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巧用《诗》《书》立新说——兼论儒墨“禅让说”的不同

儒墨两家都言必称《诗》《书》,但《诗》《书》在墨家更多是可以证成自家学说的历史、故事,墨家在援引的同时有意进行改编、拼接。墨家尧舜禅让的故事就是对《尧典》的改编。儒墨两家都讲禅让,儒家侧重于"死而禅",而墨家强调"生而让"。顾颉刚对儒家"唐虞禅"叙述的质疑,是因为不明儒墨两家禅让故事的区别,其认为《尧典》是墨家禅让说影响下的产物,也是本末倒置。     

《清华简·系年》与“秦人东出”说

近代以来关于秦人族源问题,学者们一直多有争论,意见百出,但归结起来其意见主要分为秦人东出说与秦人西出说这两种。但是随着对秦研究的逐渐深入,特别是2011年《清华简·系年》有关于秦人西迁内容的发表,秦人西出之说逐渐式微,秦人东出说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可。本文拟在前人对秦人东出与西出研究的基础之上结合《清华简·系年》关于秦人族源相关内容来对此问题进行进一步探讨。     

清华简《说命中》的内容与命名

清华简《说命中》＂说逨自傅岩＂之＂傅岩＂与《说命上》之＂北海之州＂,并非同一地点。《说命中》与《说命上》部分文句都是写傅说初见武丁,两人印证上帝赐梦之事,而非两次验梦、两次诘难。所以,清华简《说命中》不是《说命上》的续篇,而是武丁初见傅说一事更为详尽的记载,两篇之间是相关关系,而非前后承接关系,将清华简《傅说之命》三篇称之为＂上＂、＂中＂、＂下＂是不妥的。     

郭店简《语丛四》“窃钩诛，窃邦侯”与《墨子》之渊源关系

经考察,湖北郭店战国楚墓竹简《语丛四》第八、九简：“窃钩者诛,窃邦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义士之所存”为先秦流行语,相关言论于先秦传世文献中十一见,涉及墨、道、杂三家。进言之,此流行语源于墨子,十一篇文献《墨子》占其七,且意蕴丰富,例证多样,涵括道、杂二家及《语丛四》之范围。     

由清华简《尹诰》看《古文尚书》

清华简《尹诰》首句"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尚书.咸有一德》及《礼记.缁衣》和郭店楚简《缁衣》所引《尹诰》均作"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该句在《咸有一德》为全篇核心,前后文逻辑严密,具有原创性。而简书《尹诰》则既去"躬"字,又衍"及"字,且只独立一句,与下文没有逻辑联系,应是取用。所以《咸有一德》当不晚于简书所出之公元前305±30年,不可能是魏晋之人伪造。如此,则《古文尚书》(不必全部)之时代,当不晚于清华简。     

吕不韦与《吕氏春秋》

在今天许多学者笔下,《吕氏春秋》的思想就是吕不韦的思想似乎已成了不证自明的前提,并由此前提出发探讨与之相关的问题。这个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宋代以来读书界普遍存在的因人废书倾向,但能否说就没有受到其他成见的荫蔽呢?从《史记》等现有材料来看,《吕氏春秋》是由吕不韦授意编撰的,他个人的一些想法、主张,也应在书中有所反映,但具体的编撰工作,则由其门下积学之士担任。吕不韦对《吕氏春秋》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但《吕氏春秋》绝非其为政指南。就《史记》、《战国策》等对吕不韦生平行事及其当政期间秦国国政的记述来看,吕不韦是一个精于权谋的“闻者”,而非励精图志的改革家。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政见或有冲突,但吕不韦与秦王政之间的矛盾,应主要还是雄心勃勃的君主与把持朝政的权相之间的矛盾。     

重新审视汉人《春秋》外传说

汉人《春秋》外传说的提出有它特定的学术背景,其实质是把《国语》看作＂入道见志＂的诸子著作。汉人的这种看法不但与先秦诸子著作体例发展过程相吻合,与今人所主张的＂语＂书说之间也存在许多相通之处,不应该被轻易否定。     

