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稚珪的隐逸观念和宗教信仰的关系--兼论《北山移文》的主旨

《北山移文》对出处同归的玄学思想的批判，　突出了隐逸作为士人节操的道德意义。孔稚 对家传道教信仰的坚持，与其《北山移文》中的隐逸观念具　有人格和学理上的一致性。因此一般认为《北山移文》乃游戏文字的说法是不确的。     

论《北山移文》的创作背景和手法渊源

关于《北山移文》的创作动机,学术界提出过不同的猜测,一般认为只是游戏之作。本文指出孔稚珪写作此文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和周颙之间存在宗教信仰上的分岐、仕隐观的对立,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人事不和。文章还深入论证了宋齐士大夫两种不同的仕隐观,认为周颙仕隐观的变化与佛教三论宗的影响有关。     

两汉“移”“檄”并题、混称现象探析

"檄"、"移"作为古代两种"意用小异,而体义大同"的文体,于两汉时期出现并称、混称现象。此现象的出现既是两汉一统下政治局势稳定及内部政务活动日益频繁的结果,更是二者文体功能不断扩展、丰富,"移"体文特殊文体表现方式的必然结果。     

上梁文与宋代文人构建的理想国

上梁文是一种体式独特的建筑民俗文体,宋代是上梁文发展的鼎盛时期。宋代文人发挥了赋体"铺陈"、"夸饰"的修辞手法,使得宋代上梁文成为文人构建政治、文化以及个人生活之理想国的性情文章。而由此折射出宋代文人的淑世精神和淡泊情怀,也集中地反映了儒、释、道三教合流思想对宋代文人的深远影响。     

论《文心雕龙》与写作过程中的文体感

《文心雕龙》之"文体"理论是需要综合全书加以审视的,并不仅仅局限于"论文叙笔",应引起足够重视的是其贯穿于创作活动始终的文之整体观,这一动态的"文体感"把握对当今之写作教学提供了有益借鉴。结合《文心雕龙》的相关篇目分析,现代写作教学过程中的"文体感"应注意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培养:文体之规范归属感、文体之选择、文体之定与变、文体之整体自圆。     

吊文研究

古代哀祭类文体之一的吊文,由孕育民间的口头文学形式--吊辞发展而来,至汉人贾谊创作<吊屈原文>而终成为体制、表现手法都臻于完善的一种文体.但是由于文体自身的构成的双重性和文体的发展性,历代文人在进行文体分类过程中,经常将吊文与哀辞、诔文、祭文等哀祭类文体相混淆,甚至不把它看作是一种独立的文体.然而,无论是论及文体的起源、行文目的还是行文范围等等,吊文与它们都有各自不同的规范与要求.     

“敦煌文”概念的再确立和分类的新思考

"敦煌文"概念自提出后,至今仍没被学界广泛接受。但"敦煌文"概念从无到有,从模糊到逐渐清晰的过程,体现了学人对它的不断思考。结合"敦煌文"作品的实际情况,参照《文选》等文体理论典籍的文体划分标准,在吸收历来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文章强调应当充分重视文体资源丰富的敦煌文宝藏,确立它的应有名分,提至与敦煌诗歌并重,并加以系统整理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难民移垦政策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的难民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国民政府以“寓救济于生产”为目的,于1938年至1939年,先后颁布《难民垦殖实施办法大纲》、《非常时期难民移垦规则》和《非常时期难民移垦条例》,制定了难民移垦政策,力图通过建立垦区、垦社,将难民移送到后方开垦荒地的方式来实现救济,增加生产。总体看来,抗日战争时期的难民移垦政策是国民政府救济制度的一大改进,体现了社会救济主体的转变和国民政府救难重心的转移,也为战时西部地区的生产建设作了贡献。     

浅析韩愈解体文文体

解体文早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但唐代以前,中国古代文人却甚少使用这种文体。直到韩愈的《进学解》《获麟解》等出现后,解体文得到了广泛的流传,解体在中国文体史上才开始拥有一定的地位。韩愈在承袭前人解体文宾主对答写作模式的基础上,将解体文中设定问题的对象由第三人变为作者本身。同时,韩愈将儒家学说严密的逻辑结构沿用到解体文的创作之中。韩愈通过使用解体撰文,隐晦地表达了其复兴秦汉古文传统的愿望。     

论南朝拟公文体俳谐文

南北朝时期,一些南朝文人模拟公文形式创作了许多俳谐文。这些俳谐文的出现并非偶然现象,可以从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文体的发展变化、文人的思想观念等方面找到其原因。从创作目的上看,其中有的具有明显的现实针对性,有的纯为解颐之资,但在有意无意间也反映出现实的内容。在艺术风格和创作技巧上,它们独具特色,而又与当时整个文坛的风气有一致之处。     

太乙原始意义及其变迁历程的辨析

太乙最初是指竹木枝的主干,在漫长历史长河中逐渐萌发出植物和人的生命本源、天地万物本源以及哲学上客观精神或自然规律的意义。后因被用于星名、帝王名,演衍出天神和道教神的意义。     

数量短语重叠式“一AA”与“一A一A”的异同

由一般数词构成的数量短语结构一般不能重叠,除非是作状语才能重叠.但是“数词‘一’与量词相结合的数量短语”一般都可以重叠,而且重叠之后有了多种语法意义和句法功能.数词‘一’与量词相结合的数量短语重叠有很多种重叠式,其中使用得最多的是“一AA”式和“一A一A”式.文章从诸多视角来探讨这两种重叠式的异同.     

