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春秋》学对史论体咏史诗的影响

史论体咏史诗是古代咏史诗中的重要类型,与一般咏史诗相比,重在评论、反思历史,宋代创作颇为繁盛。以《春秋》为法弘扬《春秋》大义已成为宋代思想界的主流文化意识与历史文本书写原则。在此情况下,作为史学文本系统重要组成部分的史论体咏史诗自然深受《春秋》学影响,其褒忠刺奸、贬篡斥伪的书写立场及民族主义倾向与《春秋》学尊王攘夷的主导义向存在密切关系,"直陈"特点与释"义"宗旨根源于《春秋》学诠解方式和阐释目的,反思致疑的精神与切入历史的方式也和《春秋》学学术精神、研治方法相关。     

论“春秋笔法”与《史记》人物形象的塑造

"春秋笔法"是孔子修订《春秋》时所体现出的书写原则和思想法度,司马迁把它创造性地运用于《史记》的人物形象塑造,开创了"春秋笔法"的新境界。司马迁从"春秋笔法"的角度处理材料、描写人物、传达道义,不但使《史记》中的人物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同时更达到了艺术的真实性,是历史与艺术的高度统一。《史记》中这一人物形象塑造的方法对后世史传文学和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经释经”:王夫之春秋学的解经特色——以许止弑君为例

王夫之诠释《春秋》主张据经文以求本义,不受三传所束缚,通过比较经文用辞异同来探求《春秋》大义。他诠释《春秋》"许世子止弑其君买",打破了三传许止非实弑之说,力主经既书弑则必为弑,通过比较《春秋》记载弑君之辞的异同,认定许止为毒杀君父之贼。"以经释经"既是王夫之提倡实证考据的产物,也是对宋儒疑经改经之风的一种反拨。     

史“义”考略——试论中国古代史学中“史义”概念的流传及表现

"史义"是中国古代史学用以表达历史思想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概念。春秋战国时期,初次提出《春秋》有"义";汉代史学援借《春秋》之义,但又各具"旨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春秋》之"义"遇冷,史义另辟蹊径;隋唐时期,主要是对盛衰兴亡进行总结,后来则要求重建《春秋》之"义";宋元明时期的主流是以"理"审视历代史义;清代在史义方面呈现出朴实与圆通两端。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变中有不变,《春秋》之"义"始终是中国古代史学的首要之义。     

周代学术发展论略

在讨论我国学术发展问题时,不少学者常用仓颉为黄帝史、夏有太史令终古、殷有內史向挚、《周礼·春官》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等等,来说明我国史学起源之早。而究其实,这些官职虽名为“史”,而其职务只不过是后世秘书、书记、司书之类,故所掌握者多是典、志、图、法之属,还不是后世的历史编纂。学者们又常用《汉书·艺文志》所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来说明我国历史著作起源之早。而究其实,《尚书》本非历史著作,《春秋》则起自东周。因     

浅谈历史家的创新精神

<正> 在中国史学家的行列里,有因循守旧的人,更有改革创新的人。改革创新是我国历史家的优良传统,它带来了史学的发展和繁荣。研究中国史学史,不应忘记这种创新精神。(一) 我国史家中的创新者,大都抱有明确的治史目的,立足现实,面向未来。也就是说,他们都能够把史学研究、史学著述同现实密切联系起来,力求做到史学为现实服务。孔子因鲁史而写《春秋》,是我国古代一位著名的史学家。《春秋》何为而作?孔子自言:“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感到空发议论不行,而借助于“行事”即历史的叙述,道理便“深切著明”了。这是对史学作用的重大发现。尔后,孟子谈论《春秋》,说“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这个“春秋之义”乃是孔夫子治史之目的、指导思想。“《春秋》以道义”,便把史学同现     

《春秋》乃“礼义之大宗”

人们普遍认为：《春秋》是一部历史著作,但从《春秋》的写作缘由及书名分析,它是以明晰礼义为宗旨的。同时,从此书中的称谓、笔削、隐讳等表达方式看,明显违反古代史官“君举必书”的书写原则。也处处以礼作为剪裁、评判事实的标准。因此,《春秋》应是通过事实传承周代礼制的礼学典籍。     

征圣经而诘众传:论范宁《穀梁》学

晋代范宁的《春秋穀梁传集解》以"征圣经而诘众传"为核心学术理念,从历史发展的维度阐释《春秋》"圣作训,纪成败"之义理;以历史还原的眼光,评价"三传"存在"伤教害义,不可强通"之失。范宁不仅建构了"择善而从,据理通经"的经典诠释原则,开创了"商略名例,敷陈疑滞"的解经体例,而且通过阐释经典的笔法与体例深入揭示《春秋》的微言大义,探求其一以贯之的思想宗旨,凸显其诛伐乱臣贼子、为后王立法的经学意义。尤其是推崇"德义"的价值观、"德政"的政治观及以天子为核心建构和谐社会政治秩序的明确主张,又在优秀的中国传统经学阐释中彰显出范宁的社会政治理想。     

《春秋》中的“空白”叙事:“阙文”与“不书”

"阙文"与"不书"为《春秋》中"空白叙述"的两种表述形态,前者是一种"待书写",后者则是指向"空白"的"已书写",而非"未书写"。"待书写"、"已书写"、"未书写",笔者实已对《春秋》本文作出对于"空白"三态之区分。"阙文"语出《论语》,被孔子用来指称史官、书写与传统的关系;"不书"则系出于三《传》,用以解释《春秋》中的"赋义"何以与无形之文的"空白叙述"有关。因此,《春秋》中的"空白"状态是可以被解释的,三《传》后学能在"不书"与"阙文"之间进行"空白"态为"待书写"或是"已书写"的意义认知转换,就是最好的例子。自书写学上对《春秋》本文中"空白"形态的研究是重要的,不仅是对"空白"三态的区分,尤其是对"阙文"与"不书"的区分,它暗示了早期有一种书写行动,在这行动中有一种"空白"意识之察觉,却没有诉诸"文字"之有形;它更是一种特殊的"书写"立场:一旦我们在《春秋》"上下文"间揭示出一种"空白叙述"时,"空白"也就与有形符号一样,也是一种书写符号,必须加以阅读及解读。     

经学抑或史学——论章太炎今古文经学观及其学术要义

作为清学正统派之殿军,清末民初著名经史学家,章太炎著述颇丰且思想深邃。作为其学术奠基之今古文经学观可谓其治学志趣、援经论政之历史注脚。章太炎自始就是一位坚定的经古文学者,他坚守古文家法但不泥古之,批判今文经学而兼采之,认为公羊学牵强附会致使国史中斩,而研究《春秋》必以《左传》为本,对今文经学独尊《春秋公羊传》及孔子作六经的主张以及晚清今经文学的微言大义中之不遵史实、牵强附会等给予坚决批判,章太炎批驳今文经学,主要针对其学术基本立场和观念,这种学术态度已经走出了传统学术派别之争的藩篱。章太炎经学理念的另一重要特色是倡导经世致用之学而切其时要,主张"六经皆史传统"而光大之。章太炎主张经学即史学,发扬国学,即从史学出发,以史学保持国性,以史学培养国民道德操守,用国学塑造国魂,力求用经史之文化以求拒侵抗敌,复兴文化,重塑道德。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周公梦"和"蝴蝶梦"既是孔子和庄子曾经实际做过的梦,也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前者渴望某种成就,后者渴望某种自由。借助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可以挖掘出两者深层次的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抉择。深受其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常常借助梦境展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既要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追求充分的自由,张扬个人的特性。这种融"周公梦"和"蝴蝶梦"为一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并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之一。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