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教坊与民间演剧之关系

宋代教坊与民间演剧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民间伎艺人承应内廷演出。宋代教坊凡遇大型节日庆典均要征集民间伎艺人入宫承应演出。第二,教坊伎艺人与民间伎艺人在民间节日期间以及内廷重大庆典时都有同台演出的机会。教坊伎艺人与民间伎艺人同台献艺,对教坊伎艺人来说,是一个极好的博采民间众长的时机。第三,民间伎艺人与教坊伎艺人的互动。这种互动主要表现为:教坊伎艺人因年老、战乱等原因流落至民间;而民间伎艺人因其伎艺精湛而被征入教坊,这都促进了民间与教坊伎艺的交流。另外,宋代教坊乐艺组织对民间的影响也很深远。     

明教坊演剧考

明初宫廷教坊演剧的定制上承宋、元旧制,隶教坊、钟鼓二司,其演剧大抵为金元院本,以北剧为尚。教坊、钟鼓二司所呈献的剧目实有不同,教坊例于朝会宴饮时献艺,故淫亵不恭之剧必当回避;而内廷演剧则无须顾忌,其伎乐远较外朝丰富。明中叶迁都北京以后,宫廷演剧的重心移至北京,其时伶人以新声巧伎要宠,与宦官流瀣一气。而南曲诸腔渐兴,遂逐渐取代北剧独擅宫廷。南京教坊已经基本丧失御前演剧的职能,其辖下伶人官妓之工于演剧,乃出于兴趣,不再是谋生之计了。     

东坡教坊词与宋代宫廷演剧考论

教坊词是宋代文人参与宫廷宴乐活动的特殊产物。本文就苏轼教坊词的创作背景与结构体制展开论述 ,考定苏轼某些教坊词的创作时间 ,并以苏轼教坊词为引子 ,结合相关材料 ,考察宋代宫廷乐舞与杂剧的演出体制 ,澄清王国维、周贻白等学者对宋代宫廷乐舞、杂剧的一些误解。附带论述以苏轼为代表的宋代文人与杂剧艺术之关系     

教坊、钟鼓司、乐户与青楼

明代之钟鼓司、教坊、乐户与青楼是联系中国雅俗文化的重要枢纽。钟鼓司、教坊是明宫廷演乐系统的中杻,承担着宫廷音乐、演剧、舞蹈等乐舞的组织、编排等任务。两京乐户隶于教坊司,应礼部调配以承应宫廷宴乐、庙堂礼祭等活动。明代乐户因其精于乐律歌舞,上达于禁廷宫闱,下通于下里烟花,故为明代之＂钟鼓司、教坊、乐户与青楼＂这一文化动脉注入了新鲜血液。     

4—13世纪西域乐舞在中原地区流变考

西域乐舞传入中原,其发展脉络体现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与汉民族文化的融合。隋唐时期西域乐舞逐渐吸收了中原乐舞元素,进而成为九部伎、十部伎等中原宫廷乐舞的重要组成部分,风靡一时。西域乐舞流变过程是一部商贸互通、政权统一,民族融合的历史。分析北周安伽墓,安阳、固原黄釉瓷扁壶等考古图像,可考察出其流变过程中具体形态的变化,对于梳理其发展脉络,认识乐舞形态之细节特点具有重要意义。     

唐玄宗李隆基对音乐的贡献

唐玄宗李隆基不仅是一位在政治、军事方面有着杰出贡献的帝王，同时还是是作曲家，演奏家，也是宫廷音乐的总策划、领导者。唐玄宗李隆基对我国传统音乐做出了很大贡献，首先创立了教坊、梨园机构，其次改革了乐制使胡曲与俗乐实现了大融合，谱写了盛唐之乐的新乐章。     