宋“尚意”之“意”辨析

后人常以"尚意"来概括宋代书法的时代特征。这里的"意"可概括为"以意得意"。第一个"意"是观念性、精神性的东西,包括主体的感觉、情绪、意志、观念、认知等精神性内容,主要是指书家的创作态度,是手段,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得意",也就是追求书法的"神"、"意趣"、"意味"、"意韵",甚至是体现万物之"理"的"道"。     

《缁衣》"君以民芒"原义之推论

汉代在整理<缁衣>时将"君以民芒"句中之"芒"字读为"亡",因为难以理解君以民灭亡的意思,故又补上了"君以民存"之句.本文发现,"芒"、"(眩)"、"望"三字都从"亡"得声,而且文献中有具体混用的例子,故"君以民芒"句中"芒"可读为"望".据此本文推论,原来<缁衣>中"君以民芒"之句并不是要说君以民灭亡,而是表达先秦儒家的"民望"观念,这从<左传>和<孟子>中亦可见到.     

"道生一""道始於一""道立於一"合解

<老子>"道生一"的"生一",一般都习惯理解为"道生了一"或"道生出一",即把"生一"看作是动宾关系.通过考证,应为"道生为一"的意思,"道生"与"一"表现为一种判断关系.     

论《周易·易传》中的"宽厚"精神

“宽厚”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周易·易传》中的“宽厚”思想是中国文化中宽厚精神的总结 ,具有丰富的内涵 ,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星堆”与彝族文化

“三星堆”是宝贵的人类文化遗产。经过专家学者研究以后感到奇怪的是这些造型奇特的三星堆文化与中原文化格格不 入,而与同属一域的彝族文化牵强可言。目前“三星堆”族属仍是一个谜,就近年有关专家学者对三星堆文明与彝族古文化探 讨基础上说说浅识。     

《春秋》与"義":"義"的文化渊源及内涵之探

虽然<春秋>全文并无"義"字,但"三传"通过阐释<春秋>之"義",正好衔接了"義"在此前后的文化内涵,将本来仅是针对"天-王"关系的"義"扩展到"天-王-诸侯-大臣"、"中国-蛮夷"的维度.孟子和其他战国思想家又进一步将其扩展到君子修养和普通个体的心性使用层面,"義"成为一个重要的伦理道德性范畴.这种衔接并非巧合,"義"之所以成为阐释<春秋>的核心,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春秋>的文本性质与功能具有"義"的原始发生内涵与指代功能:"義"将"羊"置于"我"之上,它表征出王权的神圣性、仲裁性,以及神灵监督王权的合法性.<春秋>包含了天与时政纲领的依赖关系,以及天与君王及大臣的责任关系.它既能表征出王权的神圣性,又能监督王权的合法性."神"与"王"的神圣关系、史官记事对"王"的监督功能是"義"和<春秋>内在相通的契合点.历来阐释<春秋>者无不从"義"字着眼,这不是偶然,而是间接地旁证了<春秋>的巫史性和文化功能.     

先秦道家义利观探微

先秦道家对义利关系持超然的态度,试图超越世俗的义利,寻求一种永恒的价值标准,以实现个体存在的最高价值。从形式上看,这似乎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义利观,但就其内容实质而言,又确实蕴含着对义利关系的深刻见解,可以说是一种独具特色的义利观。从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来看,先秦道家轻视个人的物质利益和生活享受,注重精神世界的追求与修养,含有推崇自然之义的因素,对于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无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同时也为后人提供了一种特殊的思维视角。     

论彝族"克智"

“克智”又叫“克使哈举” ,是一种别具一格的有固定格式的诗体文学 ,是彝族民间流传很广 ,历史悠久的口头文学之一。克智文体内容丰富多彩 ,有抒情、有叙事 ,形式生动活泼。克智文体主要是在娶妻嫁女的场合表演 ,代表男女亲家两方参加婚礼的人 ,以主客方为对手 ,各自选出自己能说会道、思维敏捷、知识丰富者为代表 ,双方边饮美酒边展开克智舌战 ,为了压倒自己的对手 ,各自运用大量的比喻 ,语言夸张、流畅、富有音乐感。本文以大量彝族克智语句为例证 ,对彝族“克智”这一独特的诗体文学的艺术性、群众性、及其历史与发展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和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