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形而上视角对于文学的意义

王晓华认为 ,张光芒与张宝明在论战中对中国新文化与新文学进行系统反思时 ,触及了我们在建构中国文化时无法绕过的基本问题 ,即当下人文世界是否需要通过与超越性的不断对话而获得意义 ;由于对超越性的拒斥与中国当下文化及文学的欠缺有因果关系 ,因而包括张光芒在内的人文知识分子由“道德形而上主义”这一命名所显现的建构方向是完全合理的。姚新勇则认为张光芒的理论阐释从立论之始就走上了逻辑混乱的不归之路 ,包括对“启蒙”概念的含混移位、对不同范畴理论资源的严重混用等 ,甚至可以说 ,张光芒所“抽象”称赞的“反启蒙文学”不仅不纯粹 ,而且恰恰是“暴力实用主义”。罗宗宇指出 ,张宝明的质疑文章激情有余但理性不足 ,而陈晓明从后现代立场出发的质疑则放弃了人文关怀 ,只有张光芒从现代人文立场出发的既不乏历史理性又不乏人文关怀的批评 ,为文学的自我救赎提供了可能。刘士林则从如何拯救学术本身的角度入手 ,指出论争各方都存在着缺乏规则和语境的“乱说”问题 ,他们必须首先能够证明这种不同观念、经验之间的混战在逻辑上的合法性 ,然后才能保证以下的言说与结论本身的可靠性。     

道德形而上主义的三重境界

张光芒试图从时代的深层需求入手论证道德形而上主义存在的根据及价值 ,提出为道德而道德是文化根基的重建 ,为形而上而形而上是人性上升的路向 ,而为主义而主义是文化启蒙的终极 ,他希望道德形而上主义的精神要义及其感应时代深层需要的迫切性、艰难性由此引起同情的理解。熊元义则认为历史的进步与道德的进步这对矛盾在根本上是统一的 ,但它有时出现尖锐对立。因此必须在历史的发展中进行道德批判 ,而不是相反。任何形式的放弃道德批判都是不可取的。符杰祥试图以“同情的理解”作为批判道德形而上文学的前提 ,他一方面承认道德形而上主义所表露出来的问题意识是深刻而严肃的 ,另一方面也批判了它的问题限度与回归道德主义的危险。武善增的文章则对“道德形而上主义文学”精神底线的缺失及扭曲人性的可能后果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提出对人性的世俗幸福的呵护与捍卫 ,才是促进新世纪文学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     

道德形而上主义与人文精神的资源

张宝明的文章对张光芒、陈晓明、刘士林的观点一一作了回应,指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不是要不要道德的问题,而是如何摆正道德的定位问题;无论是把道德作为文学的救命稻草还是杯弓蛇影的暗器,都是殊途同归的思维模式;道德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因素决定了知识分子应走"形而下"的外化道路.张全之的文章则追溯了"五四"道德革命的深层缺失,指出其肯定现世人生,拒斥道德形而上诉求,从而使信仰世界出现"真空";影响所及,使新文学创作在世俗化倾向上越走越远.杨庆东进一步指出,中国启蒙运动过于注重道德实践的个体性与个人中心主义,而忽略了道德普遍主义,这直接导致整个启蒙运动关于现代性道德伟大谋划的失败;在当下道德实用主义盛行的文化语境中,对此加以反省,既是重寻人文精神资源的思想需求,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潘正文试图以更为辩证的态度来理解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文学之争,认为它反映的是自"五四"以来一直未曾解决的两难选择问题,即文学的审美主义性质与启蒙理性的反审美主义之间的内在矛盾;并指出,道德形而上问题的解决,必须紧扣中国语境和中国文学的两难性质,这样才能有的放矢,而不应该以西方的后现代背景作为道德虚无主义的借口.     

"道德形而上主义文学"的精神陷阱--当前学术界"二张"关于启蒙争论之我见

人性价值立场的缺位与将"道德形而上主义"抱持为惟一价值立场的错位,使张光芒重构"道德形而上主义文学"的理论诉求导向了一种新的精神陷阱.这种精神陷阱就是"道德形而上主义"对人的建构所必然导致的"自杀"、"杀人"与"被杀".     

启蒙,启蒙:启蒙的两难--我为什么不是一个道德形而上主义者

启蒙作为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关键词,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重点和焦点,同时也是热点和难点.近一个时期文化界围绕启蒙问题展开的一场关于道德"形而上"与"形而下"命题的争论就颇为发人深思.对道德形而上主义的排斥并不意味着对道德本身的排斥,恰恰相反,这更进一步证明我们时代的精神状态更需要道德.笔者并不担心道德在启蒙位置中的确立,也不害怕随着时代的需要新、旧道德之间发生的适度紧张以及创造性的转换,所有的只是对道德中心主义的忧心忡忡.     

