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王府文官迁转制度

明代王府文官之设为例行辅导宗藩之外,又为中央政府削弱藩王力量之目的而得以加强与完善。在此目的得以达成之后,王官的政治地位便接踵衰落,具体表现为其迁转的困难。针对王官在其体系内部的迁转,朝廷先后设置了官员出身、任职时长、藩王奏保和抚按荐举等三项标准,限制大部分官员升迁至内部序列的顶点。同时,吏部又以不考绩,从而不能迁转的方式限制王官向外迁转。明后期出现允许王官外迁的制度,但因为该类官僚的劣质化,终究在实践中没有开放其外迁。明代王府文官迁转制度最终发展为限制该类官僚迁转的制度,其合理性在于帮助明末吏部解决过频、过多的官僚人事流动。     

汉晋之际内迁羌族的农业化

结合有关史料记载论述了汉晋之际内迁羌族实现农业化的三个阶段:初始阶段、关键阶段和完成阶段,说明农业化也是其实现汉化的关键性因素。     

抗战时期难民迁徙与“内迁文化”的形成

抗战时期难民数量之大、涉及范围之广、难民的生存境遇之惨,胜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的难民现象,“紊乱、惊惶、骚乱”可谓是抗战时期逃难民众的基本写照。即使在如此悲惨的境状下,广大的难民尤其是其中的内迁文化人士仍以坚强的毅力从事着文化建设,传播着先进的思想与观念,推动着后方文化事业的发展,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内迁文化”。       

略论抗战初期国民政府高校的内迁

抗战初期 ,日军对中国的全面战争 ,使得本已千疮百孔的国家更是雪上加霜。高等教育亦面临着断裂还是存续的危机。本文拟对国民政府高校内迁的背景、特点及这一时期高等教育取得的成绩和深远影响略作阐述     

林继庸与抗战时期的工厂内迁运动

在抗战时期 ,当日本对中国进行全面进攻 ,中国沿海即将沦陷时 ,林继庸首倡将上海工厂内迁 ,并积极推动工厂的迁移 ,督导工厂重建、复工、生产 ,为抗战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抗战时期兵工内迁重庆的组织实施进程

在中日战争局势持续恶化、中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与持久抗战理念形成的大背景下,在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的统一规划、整体部署下,中国兵工内迁由决策酝酿开始走向执行实施,原先分布在中东部的兵工单位,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分批陆续搬迁到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这一方面可以说是抗日战争局势持续恶化下的“无奈之举”;另一方面可谓是中华民族坚持全民持久抗战的“战略创举”。     

抗战时期兵工内迁重庆的经济影响

抗战时期兵工内迁重庆,造就了中国抗战大后方重庆经济中心的历史地位,推动了重庆城市现代化进程的转型;促进了我国西部地区的经济人文开发,可谓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次具有国家战略性质的“西部大开发”;奠定了重庆现代工业与经济发展基础,也初步改变了中国现代工业的整体布局。     

抗战期间内迁移民的结构特点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为了更好地进行抗战,大批东部人口向内地迁移.这些内迁移民具有非常浓厚的战时特点,从他们的籍贯构成、年龄构成、性别构成以及职业构成四个方面反映出抗日战争这个非常时期内迁移民的人口结构特点.     

教育史上的壮烈篇章--抗战时期武汉学校内迁纪实

文章回顾了抗战期间武汉各类学校分别迁往四川、云南、鄂西等地的艰难岁月,陈述了师生艰苦奋斗,共度时艰的事例,表现了师生在温饱不保的战乱环境中发愤工作、努力学习、宣传抗日救亡的民族精神.     

武汉工厂内迁及其对武汉工业发展的影响

晚清武汉曾经是与上海实力相当的工商业重镇,钢铁与军事工业堪称国内翘楚。进入民国后,武汉工业尽管在全国的位次略微后移,但总体趋势是在晚清开创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是中国为数不多的重要工业基地之一。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工业被迫向抗战大后方搬迁,武汉工厂作为内迁的重点,与先期内迁的江浙工厂一道,共同演绎了中国抗战进程中的悲壮一幕。武汉工厂内迁不仅避免了武汉工业被日军利用的严重后果,有效保存了中国工业实力,而且促进了抗战大后方工业与当地经济的发展,为争取抗战胜利作出了杰出贡献。但从另一方面讲,武汉的工厂大搬家以及长达7年的沦陷,中断了武汉经济的正常发展进程,给武汉工业造成了深痛巨创,到新中国成立时,武汉工业仍未能恢复到抗战前水平。     

