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诗论”的情感性

孔子重视对诗歌的情感性的探讨,他的“兴、观、群、怨”说提示了诗歌情感表现的特质,他的“无邪”说概括了诗歌情感表现的根本原则,他的“兴于诗”的看法强调了诗歌培养情感的社会功能。     

经济交往中文化认同的理论及其探微

文化认同是全球化时期最为重要的一种社会情感,它可以维系一个民族的存在,也可以促进一个组织的发展,同时也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达成共识;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它对于经济交往的重要意义.经济交往是全球化时代最重要的行为,它以民族国家为依托,对促进世界和谐、进步,实现人类解放起着决定性作用;而经济交往参与各方的文化能否达成认同又对这个过程的顺利实现发挥着关键的作用.论文对经济交往中的文化认同的理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索.     

经济交往中文化认同理论探微

文化认同是全球化时期最为重要的一种社会情感,它可以维系一个民族的存在,也可以促进一个组织的发展,同时也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达成共识;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它对于经济交往的重要意义。经济交往是全球化时代最重要的行为,它以民族国家为依托,对促进世界和谐进步,实现人类解放起着决定性作用;而经济交往各方的文化能否达成认同又对这个过程的顺利实现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本文对经济交往中的文化认同理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索。     

朦胧诗的接受限度与先锋的宿命——以舒婷为中心的考察

1980年代主流文学史在接受并经典化舒婷诗歌的同时,夸大的是与时代和主流达成的某种妥协,而忽略和压低了其内蕴的反叛性,这造成了对舒婷诗歌的某种误读。由此,舒婷成为"没有先锋性的先锋诗人"。这一结果是1980年代先锋艺术由边缘进入主流话语言说场域的宿命与无奈。     

底线共识:环境治理理念的重构与落实

环境治理的认识"底线",是不同阶层、类型的社会群体对环境治理的基本认识,是在不同的价值判断中找到一个可以共同接受的观念。"底线"不是一个固化的标准,而是因时取宜的动态认识。我国的环境治理存在着许多偏差,与没有形成"底线共识"密切相关。为了达成"底线共识",需要政府、企业、专家学者、公民等各方面共同努力,进而实现环境治理理念的重构。     

社会共识与经济伦理

社会共识就是生活于一定时代、一定地理环境中的共同体(包括群体、政府组织)中的人们通过理性协商而共同享有的一系列价值观念、规范及形成这些共识的基本程序,主要包括价值共识和程序共识。它形成于人与人的相互交往活动,冲突是其出现的必要条件,合作则是其出现的可能条件。社会共识是经济伦理实现的现实起点,它既可以为经济伦理实现提供精神滋养和价值牵引,也可以为经济伦理实现提供舆论支持和对话平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应达成经济与伦理辩证统一的社会共识,也应达成围绕经济伦理基本矛盾之子矛盾即自由与责任相统一、权利与义务相统一、公平与效率相统一、利己与利他相统一的社会共识。     

沟通理性——走出和谐社会构建困境的新选择

"沟通理性"透过反覆论辩的民主沟通程序追求真理共识,反省被社会系统所扭曲的沟通、以重建人类沟通之潜能.其核心思想就是通过沟通实现共识,蕴涵了丰富的社会和谐思想.当前中国社会中存在着权力寻租、政策失灵、社会冲突、道德危机等不和谐、非理性的行为和因素.借助"沟通理性"搭建多维度的利益诉求平台、开辟官民谈判协商渠道,让沟通化解冲突.确立社会主义普遍规范与价值体系,注重法律保障功能,通过共识实现社会和谐.     

“诸神之争”:现代政治理论的价值纷争与整合

"诸神之争"是马克斯·韦伯用来指称现代西方走出一神统治之后的价值多元局面的一个命题。在价值多元的局面中,不同价值立场的政治理论阐释者相互攻讦,陷入了意识形态化的对峙僵局。其实,在多元价值竞争的处境中,各种价值主张背后都有其学术传承和论证脉络。只要免除意识形态的固执,就足以在政治理性的基础上达成某种底线共识:从韦伯保持清明头脑到罗尔斯"政治的"思考切入,人们拜谒诸神,凸显诸神认可的政治共识。     

试论“普世价值”

人们所说的“普世价值”概念是多义的,可以分为客观形态的普世价值与观念形态的普世价值。对于所有人来说,其跟外界客体的普遍价值关系,由此而言的普世价值,是确实客观存在的。人类能够持续生存和发展,就依赖于这种具有极大普遍性的普世价值。但是,观念形态的普世价值却是不可能产生和存在的。不过,某些人在一定范围内、一定问题上的确可以达成某种价值共识,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     

国内政治共识研究述评与拓展——基于CNKI（2002—2013）文献的研究分析

国内政治共识研究是与改革开放后社会整体变迁的时代背景紧密连结的,并受国内外双重因素的影响.政治共识研究主要集中在内涵、功能和实现路径等领域.在未来的政治共识研究中,应注重彰显中国本土话语特色;厘清政治共识各主体的权限、义务及职责;突出理念共识、道德共识等价值理性的研究视角.从政治共识之基础、如何达成、作用三个环节出发,可以探索建构一个系统研究框架,以整合现有成果,实现政治共识研究的拓展和深化.     