道德形而上缺失与"五四"新文学创作的世俗化

张宝明的文章对张光芒、陈晓明、刘士林的观点一一作了回应,指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不是要不要道德的问题,而是如何摆正道德的定位问题;无论是把道德作为文学的救命稻草还是杯弓蛇影的暗器,都是殊途同归的思维模式;道德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因素决定了知识分子应走"形而下"的外化道路.张全之的文章则追溯了"五四"道德革命的深层缺失,指出其肯定现世人生,拒斥道德形而上诉求,从而使信仰世界出现"真空";影响所及,使新文学创作在世俗化倾向上越走越远.杨庆东进一步指出,中国启蒙运动过于注重道德实践的个体性与个人中心主义,而忽略了道德普遍主义,这直接导致整个启蒙运动关于现代性道德伟大谋划的失败;在当下道德实用主义盛行的文化语境中,对此加以反省,既是重寻人文精神资源的思想需求,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潘正文试图以更为辩证的态度来理解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文学之争,认为它反映的是自"五四"以来一直未曾解决的两难选择问题,即文学的审美主义性质与启蒙理性的反审美主义之间的内在矛盾;并指出,道德形而上问题的解决,必须紧扣中国语境和中国文学的两难性质,这样才能有的放矢,而不应该以西方的后现代背景作为道德虚无主义的借口.     

"道德形而上主义"之争与文学的两难选择

张宝明的文章对张光芒、陈晓明、刘士林的观点一一作了回应,指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不是要不要道德的问题,而是如何摆正道德的定位问题;无论是把道德作为文学的救命稻草还是杯弓蛇影的暗器,都是殊途同归的思维模式;道德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因素决定了知识分子应走"形而下"的外化道路.张全之的文章则追溯了"五四"道德革命的深层缺失,指出其肯定现世人生,拒斥道德形而上诉求,从而使信仰世界出现"真空";影响所及,使新文学创作在世俗化倾向上越走越远.杨庆东进一步指出,中国启蒙运动过于注重道德实践的个体性与个人中心主义,而忽略了道德普遍主义,这直接导致整个启蒙运动关于现代性道德伟大谋划的失败;在当下道德实用主义盛行的文化语境中,对此加以反省,既是重寻人文精神资源的思想需求,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潘正文试图以更为辩证的态度来理解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文学之争,认为它反映的是自"五四"以来一直未曾解决的两难选择问题,即文学的审美主义性质与启蒙理性的反审美主义之间的内在矛盾;并指出,道德形而上问题的解决,必须紧扣中国语境和中国文学的两难性质,这样才能有的放矢,而不应该以西方的后现代背景作为道德虚无主义的借口.     

重建近代道德形而上基础的一种努力——章太炎宗教伦理学初探

在辛亥革命时期,章太炎为了实现“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顺应时代潮流,在批判已经风雨飘摇的旧有道德形而上基础的同时,试图以佛教唯识学的三自性为基础,重建宗教,以期作为新的道德形而上基石。在章氏看来,道德是新宗教的终极追求,而宗教则是道德在当时历史环境下不可或缺的基石。     

百年中国新文学的道德形而上与形而下问题争鸣(续三)形式与原则:道德形而上主义论争的两个焦点

何中华以"启蒙、道德与文学"为题,试图对三者之间的关系寻求一种新的可能的解释.他认为,只有超越理性的信仰和超越自然律约束的积极自由,才能为道德提供内在理由,从而使其成为可能.历史与道德的分裂既造成了文学选择永恒的两难处境,也是文学成就自身伟大的根据之所在.徐仲佳认为,近来围绕着启蒙哲学中的道德形而上主义所展开的论争显示出两个焦点一个是形式上的,即道德形而上学如何可能;一个是原则上的,即道德形而上学的原则是自律的还是他律的.这是启蒙哲学的基点,也是我们文化重建的坚实理论基础.张中锋则对这场论争的始作俑者所持的观点提出批评,认为张光芒对诸如启蒙、教育、形而上等概念的理解存在着偏差;并指出"启蒙"不等于"教育","道德"也不能"形而上".     

"道德形而上主义文学":究竟要不要精神的底线?

张光芒试图从时代的深层需求入手论证道德形而上主义存在的根据及价值,提出为道德而道德是文化根基的重建,为形而上而形而上是人性上升的路向,而为主义而主义是文化启蒙的终极,他希望道德形而上主义的精神要义及其感应时代深层需要的迫切性、艰难性由此引起同情的理解.熊元义则认为历史的进步与道德的进步这对矛盾在根本上是统一的,但它有时出现尖锐对立.因此必须在历史的发展中进行道德批判,而不是相反.任何形式的放弃道德批判都是不可取的.符杰祥试图以"同情的理解"作为批判道德形而上文学的前提,他一方面承认道德形而上主义所表露出来的问题意识是深刻而严肃的,另一方面也批判了它的问题限度与回归道德主义的危险.武善增的文章则对"道德形而上主义文学"精神底线的缺失及扭曲人性的可能后果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提出对人性的世俗幸福的呵护与捍卫,才是促进新世纪文学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     