从北京地区出土墓志看明代北京的移民情况

墓志,属于碑刻文献的一种,且为其大宗,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讲,作为出土文献的墓志材料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本文即以北京地区出土的明代墓志为研究对象,尝试对明代的北京移民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明儒学案·师说罗汝芳传》人物考辨

有学者认为《明儒学案·师说罗汝芳传》中邓先生指邓以讚,罗先生指罗洪先,“罗近溪汝芳”这一传目是误置增入,此篇应并入前一篇《师说罗洪先传》。这种说法实际上破坏了《明儒学案·师说》原来完整而严密的思想体系。通过对罗汝芳、邓元锡、罗洪先、邓以讚生卒年代及地域关系、学术师承及特点、邓元锡《祭罗近溪先生文》的分析,可知邓先生指邓元锡,罗先生指罗汝芳,《师说罗汝芳传》逻辑清晰、结构完整,完全能够独立成篇。     

论晚明启蒙思潮与晚明人的觉醒

晚明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走下坡路的时期,这一时期,商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新兴市民阶层崛起.作为理学异己因素的启蒙思潮,伴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而渐渐走上意识形态领域的前台.启蒙思潮的兴起,不但对理学思想给予了一定程度的颠覆,而且在张扬人性自主精神的同时,唤起了人们的觉醒.晚明人的觉醒与魏晋时期的人文思想解放相互辉映,绘就了我国封建社会思想文化史上的两朵奇葩.     

明代民间商业信用--兼及消费信用

因商品经济的发展,明代民间商业信用得到了发展,既有商人提供给生产者的信用,也有商人与商人之间的信用。另外,消费信用也得到了发展。商业信用及消费信用深入到各行各业、各个地区,加速了商品交易,节省了资金,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魏明帝与司马懿关系考论--兼及魏明帝朝的政治

司马懿是魏文帝临终前委任的四位辅政大臣之一。魏明帝即位后,将司马懿从朝中派往荆州御敌,后委以方任,这样他不再能直接参与朝中事务。曹真病逝前,魏明帝将司马懿调到西线抵御诸葛亮的北伐。公孙渊拥兵反叛后,魏明帝又派司马懿远征辽东,并对司马懿统兵作战表现出相当的信任。魏明帝临终前委任的辅政大臣中本来没有司马懿,说明他对后者在政治上并不完全信任,但病中的他后来听信刘放、孙资的话,最终让司马懿与曹爽一同辅政。在魏明帝朝中,陈群与陈矫掌握实权并得到皇帝的信任,而他们对司马懿的态度耐人寻味。总体说来,魏明帝对司马懿可谓能用之于外而不会亲近之。至于司马懿对魏明帝的态度,可说是“饰忠于已诈之心”,并通过在外尽力国事以逐步巩固自己的声望。     

明人别集编辑观———以明代江苏文人存世别集为例简

明代文人意识进一步成熟,别集编辑观也出现新变化,体现新特点,家族编辑模式的介入是最大亮点。父业子述、父集子编成为自觉定律。别集求富、求全、求大,表现为：一集分体,务望其全;一体载文,务望其富;全集分类,务望其宏。别集编刊的目的,也逐渐偏离文学而倾向”人学”,体现的并不是别集编刊的健康道路。     

北魏文明太皇太后与孝文帝

北魏文明太皇太后冯氏与孝文帝之间并无血缘关系,维系二者关系的纽带是政治.冯氏虽凭借孝文帝这张政治王牌攫取了北魏政权,但对孝文帝却心存猜忌,因此多设监视加以压抑.对冯氏压抑的反抗心理,成为孝文帝当政后迅速迁都洛阳的催化剂和重新组建政权的感情因素.从此,皇权取代后权,北魏政治别开生面.     

明代的巫术和巫师

明代的巫术从种类来分,大体可以分为禁气符咒、作祟或除祟、樟柳与灵哥、厌胜和厌镇以及幻术几大类。在科学尚不发达的明代,巫术活动逐渐世俗化,由圣人之术演变成为谋生的手段和工具。     

论明代贵州卫所建置的特点及其职能

卫所建置是明代兵部所辖的基层单位。明代贵州由于其所处的历史背景和自然环境的特殊性,导致明代在贵州建置卫所出现了一系列有别于其他各省卫所建制的特异性。这种特异性突出表现在卫所空间分布上的极不均衡性和职能上的多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