清华简《程寤》“果拜不忍”新解

清华简《程寤》简7“果拜不忍”中的“拜”字当释为“摘”字,读为“敢”。“果摘”即“果敢”,是果断意思,“不忍”当理解为仁慈。“果敢不忍”是指文王希望上天选择周代商时要果断仁慈,这对理解商未商周之间的关系是十分有益的。     

《红楼梦》二书合成过程中被隐藏的叙述--由薛蟠、秦钟、秦可卿三人的关系谈起

《红楼梦》的成书,有“一稿多改”和“二书合成”两说。在对现存诸版本《红楼梦》内容情节进行细读的时候发现的许多问题,如用“二书合成”的观点进行分析,则会得到较为合理的解释。在“二书合成”过程中,有一些情节被删去或隐藏起来,薛蟠、秦钟、秦可卿三人之间的关系,便是其中之一。     

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组诗的身份确认及其诗学史意义

清华简第三册《周公之琴舞》存周公毖臣诗四句、成王自儆诗九首,是题目、短序、乐章标识俱全的乐舞诗章。成王九首诗中祀祖、自儆、儆臣内容连贯,又符合古诗乐以"九"成组篇制结构,还与传世文本《诗经·周颂》多为组诗的原初形态暗合,故九首是一完整的组诗。其中第一首见于今本《诗经·周颂》的《敬之》篇,故整体为《诗经·周颂》作品无疑。由短序推知,周公四句诗原来是另九首,同属《诗经·周颂》"逸诗"。两组十七首"逸诗"的诗学史意义:一为"孔子删诗"公案的最终解决提供了新的支撑,并为其删诗"十分去九"提供了文本范例,且启示人重新理解司马迁"去其重"的含义不只指删除重复诗篇,还指删除内容相近的诗篇;二为《毛诗序》形成时代的最终解决提供了新证,说明《诗经》至迟到战国中期已有序;三是揭示了《诗经》"颂"诗有别于"风"、"雅"只唱不舞而诗乐舞三位一体的原始特征。     

清 华 简 《尹 诰》 献 疑

对清华简《尹诰》提出五项质疑:(一)与传世本《礼记·缁衣》所引《尹诰》文义不合太甚;(二)称呼混乱;(三)叙事内容与《尚书·汤誓》互相冲突;(四)"金玉"连用不应出于夏商之际;(五)与传世文献多有雷同,且夹杂后世语言。     

论清华简《邦家处位》的几个问题

<正>清华简第八辑整理报告中,有三篇简文论治国理政,针对的具体问题各不相同,《邦家处位》是其中一篇。《邦家处位》共十一支简,长约41. 5厘米,(1)简背有次序编号。简文保存状况良好,仅二处残缺,其余完整。简文原无标题,现题取自简首四字。简文的文字风格,与清华简绝大多数篇目一致,仍属楚文字。简文新见字颇多。其中有些字不识,但根据所从的声,可知用法。如,字不识,下半部见于上博简《周易》,用为卫,本简的字也当用为卫。字不识,读为守。字不识,读为覒,训为择。还有些新见字形,我     

清华简《皇门》句义商兑

清华简《皇门》可与今本《逸周书·皇门》对读,简本中“譬如戎夫,骄用从禽,其犹克有获”一句当依今本校改为“譬若畋,犬骄用从禽,其犹克有获”.其中“犬”指犬官,“骄”指不熟悉地形和兽情.句谓譬如王田猎时,以不熟悉地形和兽情的犬官随行去擒获猎物,难有收获.犬官若不熟悉地形和兽情,便为失职,周公借此讽劝那些没有恪尽职守、不能兢兢业业襄助天子的庸臣.如此解释有助于进一步领会《皇门》告诫群臣恪尽职守,使天子亲贤才、远佞臣的主题.     