论嵇康的玄学思想

作为"竹林七贤"的主要人物和魏晋玄学的重要代表之一,嵇康的玄学思想是丰富的、多面的,其本质是"外道而内儒",但是又外不甘于道、内不甘于儒;其玄学思想包括元气自然论、智慧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政治思想,长生不老的养生思想,以及"声无哀乐"的音乐美学等。     

论叶适的形上学

叶适素被视为专主经制事功而无形上建树,事实上他在批判、解构思孟、道学一系义理的同时,又依托<周易>等建构了自己特点鲜明的形上学体系,其中包括以乾代道之乾论、刚习并重之性论,以及溯源体乾、循流用刚的上达与践履兼备的工夫进路.综观水心的乾论、性论以及工夫理路,其予破予立的特色非常鲜明,整体规模与精密程度与其他流派相比毫不逊色,实可谓在宋儒中孤峰突起,独此一家,况且水心明体更是为了达用,其形上学的建树又引生了他在经制事功方面的卓越成就,故我们评价他疏忽于形上学是不公允的.     

论中国哲学形而上学的精神

意识到中西形而上学有形态上的重大差异,我们暂时悬置西方形而上学的观念,仅以《周易·系辞传》关于“形而上”、“形而下”的意思,把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阐述为追求得道而转换自身生存状态的活动及其体验式的反思。根据这一中国哲学形而上学的观念,我们探讨具有生存自觉性的修身养性活动的哲学意义,并将它看成是中华民族“其命维新”的源泉。中国形而上学意义的澄清也为中西哲学的会通提出了新课题。     

重估作为大众思维方式的“形而上学”的价值

大众文化中的“形而上学”,是一种与辩证法相对立的、错误的乃至反动的思维方式,是一切“左”、右倾错误思想和政策失误的方法论根源。这种认识并不符合恩格斯的本意,是对“形而上学”片面的“错认”。实际上,作为宇宙观的“形而上学”与作为思维方式的“形而上学”是不同的,作为思维方式的形而上学是辩证思维不可或缺的基础。它不仅在近代西方发挥了革命性的进步作用,而且在今日中国的市场化、民主化、法制化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价值。     

论马克思哲学的实践形而上学

一部西方哲学发展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形而上学的发展史。古代形而上学是纯客观的实体形而上学,近代形而上学是思辨的主体形而上学。马克思哲学批判地继承、改造了古代和近代的形而上学,以实践为基础,创立了实践形而上学。实践形而上学认为真正的本体性存在是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创造的现实生活。实践形而上学不仅开启了形而上学的现代转型,而且其思想涵盖了当代西方哲学的科学主义思潮和人本主义思潮“复兴”和“重建”形而上学的基本视域,是现代形而上学的真正重塑。     

试论形而上学的层次结构——对康德形而上学体系的修正

将形而上学的层次结构展示出来,即呈现为一个以其抽象程度递增的金字塔:质料的形而上学—形式的形而上学—理念的形而上学—方法的形而上学。对其中的各个层次,康德在不同程度上都有所涉及,只是具体内容有所不同。与康德的形而上学体系相比,这里对各个层次都做了一定的改变,其中质料的形而上学改变最多,理念的形而上学改变最少,对形式的形而上学和方法的形而上学做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正。质料的形而上学的出发点正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而康德对此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论柯尔律治“自然”的诗性形而上学

柯尔律治是19世纪著名的诗人和哲学家,他的双重身份使他在思考哲学问题时,同时倾注了一种诗人气质。柯尔律治的诗论主要围绕“自然”一词展开,用诗化的语言展示了其认知思维中二元思维范式,明确区分出了两种“自然”,并由此推演出了事物的两种关联方式,其中有机关联、对立统一、矛盾协调的关系呈现了柯尔律治特有的辩证法思想。柯尔律治建构的“自然”的诗性形而上学,实现了哲学的诗化。     

论牟宗三的道德的形而上学

牟宗三作为第二代新儒家的著名代表和最富有原创性的哲学家,创立了道德的形而上学哲学体系。这个哲学体系把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统一起来,把道德心和认知心统一起来,把智的直觉即德性之知和科学理性统一起来,给新儒家的内圣外王之学找到了哲学的依据。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成为以中国哲学为本融合和消化西方哲学的一个典型。无论他的哲学有什么偏颇和缺陷,但他开辟的融会中西哲学的理路无疑是正确的。     

论费尔巴哈对神学形而上学的颠覆

费尔巴哈把理性返回到人的理性,把信仰返回到人的信仰,把宗教返回到人的宗教。他宣扬的是无宗教的宗教,是建立在人性根基上的宗教。他对神学形而上学的颠覆表现在如下方面:(1)从神本主义到人本主义;(2)从“人是什么”向“人是人”的转变;(3)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的统一;(4)“消除”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