“乐工”还是“医匠”?——安金藏研究

安金藏因剖腹保护唐睿宗而闻名,被写入两《唐书·忠义传》.关于长寿二年(693)安金藏剖腹时的身份,《旧唐书》称其“为太常工人”.安金藏以何种技能入太常工籍,史籍无载.安金藏为粟特后裔,其父为“陆胡州大首领”安菩.由于九姓胡善歌舞,一些学者怀疑安金藏是乐舞工人.本文根据元稹文集,指出安金藏在太常寺的身份是“医匠”,准确而言,即医工.粟特首领安善之子安金藏任太常医工一事,丰富了我们对粟特后裔进入唐官府机构途径的认识.除乐舞、经商、养马、语言等技能外,粟特后裔的医学才能也值得重视.而正因为安金藏精通医学,他才能剖腹不死,并得以寿终.在粟特史研究日益兴盛的今天,粟特医学水平及粟特医学与唐医学的关系,都是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词话"辨正

从宋元说唱伎艺及其名称发展演化的整个历史背景来看,"词话"之命名应为宋元说唱伎艺演化的结果.它是与"平话"相伴而生、从演说方式角度对当时盛行的主要说唱伎艺进行区分的产物. "词话"并非仅为元明流行的一种说唱伎艺及话本的专称,在明后期及清前期还主要作为白话通俗小说和宋元小说家话本的泛称使用.因而一些学者沿袭"元明流行的一种说唱伎艺及话本的专称"对明后期和清前期的"词话"相关文献进行解释,造成了多种误读. "词话"被引申为白话通俗小说和宋元小说家话本的泛称,既与"词话"、"平话"、"说书"等口头伎艺名称的混用有关,也与明人指称通俗文学的习惯密不可分.     

“散乐”研究考辨三则

散乐与中国古代戏剧存有密切的关系。"杂奏"应为概称若干伎艺的"类"名,"俳优"、"歌舞"、"杂奏"则为三种并列的伎艺类型,"歌舞戏"之说未能揭示"俳优歌舞杂奏"的真正内涵。隋唐时期已经出现散乐指代"优人"的现象,散乐(优人)之"宋金说"理应修正。散乐与百戏的发展历程极为复杂,其历史关系当为"并行[秦汉、魏晋]"、"合流[隋唐、宋元]"和"解体—独立[明清]"。     

“教坊丁大使”考释

刘克庄评柳永词“有教坊丁大使意态”。“丁大使”即北宋中后期教坊大使丁仙现 ,主要活跃在神宗熙宁至徽宗崇宁数十年间 ,本为市井艺人 ,后入教坊 ,至迟在熙宁二、三年间提为教坊使。丁氏擅长乐舞俳优 ,秉承了古代优孟讽刺精神 ;而柳永词本与教坊乐曲联系密切 ,丁仙现亦熟稔柳词 ,故后人用“丁大使意态”移来评价柳永词。     

论元杂剧与诸杂伎艺的合离关系

元杂剧是在金季元初以金院本杂剧为母体,综合吸收诸杂伎艺而成的一种新的舞台艺术形式,当其成熟的艺术形态确立之后,包括院本在内的诸杂伎艺仍在传播流行,与其保持着独立、分离的并存状态,也就是说元杂剧与诸杂伎艺存在着共时的合离关系。这种关系不仅决定着元杂剧的演述方式,亦对杂剧艺人的艺术修养有重要影响。     

宋代教坊与宋代音乐文学

宋代音乐文学十分繁荣,其音乐文化的发达与音乐制度的完备为此期音乐文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宋代教坊作为一个重要的宫廷音乐机构,不但全面介入了宋代音乐文学的创作,并且凭藉其创作与演出实践深刻影响了宋代音乐文学的发展进程.     

唐代翰林院诸伎术杂流

唐朝翰林院及其文词学士起初地位十分卑贱,被称为“伎术杂流”。开元二十六年(733),唐玄宗命于内廷翰林院内别置学士院,翰林供奉改称翰林学士。自后,翰林“俾专内命”,职权急剧扩展,和枢密院、“中书门下”一起组成唐后期新的政治中枢,翰林院被称为“内署”、“禁署”,学士被称之为“内相”。文词学士贵幸成为“内相”之后,其与院内诸伎术杂流的关系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词与燕乐关系新论

