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民主:公共协商与制度创新

网络社会的民主性基础使网络民主成为可能.网络民主是作为网民的公民借助网络的信息媒介,参与公共事件、影响政治社会决策,建构公共生活的网络集体行动创新过程.网络民主的功能取向在于公共协商与治理.网络民主的制度创新以导引公共领域的形成为核心目标;以理性的公共运用为条件;其有效性源于网络民主参与的集体行动与正式制度系统之间的互动联接.其具体路径在于:以公共性原则引导网络集体行动;促进多元理性的交往融合;促进信息共享;以地方性公共事务为当前的切入点.     

公共协商:对解决群体性事件的探讨及启示

随着中国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和多元,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付诸公开集体抗争形式,转型社会的中国进入到一个群体性事件频发时期,正确认识和解决这些群体性事件,是我国政府的本质要求和重要职责.本文从政治协商的视角出发,提出我国各级政府应该在信息公开的条件下,平等对待各方利益,用理性讨论的方式改善公共决策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以公共协商来化解矛盾.     

公共理性与多元主义

在当代民主社会,多元主义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逃避的历史事实,人们之间普遍存在着深刻的分歧。而民主制度本身的合法性要求其所制定的公共政策或法律法规必须以全体人民的一致自愿同意为基础,这就出现了多元与共识的矛盾。公共理性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思路,即试图通过一种平等政治主体之间的公共协商过程来解决此种矛盾。     

协商民主的多维度审视

源于对民主实质再思考的协商民主,强调了实质性的民主控制,更多地涵盖了直接民主元素.协商民主重在协商而轻于讨论,其程序性内涵弥补了代议民主的不足,成为了独立于共和民主与自由民主的新型民主方式.协商民主兼有公共与多元的二维属性,“理性对话”是协商民主的先决程序,其特点是公共理性和多元化.协商民主以话语竞争为核心,有效防范了“禀赋效应”.同时,协商民主依赖于公共领域对政治系统的理性批判,对公民参与的要求远高于其它民主形式.虽然协商民主理论在沟通理性的概念层面与公民参与的实践层面都存在着不足,但无论如何,协商民主理论都为现代社会的政治民主实践提供了宝贵资源.     

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三重困境——基于政治伦理的分析

"协商民主"是与道德价值密切相关的一种政治形式,它的兴起契合了西方政治思想的中心价值,受到了极力推崇.但是就政治伦理层面而言,它至少存在着三重困境:一是协商参与者究竟是个人参与还是代理参与构成了协商民主的主体困境;二是公共理性作为协商民主的原初状态还是推理结果构成协商民主的过程困境;三是维护多元主义还是追求一致性的利益构成了协商民主的合目的性困境."协商"仅仅是民主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却并非民主政治的全部.在政治过程的各个环节中浸润协商的精神伦理,比单纯地追求协商民主的实践形式更为重要.     

公共协商:群体性事件的治理之道

体现平等性、责任性、公共性和透明性的公共协商理念,能够使群体性事件中各方处于平等地位,保障公众知情权,使政府和公众都能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并通过理性对话使群体性事件顺利得以治理。无论是＂四民工作法＂、民主恳谈会还是重庆的出租车罢运事件,都是对公共协商理念的成功运用。其核心要义在于公众参与渠道的畅通,信息透明、开诚布公、对话沟通。     

论高校协商民主管理模式的建构

由于民主涵义的复杂性和实际操作中的选择偏好,当前中国高校在民主管理模式上往往重视代议民主,而轻视或忽略协商民主.协商民主是代议民主的必要补充,它有助于解决代议民主在实际运作中存在的不足,对于维护广大师生合法权益、提高高校公共决策质量、培养师生公民人格和精神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当前中国高校的协商民主管理模式建构,可以在参与主体的广泛性、参与事务的公开性、参与问题的价值性、参与过程的论辩性、参与行为的有效性等方面重点展开,从而为和谐校园的创建奠定政治基础.     