论唐代宫怨诗的嬗变轨迹

一般认为,盛唐宫怨诗达到了宫怨诗的极致,从而将唐代宫怨诗推向了历代宫怨诗的顶峰。笔者以为,唐代宫怨诗在初、盛、中、晚的不同阶段呈现出了不同的新变风貌,正是这些不同的新变风貌共同成就了唐代宫怨诗,使其成为后世永远无法复制和无法逾越的一座高峰。文章尝试呈现唐代宫怨诗在初、盛、中、晚各个阶段的嬗变状况,并试图从文学的发展、时代的变化以及宫廷仕女画的启发等角度揭示其原因;也兼论唐代男性写的宫怨诗与女性写的宫怨诗在情感心态上是以怎样的方式达成了默契。     

论共识的"利益效应"——以先秦法家商、韩思想为例

所谓"共识",即指两端或多方在某些见解上达成的一致认识.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利益共识"、"教化共识"、"达道共识",分别为先秦法家、先秦儒家、先秦道家所倡导,笔者根据其不同的范围与价值,将其再划分为"初级共识"、 "中级共识"和"高级共识".为实现秦国由弱变强的理想,先秦法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商鞅、韩非提出了系列主张,其中,针对趋利避害的人性所提出的"以刑去刑"的重法思想和"利出一孔"的理论,为秦始皇成功统一中国,创造出双赢、多赢的"利益效应".     

论建安公宴诗的价值选择

建安公宴诗的价值选择具有十分深刻的实践与理论意义,从历史生成和读者接受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建安公宴诗,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它们的价值选择。与《诗经》相比,建安诗无疑是"声色大开",然而其最有意义的创造却在于"性情不隐"。建安宴饮诗中宴饮场面成为了主体,"游"的意味十分突出,深沉的人生感慨中既有理性思考的内容又佐以情感的烈酒,能真正代表建安诗歌的面貌,具有深远的文学生成意义和影响。     

北岛出国后诗歌风格的变迁

诗歌对作者来说是一种情感宣泄和真情表达,北岛的诗歌前后期始终存在这样的宣泄。环境的影响,诗人经历的故事都可以成为诗人的素材被写入诗中,这些都是诗人某个阶段的生活写照和感情呼喊。在这一个大背景影响下的北岛,离开祖国和故乡,用"逃亡"的方式离开故土漂泊异国。他在出国后诗歌的意象,创作心境,情感基调上都发生了变化。     

论《才调集》凄怨怅惘的爱情世界——以《杂诗》《杂词》为例

《才调集》由五代后蜀文人韦毂编选而成,收入[唐]无名氏《杂诗十首》《杂词十三首》,其"韵高而桂魄争光,辞丽而春色斗美"的诗学思想贯穿全书,并引起了学界的研究热情。而"杂诗""杂词"作为小传统文学的存在,大多流于文献的考证,其包孕的艺术世界并未得到充分的阐释。"韵高"意在诗歌的音韵和谐,平仄起伏有序,也包含了情感的蕴藉渊厚;"辞丽"意在词采的华丽和情感的含蓄韵味。"韵高"与"辞丽"特征的结合保证了诗歌情感的真挚有力、语言的词采飞扬和韵律的婉转流畅三者的有机统一。"韵高""辞丽"可以透视诗歌情感的表现方式和感染效果,还原诗语后立体的爱情世界。     

汉魏六朝诗中团扇意象及其文化意蕴

团扇自班婕妤《怨歌行》始进入诗歌成为意象,此后经魏晋南北朝诗人们反反复复的动情歌咏,不断融入新的文化因素,同时,也反映出不同时代的社会风气与文人的审美取向。然而,团扇作为宫怨弃妇的象征始终是最主要的文化意蕴,并成为怨女思妇常用的情感载体。     

孟子心性论中的“怨”

怨的产生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具有某些在先的情感;二是具有一个归因过程。在孟子看来,一个怨若是恰当的,则其在先情感必然是恰当的。而在归因方面,怨者要找到某些具有能动性的行动者,从而归怨于他。在此过程中,有德者应先"自反",若原因在于自己身上则怨己,若原因在于他人身上则怨人,若找不到一个具体的所怨者,则怨天也可能成为一个恰当的选项。同时,作为孟子非常重视的一种情感,怨与"四端"具有密切的联系。     

“行为”的界定、分类及其道德意义

行为是有理性的人追求某种价值目标的活动,是认知、情感、意志等诸要素综合作用的过程。按照行为所处的环境可以区分为私人行为和公共行为,二者在特点、范围、方式、目标和功能上各异;按照行为语言学的观点,人的行为也是语言,举止态度都有某种示意作用,表达特定的思想内涵,展示文明水准和人格修养。加强行为语言的教育,增强人们的道德意识,养成遵纪守法、知礼随俗的品德,可以促成人们诚实守信的理念,构筑和谐有序的良好社会秩序。     

《论语》的诗歌功能论

《论语》中的诗歌功能论,是中国传统诗学的核心。此文试图从当代美学视野出发,集中对“兴、观、群、怨”和“无以言”进行再阐释。认为:“诗兴”有三种功能,“诗观”有四种方式,“诗群”指公共性交流,“诗怨”以刺穿社会平衡和建立个体心理平衡来医治社会和个体,“无以言”则揭示了诗语与人的存在的关系。《论语》中的论述,已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诗歌功能论系统。     

20世纪30年代诗人的读者意识与诗歌的交流危机

与20世纪20年代相比,30年代诗人有着更为自觉的读者意识。但诗人与不同读者群体之间的隔膜,又使得整个30年代诗歌面临着交流的危机。左翼诗人重视诗歌的交流功能,但夸大诗歌的社会作用、忽略诗歌本身的存在方式,又妨碍了这种交流功能的实现;现代派诗人力图通过潜心于艺术的探索并忠实地表达一己的体验来赢得读者。但对读者和作者个体心智活动的过分依赖,导致了传达的晦涩,也使他们的作品往往因为难于理解而处于“自言自语”的状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