清华简《厚父》新探——兼谈用字和书写之于古书成篇与流传的重要性

本文在疏补清华简《厚父》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厚父》简文中的用词及书写风格。清华简《厚父》记述的应当是西周早中期的思想内容,但它带有浓厚的西周中晚期以来的用词与书写风格,说明《厚父》的内容是渊源有自的,其文本写定时代至迟可以上溯到西周中晚期。这些用词与书写的留存,反映出清华简《厚父》可能是一个不完全的转抄本,而不是一个完全依据战国文字写成的新写本。《孟子·梁惠王下》所引《书》当是直接所引,它与清华简《厚父》之间应当都是各自独立的版本。此外,出土文献的用词与书写也为我们衡量清华简以及其他出土材料,甚至是典籍文献的时代与成书问题提供重要标准。     

诗与酒——从清华楚简《耆夜》和北大秦简《酒令》想起的

中国古代,酒与文学有不解之缘。参加酒宴者往往以一种叫“酒令”的诗歌助兴。讨论的《酒令》是书于竹牍和木牍,藏于北京大学。另外,令人惊奇的是,同出还有一枚特殊的酒骰,形状特异,前所未见,上面有四个酒令。     

论清华简《治邦之道》的墨家思想

新近面世的清华简(捌)《治邦之道》,整理与研究者均认为合于墨家思想。细绎该篇简文,治邦之道这一题旨力斥治国在命的观念,既印证《墨子》一书《非命》篇的非命强国论,也符合《七患》等篇所述忧患意识及国家治理的切实问题。《治邦之道》主张兼利而爱,胪列节用之法,吻合墨家兼相爱,交相利的治道,与倍人、节葬、反质诸说同符合契。其倡导冲决血缘贵贱的使贤、用能之法,倚重才能经验为任贤标准,设计官员考核方法程式,亦匹配《尚贤》篇异于儒家举贤的贤能政治理念。《治邦之道》确为深富墨学特征的珍稀文献,亦不啻探寻儒墨辨异的崭新门径。     

权力话语与政治诗学——以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为中心的讨论

《周公之琴舞》组诗表达了周公对成王的训诫及成王身为需(孺)子对周公训诫的信任两方面内容,要达成的政治目的,一是周公摄政的地位得到尊重,西周政权得以巩固;二是成王作为天子的身份不容挑战。周公制郊祀,立明堂而产生天子行孝,四夷和平的政治效应,其历史业绩突出表现为孝治,这可为理解周公所作《多士儆毖》中对于孝的强调提供一个思路。琴舞中成王所作元纳启部分,称文非易帀,而传世文献《诗经·周颂·敬之》相近部分则作命不易哉,联系先秦与汉代文献中所称的质家亲亲而兄终弟及,文家尊尊而重世子,质文相复的历史观,则文非易帀实际上暗含着成王对于自己作为武王嫡长子继位的合法性的申明。《周公之琴舞》充分发挥了歌诗所特有的巫术功能,并借助琴舞的独特功效,强化了上述政治理念。嫡长子继承制由此确立,并成为百王不易之制。     

姜太公称谓及清华简《耆夜》“吕尚父”问题

先秦文献中,姜太公有师尚父、太公、太公望、吕望、吕尚、吕牙等称谓,迄今为止,先秦文献中尚未出现过“吕尚父”的称谓。“吕尚父”之称,在传世文献中出现时间颇晚,而且出现次数极少。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看,“吕尚父”之称仅出现于唐代及以后文人诗歌、杂记,无一出自史学著作,因而其在古代文献中流传并不广泛。先秦文献和周代金文中作某父的人名颇多,清华简《耆夜》简2—3简文作“郘上甫”,从文字使用上,显得颇为费解,而且和绎(毕)公高、邵(召)公保睪(奭)、周公叔旦、辛公■甲等称谓比较,用字颇不工对。清华简《耆夜》篇存在诸多诸如此类的疑问,《耆夜》的时代和清华简的真伪,自然是清华简整理和研究过程中,无法绕开且亟须澄清的一个重要学术难题。     

利用清华简等出土文献校正《左传》一例兼及相关问题

<正>20世纪20年代以来,王国维先生较早提出并实践了以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1)的二重证据法。(2)近些年来,李学勤先生也时常在座谈或文章中指出,在研究先秦史的过程中,若能将时代相同或相近的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对读,往往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3)从两位先生在出土文献和中国古代文明研究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来看,他们的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无疑是非常正确且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本文即是笔者在此思路的指导下,在研读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过程中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