论协商民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关于协商民主的论述有着重要的意义.20世纪后期西方学术界兴起的协商民主理论,主要包括公民平等参与、社会多元主体在公共利益框架下实现利益表达、通过协商讨论达成共识、广泛性和包容性等特点.历史上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包含的“和”的思想,以及民主革命时期政治协商制度的创立与实践,都蕴涵着丰富的协商民主因素.当前我国深刻的社会转型为协商民主的实现提供了社会基础,十八大报告进一步丰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内容的同时,也对协商民主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具有稳定性特点的协商民主,是当前推动制度建设的可行性途径,是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共理性：公民政策参与的条件

公共理性作为公民的一种政治思维能力,是公民政策参与的基本条件。因为公共理性的内容所体现的政治原则和道德为公民政策参与提供了一种共同的价值认同,使生活在多元社会中的公民能够形成重叠共识。公共理性的相互性原则能够建构参与者间平等互信的交往关系,能够创造全体公民共享的公共生活规则。然而,由于公共理性的界限不甚明晰、公民话语表述能力的不足、公民的公共精神的偏离使公民在政策参与中的公共理性难以实现。为此,必须通过有意识的公民教育、学校的美德教育和不断的政策参与实践过程培养公民的公共理性,从而以具有公共理性的公民行动提升政策参与的有效性和政策产品的民主性。     

协商民主理论的决策合法性构建及其批判

代议制民主的决策合法性危机引起了协商民主理论的反思。协商民主理论通过对公民平等而直接参与的诉求、决策程序正当性的制度设计、公共理性的运用和对共识与公共利益的价值追求,从价值和程序两方面来努力重建决策的合法性。协商民主理论关于决策合法性构建的这些努力同样也遭到了当代现实主义、社会选择理论和差异民主理论的批判,它们抓住协商民主理论中的内在差异与共识、合法性与合理性两对矛盾对其决策合法性的构建功能质疑。虽然协商民主理论的决策合法性构建还存在有待完善的地方,但与代议制民主的决策模式相比较,协商民主理论无论从程序上还是从价值上,都为决策合法性注入了更多的活力。     

自由、社群与协商共识——探究公共管理的思想基础

形成于20世纪初的公共行政模式的内在缺陷在不同思想基础上被加以改进公共选择理论以自由投票为基点主张公共产品的多中心供给;社群主义以社群本位、公益优先为基点主张公共价值的复兴与重建;协商民主理论倡导在协商共识基础上实现公共决策的公民参与。其中,协商民主理论是对前两者的“扬弃”,它阐释了权利和共识结合、公共行政与自主治理良性互动的机理,奠定了公共管理中大范围社会合作的理论基础。     

试论协商民主的正向功能及其实践困境

协商民主的兴起与20世纪后半期的参与革命及新社会运动密不可分,而从中又折射出了民众对西方代议制实践的不满.总体而言,协商民主有助于增强政府统治合法性、提高公共政策质量、促进多元社会的相互理解及培育公共精神.然而在实践中协商民主追求单一共识的做法会造成对差异的压制,对协商能力的要求会强化权势集团在决策中的影响,对理性观点的偏爱会使感性、激情和极端的观点受到排斥,而且过于理想化的程序规定也使其难以有效推广.     

协商治理:一个成长中的新公共治理范式

协商治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形成的一种新型公共治理范式,主张公民通过一定的公共协商程序进行理性参与进而在公共治理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协商治理的理论与实践主要来源于协商民主理论及其在公共治理领域的应用以及一些原发性的民主治理创新,它遵循民主治理的理念,并追求公共治理中的民主真实性、更好的公共理性与公共政策的合法性等非效率性价值,因此协商治理的出现是一种治理的民主范式变革,并以此区分于其他公共治理范式。协商治理在现实实践中有多种形式,并产生了良好的治理效果与全球性的示范效应。基于实践中民主治理的需求以及特有的治理理念,协商治理可以成为一种具有重要影响的治理范式。     

