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埃利亚斯的思想来源——与韦伯、弗洛伊德的对话

埃利亚斯思想的两大来源——韦伯与弗洛伊德,启发了其在著作中始终加以坚持的两条主要线索——“互赖动力学”（或关系论）和对理所当然之事的挑战姿态,可以说埃利亚斯的现代性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是处在韦伯和弗洛伊德之间的。因而廊清埃利亚斯与韦伯、弗洛伊德的思想传承关系,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埃利亚斯思想中的核心观点。     

自由与法制——兼评“法制与理想自由之间存在内在联系”

文章围绕消极自由概念,厘清了相对于积极自由的消极自由、相对于共和主义自由的消极自由以及道义自由与人身自由的区分;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尼格.西蒙自由概念的不足之处,以及他关于法律与理想自由之间存在内在联系这一自然法主张的缺陷。     

日本“早期亚洲主义”思潮辨析——兼与盛邦和、戚其章先生商榷

"早期亚洲主义"的思想箩筐中存在着朴素、策略和征服三种类型,朴素型和策略型思潮形似而质不同,策略型与征服型思潮目标相似而手段不同.而在近代极其复杂的国际关系、中日两国实力对比变化及其相互外交政策的影响下,早期亚洲主义的各种思潮又处在不断摸索和变动的"流动状态".朴素型亚洲主义弥足珍贵,但策略型亚洲主义和征服型亚洲主义却是主导近代日本对外行动选择的主要思想源.对于国内学界关于早期亚洲主义是否发生"变异"的争论,本文提出了有变亦有不变的见解.     

侯小强在佛心与“野心”之间

尽管过去十多年一直研修佛学,希望建立更强大的内心世界,但是事业心、荣誉感旺盛的侯小强坦言,面对诸多争议时,他无法保持淡然的心态。＂改变世界＂却冲破不了自我第一次采访侯小强是去年3月,当时,在上海的办公室中,他正以盛大文学CEO的身份,站在高管集体离职的风口浪尖——27位中层以上编辑以家庭原因陆续向他递交辞呈,那是他第一次体会到压力。之前,他一帆风顺。     

观念主义,还是语言主义?——对石里克、维特根斯坦与胡塞尔之间争论的追思

二十世纪初,尽管存在着在哲学意向、哲学目标与风格、哲学论题与方法之间的一致性,在石里克、维特根斯坦与胡塞尔之间仍然发生过一场争论、甚至可以说是直接的冲突:问题主要涉及对本质直观的理解。它首先通过石里克和胡塞尔之间的相互批评而表露出来,此后又在石里克与维特根斯坦的谈话中得到继续。本文首先是对此冲突的一个回顾,但本文的基本意图并不仅仅在于对这个至此为止一直被忽略的历史事实的发掘和再现———这只构成本文第一节的主题,而主要在于对争论问题的重申与分析:什么是观念存在?什么是对它的观念直观?———这是本文第二、三节的讨论内容。尽管在第三节的结尾处已经给出了一个对胡塞尔与维特根斯坦各自立场的小结,第四节仍然保持总结的形式,但眼光有所放开,一直扩展到对两种时代精神的观察上:观念主义的和语言主义的。     

目标替代、惯习区隔与教师职称评定的内卷化——基于T乡镇中学的考察

以教师发展为中心的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在执行中出现了内卷化问题.通过对T乡镇中学教师职称评定过程的考察,从话语制度主义理论逻辑出发,以学校行动者为切入点透视出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定内卷化的机理.研究发现,学校行动者基于其感知的合法性压力,采取目标替代的行动策略,把重师德、重业绩、重能力的评审要求转变为了对教师的量化考评办法,学校和教师都围绕着量化考评的指标开展工作,从而导致了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定的内卷化.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要发挥更积极的效果,需要优化学校生存和发展的制度环境,完善职称评审标准及配套机制建设,增强教师在职称评审中的话语能力.     

