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郑风》系年辑证(上)——春秋诗歌系年辑证之七

《缁衣》为郑大夫美郑武公以好贤而立国之作,作于郑武公三年(前768年)之后;《遵大路》为周平王公卿欲留郑庄公之作,作于郑庄公元年(前743年);《将仲子》为郑大夫刺庄公之作,作于郑庄公二十二年(前722年);《叔于田》、《大叔于田》皆为郑人刺庄公之作,此二诗皆当作于郑庄公二十二年(前722年)公叔段出奔共之前;《女曰鸡鸣》为郑大夫美贤夫妇相劝勉之作,当作于郑武公元年至庄公二十二年(前770年—前722年)之间;《有女同车》、《山有扶苏》、《萚兮》皆为郑大夫刺太子忽(昭公)之作,此三诗皆当作于郑庄公四十三年(前701年)太子忽出奔卫而厉公窃位之后。     

“右丞相即正丞相”质疑

现行高中语文课本第四册,有一篇文天祥的《<指南录>后序》。课本对文中“德祐二年二月十九日,予除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一句中的“右丞相”没作注释,可能编者认为无注释之必要。而时雁行同志发表在一九八0年《语文学习》第十一期的《传授知识和培养能力》一文中,对“右丞相”却作了解释。他说:《<指南录>后序》开头,文天祥自述道:“德祐二年二月十九日,予除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讲授这句话,只要让学生理解,“丞相”是封建社会最高官     

《诗缉》的成书时间及其“以诗解《诗》”

作为宋代《诗经》学研究集大成之作之一的《诗缉》,始刻于淳祐戊申(公元1248年),成书于淳祐末与宝祐初(公元1251年之后),历时达四年以上。《诗缉》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它的"以诗解《诗》"。具体表现在它能以诗人作诗与读诗之法来解读《诗经》;同时,它还能引用作为文学作品层面上的文学之诗来解读《诗经》。也正是因为《诗缉》的这一特色,为明清时期《诗经》学研究的转向揭开了序幕。     

何良俊著述辨疑

《四友斋丛说》是当今学者研究明代中后期江南社会的必备参考书,然而该书中存在的讹误至今尚无人注意、指出。讹误主要分为三类：一、所述事件发生时间错误,二、转引或脱文,三、刊刻之误。《书画铭心录》因无单行本存世,因而学者只知有其作,对所载内容不甚了解,尤其是书中所载几位藏家的真实身份,至今无人考证。何良俊诗文集,今仅见《何翰林集》二十八卷。然据明清藏书目录所记,何良俊尚有《柘湖集》、《清森阁集》二集。考证得知,《柘湖集》与《何翰林集》为一书二名,《清森阁集》所收诗文虽与《何翰林集》多有重复,但应为何良俊早年另一诗文集。     

吴梦窗赠施枢词编年补证

文章对前贤的考证成果进行了辨析,进一步推定梦窗赠施枢三首词的写作时地。三词皆写于苏州仓幕期间:《木兰花慢.施芸隐随绣节过浙东》写于端平三年(1236),但施氏未入浙东提刑司曹豳幕中。《扫花游.赠芸隐》写于嘉熙元年(1237),或为行役杭州时。《八声甘州.姑苏台》写于淳祐三年(1243),是借古迹抒写今志的词作。     

试论郑庄公

郑庄公(公元前757年——前701年)姓姬名寤生,河南新郑人。郑庄公是郑国第三代国君。庄公之父郑武公,名掘突,是郑国第二代国君。庄公的祖父郑桓公,名友,是西周厉王之少子,周宣王之庶弟。桓公姬友,起初是周王朝的司徒,因为几次同外族入侵者作战有功,被周王朝封作郑桓公,都棫林,即今之陕西华县的西北一带。从此,郑国就作为诸侯国之一,出现在中国大地上。桓公作了郑国第一任国君,同时郑桓公仍作周王朝卿士,即朝廷执政官,总掌西周大权。公元前八世纪,周与西戎入侵者作战,郑桓公为保卫周王朝英勇献     

