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史的理论品性与历史书写

文学理论史不同于美学史和文学批评史 ,它有自己特定的目的、功能 ,应该获得自己独立的学科地位。从学科根本性质上说 ,它不仅是一门历史学科而且是一门理论学科。因此 ,文学理论史的书写既要显示出历史演化的主要线索和内在逻辑 ,又要有对历史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的充分再现。     

中西之争与古今之争——近代中国宪政史研究的一个视角

中国近现代宪政转型史犹如一片茂密的森林，本文仅仅着眼于其间的一根枝节，即时人如何应时突如其采的中西之争；于此．古今之争如何作为一种解决时症的药方浮出历史的浩瀚水面；两条本不相干的路径，如何在宪政之镜像、理念、制度等三个屡面发生奇异的汇合，并可能生成一种值得发扬的政治经验乃至传统，以度它对今日中国的宪政建设具有什么启示意义，作者不奢求全部回答这些问题，而在于将问题敞开，呈现思想之张力，同时将答案留给未来。     

从春秋三传注看古代训诂学家的语法研究成就

中国古代有语法学,古代训诂学家在随文释义和许多论著中都有丰富的语法内容的阐述。在《公羊传》《梁传》注释中已出现了语法研究的萌芽。语法学产生于两汉注释书,到西晋时,《左传》杜预注对语法的分析、研究已相当成熟。总之,中国古代训诂学家语法研究的成就是很大的。     

胡安国《春秋传》的君臣论与宋代政治文化

君臣论是儒家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胡安国《春秋传》的君臣论代表了宋儒关于君臣关系的认识。胡安国主张"人主大臣为一体",并将其理解为"一心"、"天理",体现了宋儒政治主体意识与文化主体意识的深刻关联。胡安国主张"大臣任大事",以"卿大夫"为"国君之陪贰","列国之卿"是"其君所与共天位、治天职者",体现了宋代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文化特征。     

理雅各《中国经典·春秋》的底本及其他

儒家经典《春秋》无单行本,《春秋》经文附着于《公羊传》《毂梁传》《左传》之中。三传之中,《春秋》经文有异,此称《春秋》三传异文。理雅各《中国经典·春秋》以康熙六十年《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作底本,但不知道《汇纂》对三传异文的择取标准。经考证,康熙《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中《春秋》的底本来源于宋胡安国的《春秋传》（胡传）。一般情况下,胡传采用某传微言大义,便择用其《春秋》经文,三传异文的选取取决于微言大义。康熙《钦定春秋传说汇纂》集各家注疏,并断以己意,三传异文与微言犬义之间失去本来的紧密关联;理雅各《中国经典·春秋》中,三传异文与微言大义已了无联系,其解经方法亦与《钦定春秋传说汇纂》格格不入,显现出理雅各的《春秋辉本与中国本土《春秋》注疏的疏离关系。     

《春秋》为史学著作说质疑--兼论杜预的"经承旧史"说及其影响

孔子所修《春秋》是作者借以“道义”的政治学著作 ,而非历史学著作 ,汉魏以前史无异辞。在今文经学衰微的背景下 ,晋初杜预率先提出《春秋》“经承旧史”之说。受该观点影响 ,后世学者多视《春秋》为历史学著作 ,不仅造成许多观念上的混乱 ,同时也对历史学科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本文认为 ,无论就作者的主观动机或论著的客观效果而言 ,《春秋》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学著作。     

集体记忆与历史书写——基于寿县清真寺的考察

文献记载和口头叙述安徽寿县清真寺修建年代多为明天启年间,但通过梳理当地流传的与修建清真寺相关的“王老贤上北京”、修建清真寺过程中引起的“高度之争”的历史记忆、“关公显灵退流贼”等传说,结合笔者田野调查,考证出当地清真寺修建年代为康熙年间。文章进而指出人们关于清真寺修建年代错误记忆,乃是历史书写过程中的历史心性造成的,这些传说和历史记忆反映了寿春镇“过去”的知识和社会结构、认同体系、权力关系等情况。     

历史与记忆的悖论——论杨照《暗巷迷夜》中的历史书写

历史书写是杨照小说的重要母题之一，在《暗巷迷夜》中作者一方面批判了官方历史书写的虚伪本质，揭示出整个官方意识形态的欺骗性和压迫性，一方面通过几个二二八亲历者的回忆，试图以民间记忆的觉醒来重绘那段历史，但是却在各种声音中陷入“历史真相”的失忆症，象征着民间记忆的迷失，从而反思解严后台湾历史书写浪潮的本质化、狭隘化的倾向。其中充满着对于历史与记忆的哲理化思考，具有重要的意义。     

澳门的历史与澳门的历史书写——兼论澳门史著的“文化使命”及其他

澳门的历史著作应规避意识形态教条下的事件化、政治化编写模式,应从澳门历史的发展细节与文化的现场着手,通过对澳门历史文化中精神因素的发现,还澳门历史研究以生命气息和边缘文化活力.澳门历史编写模式和理念的更新,是研究者与澳门历史文化对话的必然结果.     