在中国做“海外中国研究”——中国研究的立场与进路

从海外中国研究到中国研究的转变过程, 实际上也即意味着作为研究客体的中国向作为研究主体的中国的转变过程. 如何面对作为“西学”的海外中国研究在“中国研究”中的地位,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国研究的立场与进路, 应该成为国内中国研究的题中之意. 中国研究的立场是中国主位的, 实现这一立场, 其具体进路在于中国研究是问题取向、经验取向, 最终应该是以认识及理解中国为取向的, 因而, 在这种研究进路下, 中国研究的学术的主体性只能在认识和理解中国的过程中作为“副产品”出现。     

“梦想与希望”——玛格丽特·富勒超验主义教育思想浅析

超验主义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人的精神可以超越物质世界、感性世界、经验世界的种种限制,而生活的目的就是为了发掘自我和充实自我。秉承爱默生的超验主义自立学说,玛格丽特·富勒勇于为妇女的自我教育和自立做辩护。她相信妇女想要做的,从来不是去统治,而是要求自然的成长,使得其内在天赋和力量不受阻碍地展现出来。她设想生活是个体自我生长、自我发展的过程,而历史则是人类通过男女两性辩证的相互作用向更完美人性的进化。富勒毕生所从事的妇女教育事业,不仅是当时新英格兰社会改进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人类社会共同进步、达到人性完满的重要途径。     

史传传统对唐人小说的影响——兼论唐人小说以“传、记”命名现象

本文认为中国小说的发展既受制于重史尚实的传统观念,同时又得益于史传文学传统,史传对小说的正面影响是多方面的。本文兼论了唐人小说中以“传、记”命名的作品。“传”偏受史传、“记”偏受志怪的影响     

“法团主义”视角下政府、社会协作关系的构建与运作——基于宁波北仑“区域和谐共建理事会”制度的研究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利益群体之间日益增多的矛盾和冲突,给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带来严重挑战.能否将各种社会利益主体纳入制度化管道,协调不同矛盾,形成公共政策,成为党和政府必须具备的治理能力.宁波北仑区建立的"区域和谐共建理事会制度",继承了当下国家一社会关系中的法团主义色彩,又与基层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为基层政府与各种社会利益主体良性互动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     

在需求的“真实”与现实的“真实”之间——现代女性生存有感

“求真”,对于文明社会的人永远,是一块质朴与理性相交融的园地。文明社会的进程不断发展着人们的需求,提高着人们对“真”的理喻,而人在文明的进化之中又不断打开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大门,使“真”闪烁出“理性之美”——“生命之美”。在这个意义上,与“真”吻合代表了人的生命活动的一种境界。假如我说,“求真”是现代女性一份极平常的生活,又是一份“奢侈”的梦,你是否会认为我搅混了一个简单的命题? 说它是一份极平常的生活,是因为历史的车轮已驶到了廿世纪向廿一世纪过渡的交替岁月。同一个地球上相当数量的妇女已获得了与男子基本相同的社会权利,而在中国享受男女平等权利的女士们已自豪地度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历程,这难道还不足以使现代妇女(这里主要是指城市职业妇女)去赢得一份属于自己真实愿望的生活吗?     

“公共阐释论”与审美活动作为时间意识的空间性、同时性——论“强制阐释论”与“公共阐释论”的内在关联

在"强制阐释论"与"公共阐释论"之间存在着内在关联,这就是审美活动作为流畅的时间意识或时间视域。在这一前牵后挂、晕圈化的愉悦过程中,审美主体始终指向审美对象,且这一时间意识是由审美主体与特定的、高度固化而不可能进行化约、改易的构成艺术作品诸因素之间的空间性关系所奠基的。西方当代文论中的"强制阐释论"倾向就是以科学主义的无时间性、非时间性来僭越审美活动的时间性,取消了审美活动作为时间意识的流畅性及其空间构成的固化。就"公共阐释论"而言,不管是个体的还是群体性的针对文本的审美活动,都会呈显原发性的、前反思的、前理论的公共状态,而且这一公共状态的内在机制正是"同时性",也就是高度固化的、时间意识相位完全一致的审美活动作为域状时间在不同审美主体之上的演历,文本自身的意蕴与阐释活动自身的意义皆然,审美共同体的产生正是审美时间视域的再生产。     

在理论与现实之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由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黑河学院思政部承办的东北三省马克思主义哲学年会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于2015年8月6—8日在黑龙江省黑河市成功举办。来自东北三省及京津地区的四十余位学者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公平正义、马克思主义与核心价值建构等前沿问题展开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与会学者的主要观点为:     