数字协商民主与基层治理民主化——基于江苏淮安“码上议”协商平台的实践考察

协商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江苏淮安“码上议”协商平台的实践表明,数字技术赋能基层协商民主,开启了基层议事协商的开放空间模式,打破了传统议事协商的时空局限,拓展了议事协商的公共领域,改变了基层公共参与“沉默的螺旋”状态,推动协商民主运转起来成为“旋转的陀螺”。“码上议”将调研融入协商的实践机制和多元主体的协商结构,强化了议事协商的公共理性,实现了议事协商从“众意”向“公意”的转换。而人民政协的桥梁作用和社会公众的跟踪监督,共同推动了议事协商结果的转化落实,助推基层协商民主实现过程民主与实质民主的统一。基层协商民主的数字化,驱动着基层公共事务的民主化治理。     

基于协商民主管理视角的学生议事会论析

学生议事会是一种架构于现代大学民主管理框架下的议事组织和协商平台,具有较为深层的民主意蕴,如议事范围的普遍性、话语的平等性、过程的论辩性等。同时,还具有较为积极的现代价值,如扩大了学生的公共参与、提升了学生的公民意识、推进了高校的决策科学、保障了校园的和谐稳定等。在高校推行学生议事会制度更有其内在的政治逻辑,如保障公民权利是政治民主的核心原则、注重民主协商是代议民主的必要补充、凸显公共理性是现代民主的基本要求、主张多元诉求是政治民主的价值追求、参与公共治理是民主政治的终极目标等。     

浅议协商民主

协商民主具有合法性、理性、公开性、责任性特征。协商民主制度的实施激发了政治参与和公民自治,促进了决策的合法化、培养了公共精神、促进了不同文化问的理解。协商民主过程中的平等参与、达成共识、关注公共利益已成为现实的政治目标,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新的民主理论与制度在人们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研究

协商民主是基于人民主权原则和多数决原则的现代民主和治理形式,是以公共利益为价值诉求,通过理性平等地协商,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赋予政府决策与政党执政以合法性的过程。为此,要将涉及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辩论机制有效纳入协商民主的过程中,进一步完善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体制和机制,实现由政策性协商向制度性协商的根本转变。     

公共理性与我国社会群体性事件

价值多元化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事实,若任其多元价值无限度冲突就不会有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要求公共理性成为社会基本价值观,对话、讨论、沟通是体现这种价值观的具体方法和程序,是公共决策的合法基础。公共理性缺失是导致我国社会群体性事件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协商民主在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中的功能

精英决策体制中协商民主的不充分是导致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呈高发、频发、规模化、暴力性特征的重要原因.协商民主政策范式具有预防群体性事件和有效处置群体性事件,防止其向着规模化、暴力性、与政府对抗的方向发展的功能.目前,以尊重公民参与权,以“权利中心主义”为核心价值观的协商民主政策范式在治理群体性事件过程中尚未取得主导地位,需要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加强制度建设、加大问责力度、提升公民参与能力来促进协商民主政策范式的建立,从而达到有效治理群体性事件的目的.     

捍卫公共理性--论罗尔斯"政治的正义"的基础

本文选择罗尔斯的公共理性观念来解读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理论建构,公共理性是公民的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公共理性是民主社会的生命力所在,也是秩序良好社会中的公民的普遍理性,<政治自由主义>对<正义论>的一个伟大超越就是其对公共理性的表述.在<政治自由主义>中,政治概念既是自由的概念又是自我限定的概念,而不是一种完备性论说的概念,<政治自由主义>的目的是试图将"公平正义论"阐发为一种"政治正义论"并力图为多元化的当代西方社会寻找一种政治正义的"重叠共识".在寻找政治正义的共识中,罗尔斯的公共理性理论建构的努力正是试图为人类找到一条通向秩序良好生活的普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