词出燕乐是近现代以来词学研究者的基本认识,近来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隋唐燕乐即隋唐时期的宴飨之乐,其主体来自域外的乐曲与新声乐律。词乐之根本在于燕乐系统的五音二十八调,而唐宋相承的坐部伎、教坊乐则为词乐的基本归属。词与声诗同属燕乐背景的产物,词体独立的关键在于新声妙曲的流行及文人依曲拍填词方法的成立。     

宋代“说话”家数再探

南宋有"‘说话’四家"之说,现代学者对于究竟是哪四家一直没有形成一致意见。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说话"作为讲唱伎艺的代称,其种类均十分丰富,尤以南宋最为繁胜。广义的"说话"名目不下20种,狭义的"说话"也难以用具体的四种名目来概括。"说话"伎艺在北宋虽已繁荣,但远不如南宋门类齐全,南宋后期,各类"说话"伎艺都发展成熟且有代表性专业艺人,因此,以当时居于文化正统地位的经、史、子、集四大类比附民间"说话"伎艺类别就成为可能。"说经"、"说参请"、"说诨经"等类于"经","演史"、"说三分"、"说五代史"等类于"史","小说"("银字儿")、"说铁骑儿"等类于"子","合生"、"商谜"、"说诨话"等类于"集"。南宋人谈"‘说话’四家"不是要指称四种具体名目,而是要涵盖整个讲唱伎艺,这在当时的相关文献中可以得到证明。     

试论元明曲妓和妓曲

艺妓(包括歌唱、舞蹈、戏曲、说唱、杂伎等或兼操妓业的伎艺演员),在我国封建社会的一些历史时期曾盛极一时,如秦汉的乐妓舞妓、唐宋的诗妓词妓,元明的曲妓等。这些艺妓多数是为权势、生活所迫而沦落社会低层的。她们的不幸遭遇值得同情;她们以自己的伎艺为当时文艺事业的发展作出奉献,显示了自身的价值。元明曲妓特别盛行,既有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也与元明社会的现实情况有密切关系。     

明代宦官演戏剧目暨内府本作者考略

明代负责宫廷戏剧演出的两套班子,一套是教坊司,负责外廷演出,隶属礼部.一套是钟鼓司,负责内廷演出,隶属司礼监.二者虽内外有别而各司其职,但在业务上却又互有交通,其中在演出剧目上,即收藏于钟鼓司的内府本,其编创者到底是教坊司艺人独立所为,还是钟鼓司艺人也有参与,学界尚有分歧.事实上,通过内府本来源考述与界定、作者考论与推测,很大程度上内府本是以教坊司编创为主,而在内廷演出时,宦官艺人又有针对性的对教坊编演曲本进行了改编.此外,尚有宦官艺人根据特定情境临时新创曲目即兴编演,或针砭时弊以讽喻时政时人,或投帝王喜好借机谄媚邀宠.总之,藏于内府的曲本不只是“本朝教坊编演”的原有曲本,而是在此基础上,经内廷宦官艺人之手有所改编和新创.     

蒙古族舞蹈史考略

我国北方地区历史上出现的不同名称的部族其本身并非都是一个单一的族体,而通常是由许多部族组成的北方民族共同体,其文化艺术的广泛传播及彼此影响也大抵都在一个文化圈中。待到元朝立国后,蒙古族统治者又大量地沿袭了宋朝之宫廷音乐。最终形成了蒙古帝国的宫廷乐舞,它体现了蒙古民族开放的胸襟和博大的精神底蕴。     

参与唐玄宗宫廷政变的高丽人事迹考

唐玄宗曾经发动过两次宫廷政变 ,并且都取得了成功。为其浴血的勇士中 ,就有出身卑微的高丽人。这些高丽人都因为参与政变而飞黄腾达 ,然而后来其命运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本文对这些参与唐玄宗宫廷政变的高丽人进行考述 ,揭示了中国古代宫廷政治的残酷和个人命运在君主专制体制下的不确定性。     

论唐教坊的历史渊源及属性

唐代教坊机构的设立,是乐分雅俗观念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汉魏以来俗乐管理职能,其与太乐系统并存,在隋代以＂设坊教乐＂而得名,入唐后逐渐以中官为使,归禁中管理,为皇家私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