融入。心理融入是新生代农民工最深层次的融入,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中,企业与社会应强化以员工帮助计划为核心的支持性人力资源系统,通过提升心理资本,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长效机制的形成。     

户籍歧视对农村流动人口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

文章研究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农村户籍歧视是否以及如何抑制农村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定居意愿。多种模型设定和控制内生性偏误的计量研究结果均显示,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农村户籍歧视仍然普遍存在,且对流动人口的城市定居意愿有负向影响。伴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农村户籍歧视的负向作用有所降低,但这一负向影响会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被强化,不同就业形式、不同职业、不同教育程度的农村户籍流动人口的城市定居意愿存在异质性。文章的研究结论为加快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定居和完成市民化进程提供参考。     

城市融入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的观念变迁——基于文化接触理论视角的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农民工队伍的主体,新型城镇化建设背景下,城市融入进程中,他们的乡土观念、消费观念、价值观念都发生重大变迁。与城市文化的接触是新生代农民工观念发生变迁的重要原因,具体而言,第一,城市较为发达,城市文明对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强烈的吸引力;第二,新生代农民工面临良好的政策环境,这有利于他们的城市融入和观念变迁;第三,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接触相对广泛,并且他们能够自我调适,逐步适应城市社会,在此过程中,他们的观念也随之发生变迁。     

员工帮助计划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直接影响着城镇化进程与和谐社会建设,已经成为社会转型变革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员工帮助计划通过提升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心理与文化融入,能有效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软实力",能成为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长效机制。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权益保障的现实效度分析——基于8个城市农民工群体的实证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具有农村户籍的外来务工人员。由于社会经济特征和个人特征的不同,这类群体同比原生代农民工在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上具有较大差异,并被学术界广泛认同。我们将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权益保障状况作为分析要点,通过对8个城市1803名农民工的详细分析发现:(1)新生代农民工同比原生代农民工在纵向提升维度和横向排斥维度方面均具有更为优势的就业保障能力;(2)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保障优势在各个区域的调查中均有普遍的呈现;(3)就业保障能力的提高源于新生代农民工对人力资本因素的坚持和对社会资本因素的重视。我国政府应当进一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保障能力,减少其排斥水平,并在注重人力资本培训的同时更加积极地引导其社会资本的培育。     

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问题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是伴随着城镇化、现代化而出现的新的社会现象。城镇化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重要战略载体;而新生代农民工则是中国城镇化建设的一支中坚力量,是城镇的主人。二者关系紧密。加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对于进一步推动城镇化和现代化非常关键。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可分为城镇化前的职业教育、城镇化进程中的继续教育和城镇化后的拓展教育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应有职业教育的相应内容。同时要形成一个以政府引导机制、社会参与机制和职业院校服务机制相互协调的适应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的常态化体制机制。     

移植、解构与抽空:新生代农民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践逻辑

文章以新生代农民工为对象,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进行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移植着传统的乡土文化,通过小共同体构建和集体记忆,他们融入了城市的经济生活结构;同时,随着城市现代性要素的不断侵吞,乡土文化力量则在悄然退缩,借助动摇民间信仰和弱化乡土社群关系,新生代农民工正在悄然解构乡土文化.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递与延续主要发生在农村社会,新生代农民工恰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主力,而新生代农民工对于乡土文化选择的逻辑,使得中国传统文化正悄无声息地被抽空了.     

农民工生活方式的转变与社会身份的缺失

新生代农民工在日常生活方式与自我价值认同上明显区别于第一代进城农民工。对沈阳的个案研究认为,从农村到城市所带来的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主观与客观上模糊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身份,作为社会分层多元化的一种特殊表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阶层归属出现了原有定义与现实情况既矛盾又重叠的特殊局面,造成了其城市生活环境下社会身份的缺失,并进一步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相关的社会问题。     

现状与反思：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研究

在新时期的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在代际更替中已成为外出务工的主体。较之父辈,他们身上消减了对农村土地的依恋情结,增强了对流入城市社会的决心和憧憬。然而,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正在城市内部演变为新的二元结构,这使得“新市民梦想”与“城市融入”的实践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诸多尴尬与无奈,这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本身、政府及全社会必须高度重视并需共同解决的严肃社会问题。     