北宋筠州刘氏家族研究

《三刘家集》是研究北宋筠州刘氏的重要史料,目前已知有元刻清抄本、《四库全书》本、道光刊本和光绪刊本。其中元刻清抄本和道光刊本、光绪刊本属同一系统,而《四库全书》本属另一系统,元刻本系统诸本是目前可见的最佳版本;该书编纂完成于淳祐十二年(1252)。刘氏通过科举起家走向兴盛,以史学成就和高洁品格名重一时。但由于其家族人丁不旺,且不注重置产、应举,加上家族迁离本根,而迅速走向衰败。刘氏的通婚对象大多是中下层士族,其所交往的多是王安石新法的反对者,这与其家族本身的身份和政治立场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诗》学史文学现象之一隅

《诗经》诗并非指《诗经》一书中的三百篇作品,而是指后世在诗歌创作领域形成的以《诗经》为核心题材的诗作。依据创作宗旨与表现形态的差异,可分为集《诗》诗、《诗》事诗与论《诗》诗三类。集《诗》诗的出现是引经之习、用典之风、拟古之作三种因素的合力作用造成的。《诗》事诗的内容或是吟咏《诗经》一书,敷衍其篇章意旨,或是铺叙读《诗》所感,颂扬圣人之心,还有续补六笙诗之作。论《诗》诗的内容则或是专论《诗经》之技法特色,或是偏重以《诗》为法,阐述诗学原理。三者共同构成了《诗经》文学影响的一个具体层面。     

曾国藩集外文四篇辑述

曾国藩作为晚清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学界对其著述搜集、整理起步较早。在《曾国藩全集》出版后,曾国藩仍有不少佚作被陆续发现,而《学海月刊》中的四篇曾国藩集外文尚未被学界关注。这四篇集外文可为全面研究曾国藩的文学观念、交游状况、学术涉略等提供更为丰富的一手材料,也具有补清史之缺的史料价值,值得珍视。     

舒元舆《牡丹赋》作年考

《全唐文》收录有两篇《牡丹赋》,其中舒元舆《牡丹赋》作年无考。本文结合相关史料,主要运用排除法和推论法,推断这篇赋创作于唐文宗大和九年（835）暮春,即震惊朝野的＂甘露之变＂发生前半年。该赋集中体现了舒元舆参与文宗及李训、郑注密谋诛杀宦官行动因而得到升擢的特别心态。     

谈《女神之再生》的艺术特色

《女神之再生》是《女神》诗集中的代表作品,也是《女神》诗集一名的由来。这是一篇诗剧,作者写于一九二一年一月三十日。在发表的当时曾附有“书后”。在“书后”中说,此诗剧应李石岑之邀,允在《民锋》上代为发表。正月初旬写成,初为散文,后在郑伯奇、成仿吾、郁达夫     

《李娃传》新探

什么目的驱使白行简写《李娃传》?从宋至今,有过一些推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诗话(前集)》:“郑畋名相,父亚亦名卿.或为《李娃传》,诬亚为元和,畋为元和之子,小说因谓畋与卢携并相不咸[和],携诟畋身出娼妓.按畋与携皆李翱甥,畋母,携姨也,安得如《娃传》及小说所云?唐人挟私忿,腾虚谤,良可发千载一笑.     

《马说》浅析

《马说》选自《昌黎先生集》里的《杂说》。《杂说》共四篇,这是第四篇。《马说》的题目是后人所加。因它就马取喻,专为怀才不遇者吐气,故名。四篇之中,《马说》最有教育意义,其写作方法也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 作者韩愈(768—824)字退之。唐代南阳(现在河南省南阳县)人。因他的祖上从后     

“郑”“张”中国文献学著述之比较

郑鹤声、郑鹤春与张舜徽先生在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领域卓有建树,二郑的代表之作《中国文献学概要》与张先生的鼎力之著《中国文献学》已被公认为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领域的学术重镇。两部著述各具特色。从古典文献学的建构体系、系统总结方面加以比较,以明其优势与不足。     