大众文化背景下的张欣小说创作

大众文化的产生、蔓延是市场经济飞速发展、文化产业迅猛崛起的产物,大众文化的异军突起以及它的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使当代都市人的审美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且和都市文艺形成了强有力的互动。在张欣的小说中,她所捕捉的一切,都显示出现代都市的魅力;充满着飞快的速度,富有生机勃勃的活力,洋溢着无尽的激情和力量。     

汉帝国宗教的儒化改革

中国在轴心时代以后也产生了具有超越性理想的高级宗教，就是儒教。它是对汉帝国祭祀体制进行儒化改革的结果。汉武帝尊儒以后，儒士集团力量逐渐壮大，至汉元帝时便开始在社会上层发起宗教改革运动。改革目标首先指向宗庙祭祀体制，至汉成帝时又进一步指向郊祀体制。其间几经反复，直到东汉光武帝时期，终于形成了一个完全符合儒学义理的宗教祭祀体系，这就是儒教形成的标志。儒教体现了儒学的人文精神，表现为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综合体系，既没有一个从社会中分化出来的专门组织，也没有形成一个可与世俗生活清晰区分的神圣生活领域。古代世界其它一些宗教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类似的特性，因而以此作为否定儒教的宗教属性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世界背景下的中国科学史研究

国际科学史研究经历了成就描述、思想探讨的内史阶段和考察科学与社会关系的外史阶段 ,而国内科学史研究基本上属于肤浅的成就描述和泛泛的外史探讨。究其原因 ,有科学史观方面非理性的先天不足 ,也有科学素质欠缺的状况。我们应针对性地采取改进的对策     

关于北魏的太子监国制度

北魏明元帝与太武帝时期的太子监国制度，并非为了皇帝亲征所设置，而是皇帝在京师时设置的。明元帝时，皇帝离京出征时开始置留台，为统筹留台而发展为太子一人监国的制度。以往的研究有皇帝统军事，监国掌内政的说法，但在明元帝时期，重大决策交由皇帝裁断，监国也负担一部分军事任务，皇帝则握有内政上的最终决策权。太武帝时期，监国并未被授予军事权，与军事方面有关的镇也由皇帝亲自处理，皇帝与监国职权分明。皇帝的诏经由监国下达到全国各地，可见监国制度运作极为严谨。     

己亥建储与晚清政治危机

戊戌政变后,清廷顽固派为了彻底打击维新派,策划废黜已经被剥夺亲政权力的光绪帝.1899年初,顽固派宣布为光绪帝立储.此举是为己亥建储.民间社会对顽固派立储活动做出了强烈的反应,一些地方督抚也持暧昧不明的态度.列强也通过外交途径介入立储事务,直接触及这一极为敏感的政治问题.围绕着立储问题,顽固派陷入了政治孤立的窘境,对列强产生极度仇视的情绪,为义和团运动时期外交政策的严重失序设下了伏笔.     

隋唐时期的太子册立及制约因素

隋唐时期,太子册立主要依据的是西周以来的立嫡以长制度,太子废立的决定权大多时候掌握在皇帝手中,虽然有时受到大臣的支持或反对,但皇帝的意志仍占主导地位。而在隋朝和唐朝前期,对太子人选影响较大的是独孤皇后以及唐高宗时的则天皇后和唐中宗时的韦皇后,唐朝中后期,由于皇权的衰落,太子废立则主要被宦官控制。但这几种因素不是孤立存在的,通常是多种因素同时影响着太子的册立。     

《狸猫换太子》的来历

敦煌佚经《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及《大阿育王经》等表明 :清代说部《三侠五义》中的著名故事《狸猫换太子》的形成曾受过佛典的影响 ,它主要表现在情节的借用上。     

文学史客观书写的可能性

文学史客观书写的危机不是一个学科内部的问题,它关涉到整个人文学科的学科规范、学术体制,是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危机的集中体现。文学史客观性的获得不能倚仗严密的理论与逻辑推演,而是通过此在的情感展开与实践。文学史的任务不是为了寻求和提供文学发展的某种僵硬机械的规律,而是要透过对文学的认识达到对自身存在的深层领悟,在文学史的书写中显露的应该是文学史家深沉的在世感。     

区域历史与历史撰写的未来

我们应该对"世界历史"抱持怀疑态度,甚至更应该去怀疑"全球历史"以及"国家历史",因为这些历史撰写样式都存在着潜在的危险的一元化趋势.而"区域历史"则是更应予关注的一种历史撰写方式,它有着某种与"国家"历史和"世界"历史背道而驰的趋势;而且区域历史学家们的工作,曾经并且将能够部分地抵制国家或者其代表者所实行的或者建议去实行的集权化.本文对定义区域历史做出了努力,并以美国的查塔努加(Chattanooga)区域历史博物馆为例对区域历史加以阐释,进而对未来的历史撰写表达了一种"让区域历史成为区域历史"的展望.     

试探《春秋繁露》的郊祀论

《春秋繁露》一书包含数篇以"郊祀"为主题的篇章。郊祀原为国君于国都郊外祭祀至上神的典礼,《春秋繁露》依据《春秋》与《孝经》等儒家经典,说明"祭天于郊"之礼的规定、位置、作用及性质等,同时对此赋予德行与教化的意涵,亦即使其伦理化及政治化。《春秋繁露》的郊祀论是在董仲舒学术思想——春秋学、政治论及天人感应论等——的理论前提下形成的,并非神祇信仰或神秘思想的产物,而是汉代儒家经学将"宗教"转为"人文"的一个重要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