理性与感性的双重变奏：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县城行为研究

社会理性选择理论对当前我国所发生的种种社会行为是否具有解释力？为什么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一县城一农村往返流动的链条上选择县城定居？是理性还是感性？该行为对社会结构、社会变迁及城乡一体化有何影响？带着这些问题,笔者对新生代农民工县城定居行为进行研究。文章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县城是新生代农民对城市生活边缘化本质反恩的理性行为、是从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到社会理性发展的理性行为、是为获取城乡两地资源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是“差序格局”感性化与家庭策略理性化的复合行为。总的来说,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县城行为是从个人与家庭两个层面为起点而不是单纯从个人层面出发,新生代农民工县城定居行为在微观上是理性与感性的双重变奏,宏观上对社会结构、社会变迁有重要影响、对城乡一体化战略实施有重大意义,同时,该行为存在一定的风险需从户籍改革、发挥社会工作者作用等多层面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县城定居的社会支持系统。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及其政策设计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我国城镇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采用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选择重庆制造业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研究对象,从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制度融入、文化心理融入四个维度来分析中西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政策需求优先序。分析表明,新时期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关键是要把以人为本、公平对待、一视同仁作为解决好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根本出发点,以稳步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为方向。     

社会称谓视角下的农民工社会形象变迁

一个群体的社会称谓反映了主流社会对该群体的总体认知和评价。在历史长河中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外出人口拥有众多的社会称谓,如流民、盲流、打工妹打工仔、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等,这些社会称谓与主流社会对其的接纳程度相吻合,因此形成的农民工社会形象是在农民工主体缺位的背景下由主流社会根据自身需求而进行的一种适应性塑造。未来的新型城镇化强调以人为核心,亟须通过社会的全力合作,引导农民工主体回归,最终实现农民工相关社会称谓的消亡。     

中国城镇化水平的再认识与城镇化转型——基于新增城镇人口的来源结构角度

目前我国城镇化研究多关注城镇化水平量的层面,而忽视了结构层面。从新增城镇化人口的来源结构角度对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再认识,有助于清楚地把握城镇化水平快速提升的实质,发现存在的真实问题。通过分析我国近年来新增城镇人口的来源结构,发现扣除城镇自然增长人口和农村转移人口之后,由城镇地域扩大所带来的城镇人口增长对城镇化水平提升的贡献占据很大比重,而进城农民工所占比例较低,且持续下降。未来推进城镇化水平的持续快速提升,应通过促进农民工在城市购买住房,提高其举家迁移的比例,使农民工留守家属进城代替通过"撤村并居"扩大城市面积,成为城镇化水平提高的主要贡献力量。对此,应推动城镇化由集中型向分散型转变,引导农民工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转移,降低居住市民化成本,实现大城市农民工市民化与中小城市房地产去库存的有效结合。     

候鸟型生活的终结:农民工择巢命题解读

庞大的"候鸟型农民工"群体为城市发展做出贡献,但频繁奔波于城乡的候鸟型生活的艰辛,也带来一些负效应。在城乡统筹深化进程中,农民工是迎接"落地生根"式的市民化还是"还归乡村"以终结候鸟型生活?该命题的解读密码在于:国情背景下"目标城市"的特有命题、与城镇化阶段相容的渐进式"开城移民"之路与渐进式户籍改革过程;此外,也需理解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城市病与新农村发展愿景等相关范畴。     

浅析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简

农民工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为社会经济发展、城市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逐渐摆脱了农村人的传统消极因素，向着现代人、城里人的特性靠拢。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产生极其复杂的心理、情绪等一系列新的问题，这对社会的稳定极为不利。本文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主要思想困境及其成因分析，提出了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应对策。     

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解决,顺应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意愿,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论文探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揭示了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从城镇化水平滞后、制度障碍、居住问题、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素质、社会参与程度五个方面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存在的问题,最后从推进城镇化进程、加快制度创新、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在城镇定居、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素质、创造社会氛围五个方面,提出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抗压能力亟待增强

社会在呼吁给新生代农民工更多的人文关怀,但这并不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而是需要新生代农民工主动接受.新生代农民工往往把自己看成"准城里人",希望在公民权利、择业就业、工资待遇、生活方式、社会保障等方面,能够与城里人享有同等待遇.然而,他们虽然生活在城镇,却无法融入城镇;他们与农村渐行渐远,又与城市若亲若疏,如果他们融入不了城镇,又退不回农村,必将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抗压能力亟待增强.     

新生代农民工完全市民化的有效机制构建

受城乡二元社会制度制约,我国农村劳动力市民化进程包括农民的城市进入和农民工的城市融合两个阶段。目前制约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已经解除,但农民工的城市融合还受到种种因素制约,很多农民工因而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半市民化"状态。为了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完全市民化,必须创新城乡统筹发展机制,将农民工市民化纳入社会整体发展框架;创新就业制度,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有效城市进入;创新社会管理机制,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有效城市融入;创新农村土地制度,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有效农村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