农村基层两委“一肩挑”制度：历史变迁、发展逻辑与优化路径

农村基层两委“一肩挑”制度是加强党对农村的全面领导,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农村基层两委“一肩挑”制度经历了萌芽探索、政策提倡、全面推行三个阶段,从地方自主探索到国家顶层设计,逐步规范化、全面化,研究其历史变迁、把握村两委“一肩挑”制度的演变逻辑可为其进一步创新发展提供历史经验。采用历史制度主义分析范式,从深层结构、路径依赖和动力机制三个方面对农村基层两委“一肩挑”制度的历史脉络进行全面梳理发现,农村基层两委“一肩挑”制度的演进受到政府体制、经济发展与观念认知的深层结构影响;学习效应、协调效应和适应性效应影响变迁路径,形成路径依赖;党的领导强化、地方探索经验累积和基层治理需求扩张提供动力机制。未来,农村基层两委“一肩挑”制度应重塑制度环境,完善村级选人用人机制,做好“一肩挑”干部培训工作,健全权力叠加的监督制约机制。     

数字资本时代平台劳动过程审思——对平台“灵活性”与数字泰勒主义“俱生性”的批判与反思

关于数字资本时代的平台劳动过程研究,既要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观照数字劳动过程中资本“技术化”控制趋势以及“边缘化”剥削格局的演化进程,又不应忽视对数字劳动过程从“一般”到“特殊”的分析进路。充分辨识和把握数字资本时代劳动过程涌现出的丰富“技治”现象,不但可以深化对资本与技术联姻后生产关系的一般认知,而且有利于揭示其算法技术背景下隐藏的资本剥削与操控真相,尤其是平台劳动过程映射出“数字工厂”和“数字泰勒主义”的不谋而“合”,使数字平台经济被悄然植入“灵活性”等虚假性意识形态因素。同时,算法“被”进化出操控劳动过程的主体性,使人类沦为给这种“主体”提供学习与升级的工具性客体,成了“数字泰勒主义”不断寄生与布展的对象性存在,最终平台劳动者沦为算法系统进化完善所支配和操纵的“数字僵尸”。     

东方主义在美国——三位美国作家作品中的“中国”话语

19世纪末期的美国正处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三位作家布赖特.哈特,马克.吐温和杰克.伦敦写了大量有关中国人的作品。对他们作品中关于＂中国＂话语进行研究,反映出这三位经典的美国作家的东方主义观点,以期找到蕴含在文本之外的文化内涵,并提出三位美国作家在对待异国文化时的三种不同态度。     

完美的“ 铁笼”:规训“在场”的农村寄宿制学校——主体视角的柳溪村儿童学校教育考察

继“留守”之后,柳溪村的家长和孩子在择校的困境中,无奈地选择了寄宿制学校.学校场域中,规训化权力的深层运作无所不在.一系列精心设计的“规训技术”渗透和弥漫在教育场域的各个环节.这些宰制人的微观权力通过时间、空间、身体的控制,以及层级式监督、规范化裁决、考试检查、扣分制度等规训技术形式加以展现.全景敞视化的结构性监视与权力执行技术的规范性监督构成了寄宿制学校的双重规训机制.在规训的教育框架中,只能塑造出缺乏理性和创新精神的“驯顺的肉体”以及“听话的灵魂”.     

专题教学法与“幸福发展观”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中的研究与应用

所谓＂幸福发展观＂,就是以人类幸福、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终极目标的＂科学发展观＂在人生观和价值观上的体现,它凸显了＂科学发展观＂的主体向度,是＂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目标的一种崭新概括。我们认为,通过专题教学法,把德育与法制教育结合起来,将教学内容融为一个道德化的法制教育和法制化的德育的有机整体,构成一个＂幸福发展观＂的教学体系,可以有效克服目前＂基础＂课普遍存在的＂拼盘式＂教学现象和＂千人一面＂的说教形象,提高＂基础＂课的吸引力、亲和力、影响力。     

“我们”何以要向左转——威廉斯的“我思”与其“内在的语境主义”

晚期威廉斯用“内在的语境主义”来对作为“生活形式”的实践作出批判性解读,该解读内在地关联于威廉斯对“我思”结构的阐释。威廉斯将“我思”结构中的第一人称作复数理解,依此区分两类“我们”。他又将“思”作“批判性反思”理解,强调实践同时是批判之实践。因而他将“对比性的我们”作“左翼维特根斯坦式”的理解,并在靠拢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上用“批判理论检测”来思考规范性问题。该批判自带对于制度环境的敏感性(历史感)。威廉斯的这种“超级反思立场”赋予我们对于生活以合理信心,同时也使其理论面临着各种真实的“两难”与“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