版本传播与选诗态度——关于钱钟书《宋诗选注》中一个看法的考辨

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中提出阅读前人诗歌选集时应有保留,因其选集大多比较草率,比如清代吴之振、吕留良合编的《宋诗钞》所选的刘克庄诗作,只选了刘氏前十六卷的作品,卷十七至卷四十八的作品一首也没有选录。本文考察了刘克庄集子在宋元明清之际的流传情况,结论是吴吕二人未选刘氏后期之作,并非态度草率所致,而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见过卷十七以后的诗。     

枯树·暮年·南枝之思——庾信《枯树赋》新探

《枯树赋》是庾信的一篇很具个性的咏物抒情小赋。但是,《枯树赋》究竟写于何时?它的主旨究竟是什么?历来很少人进行深究。因而对于此赋的主题和寄托,自给《庾子山集》作注的清人倪璠认为是“乡关之思所为作也”,并引唐人张鷟一段话进行说明后,不再有人执异议或进行新的补充研究。倪璠引张鷟《朝野佥载》云:     

王褒《四子讲德论》之探讨

《四子讲德论》是西汉王褒的作品。虽以"论"为名题,尤《文选》归入论类,但这篇是沿用楚辞司马相如的问答方式,且采用纵横家的口气而写作的典型赋作。王褒假设微斯文学,虚仪夫子,浮游先生,陈丘子等四人。王褒居于掌握全局的地位,充分运用四个虚构人物的讨论之妙,达到"宣风化于众庶"之效果。这篇虽然不能摆脱为禄而写的清客文学之讥,但是在修辞造句上,下了极大的工夫;内容上,于歌功颂德之中表现讽喻之义,可谓用心良苦。在当时是属于较少见的长篇说理赋。     

孙樵集版本源流考

孙樵著作,据中和四年(884)作者《自序》,共三十五篇,辑成十卷。但《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为《经纬集》三卷,《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通志》、《文献通考》同。只《直斋书录解题》作《孙樵集》十卷,与《自序》同。此外,宋尤袤《遂初堂书目》、种放《退士传》、王象之《舆地纪胜》等亦提及此集,但未言卷数。由此观之,宋代流传的本子,大概只有三卷,十卷两种。     

蛇神牛鬼 发其问天游仙之梦——《化人游》初探

《化人游》是丁耀亢的剧作之一。丁耀亢(1599—1669),字西生,号野鹤,别号紫阳道人,山东诸城人。他一生著述甚富,在明末清初之际名气很大。仅传奇作品就有十三种之多。但对他的剧作,历来几乎无人重视和评论。就今传世的四种剧本,尤其是《化人游》来看,丁耀亢的剧作是有成就的。本文拟对《化人游》做一番初步的探索。《化人游》创作于清顺治四年(1647年),是现存丁耀亢剧作写成最早的一部。丁耀亢诗集《逍遥游·吴陵游》有《化人游歌,寄李小有先生,先生困于游,寓言<饥驱>、<明月>诸篇,因作化游以广之》一诗。据“野鹤自纪”,《吴陵游》写于清顺治四年(1647年)。龚     

长乐《天妃灵应之记》碑考

《天妃灵应之记》碑(以下简称《天妃碑》),1930年发现于福建长乐县城之南山,现存于长乐师范附属小学内原孔庙泮池旁之碑亭。这方明宣德六年(1431年)刊立的石碑,至今保存基本完好,碑文字迹清晰可读。石碑高162、宽78、厚16厘米。全碑阴刻,额篆“天妃灵应之记”六字,字框上端及两侧有明月祥云纹样。正文楷书31行,共1177字,四周框以缠枝番莲纹。碑文记述了郑和奉命率领舟师出使西洋和赖天妃护祐于长乐南山修建宫殿,以及七次往使西洋各国的时间、经过等情况,是记载郑和下西洋的最珍贵的实物史料。《天妃碑》自出土以来,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重视,不少学者、专家对此作了评介和展开研究。然而,这些评介和研究,虽多有确切之言和精辟之见,却不乏舛讹失实之处和值得商榷之点,而且在许多方面还有待于作进一步的探讨。这里,笔者仅就石碑之庋藏地点和刊立缘由略加考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