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可以怨”与“怨而不怒”的再解读

"诗可以怨"和"怨而不怒"是儒家诗学中两个相互联系的重要命题,对中国古代文学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前人与时贤对这两大命题的单独研究已有很多成果,尤其是钱钟书先生《诗可以怨》一文,对前者的分析已到了鞭辟入里的地步。然而迄今为止,却很少有人将二者联系起来分析。事实上,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漫长岁月中,"诗可以怨"和"怨而不怒"这两个命题有着相反相成而又错综复杂的关系,单独分析固然重要,却难免以偏概全。这就需要我们从儒家元典的材料入手,合理说明这两个命题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揭橥其背后所隐藏着的"怨"之文化的整体意蕴。     

《诗归》中的陶渊明——兼论明代复古派对陶渊明的评价

<诗归>是一部代表钟惺和谭元春诗学观念的重要诗歌选本.<古诗归>选录陶渊明诗作数量最多,且评价极高.本文通过<诗归>对陶诗的选录与评点,以复古派对陶渊明的评价为背景,研讨钟、谭对陶渊明的接受情况及原因.     

诗可以怨——试论“豪放”范畴的诗学基础

孔子“诗可以怨”的诗学思想是“豪放”这一美学范畴生成的坚实基础,对“豪放”的研究长期以来基本上局限在词学的领域之内而未顾及此基础,导致不能窥见其全面而丰富的美学内涵,造成了词学史上对它的排斥态度。这种情况的发生,和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支配下的诗教思想“温柔敦厚”是分不开的,它其实是偏离了孔子诗学所提倡的“中和”之美的一种片面的诗学发展方向,尚婉约而斥豪放,不过是它在词学领域中的一种体现而已。但对“温柔敦厚”的彻底清算,则还要等到二十世纪前半叶才能完成。     

从诗与酒看阮籍与陶渊明的不同

阮籍和陶渊明都爱饮酒,都是诗人.但是,阮籍的诗中几乎无酒,而陶渊明诗则几乎"篇篇有酒",其中的原因既在于陶渊明的时代,看惯了乱世的变迁,思想变得平和,更在于陶渊明通过儒家"固穷守节"、"安贫乐道"的修身之道,达到了道家的"抱朴守真"的既躬耕又脱俗的生活境界,诗与酒的融合便缘于此,不是酒与诗彼此融合,而是二者都融合在生活里,成为一体.阮籍诗与酒的分离,亦缘于生活的两面性:表面反礼教,内心执著于礼教,诗与酒的分离实是心灵的自我分离.此外,阮、陶二人亦有着时代思想的传承关系.     

从“发愤抒情”到“不平则鸣”——诗怨内涵演变之“直抒怨艾”路径探析

"诗怨"是中国文学的传统命题之一,随着时代和社会背景的更迭,其内涵也多有变化,而内涵变化背后则是中国传统士人人格和精神状态的变化。从风格上看,孔子之后诗怨命题内涵的演变大致有两种路径:"直抒怨艾"和"温柔敦厚"。从诗怨内涵发展历程看,从春秋战国到唐代这一历史时段的演变比较重要。在"直抒怨艾"的路径上,从屈原的"发愤抒情"到司马迁的"发愤著书"、韩愈的"不平则鸣"和"穷苦之言","诗怨"命题认同"怨"的激发作用,对于诗怨文学运行机制的认识逐渐明确,主体的自我意识以及传统知识分子的使命意识、自我担当意识逐渐增强。明后期"诗怨"内涵的演变基本上是在这一时段"诗怨"命题的基础上延伸和完善的。     

“怨”与“乐”:王昌龄、王建宫女诗情感差异探因

盛唐王昌龄的宫怨诗与中唐王建的宫词,在诗歌史上均颇有影响.两人虽都于诗中描写了宫女妃嫔,但她们的情感心理却显有区别,王昌龄突出表现的是宫女之"怨",而王建突出表现的则是宫女之"乐".形成这一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两人创作的材料来源有别,题材性质各异,仕宦经历不完全相同,表现手法互异,以及盛、中唐社会风气和审美风尚的悬殊.     

钱钟书“如出两手”说辨析——嵇康《家诫》与《绝交》二书的文风差异与思想矛盾问题

钱钟书在《谈艺录》中提出嵇康《家诚》与《绝交》二书“如出两手”之说。诚然,《家诫》与《绝交》二书在创作机缘、文体风貌与思想义涵等方面宛然有别,但其道德立场、人伦理念与玄学态度则并无二致,“如出两手”与“同出一手”并不矛盾。《绝交》二书中的清高简傲是嵇康本真性情的自然流露,《家诫》中的世故圆融则是其人伦理想的高调追求。清高简傲与世故圆融体现了嵇康性格的多面性,性情流露与人伦追求则展现了嵇康思想的复杂性。这些多面性和复杂性辩证统一地展示了嵇康的丰富心灵。     

同类诗与别样情——李白和苏轼女性诗的情感表现之比较

我们常说唐诗主情而宋诗主理 ,其实宋诗也有情。如果将李白与苏轼两人写女性的诗试作比较分析 ,便可发现 :李白多关注民间下层 ,表现的多是民间的感情和世俗的审美情趣 ;而苏轼多表现贵族上层 ,代表的是政治之情和官方的价值取向。     

重释“尽拾灵均怨句新”——论陆游与屈原的关系及陆诗“怨”的特点

杨万里评价陆游“重寻子美行程旧，尽拾灵均怨句新”，历来被解释为陆游诗风似杜甫而爱国思想近屈原，这实际是一种误解。结合陆游本人和他的时代、他的环境对屈原和杜甫的不同认识和评价，把陆游的诗歌放在当时的诗坛上进行比较考察，会得到与传统的解释恰好相反的结论：陆游命运和思想接近杜甫，而诗风接近屈原。陆游与屈原诗歌的共性，在于善“怨”。陆游善于选取具有感伤色彩的素材并在诗中突出其感伤内涵，使诗歌呈现感伤风格。而这一特点在两宋诗坛是一种新异的存在。     

孔子“诗三百思无邪说”正解新探－兼评诗序与朱熹淫诗说

孔子“诗三百思无邪说”,后世大儒及其从者皆以经学解读《诗经》,故有美刺之说、邪正之辨、主次之别。其实孔子是站在仁政的立场,以王道与人性的观点甄选和评价《诗经》的。     

从“诗人之诗”到“才人之诗”与“学人之诗”——北宋边塞诗的唐音延续与宋调新声

南宋降至明清,诗论家先后以诗人之诗、文人之诗、才人之诗、学人之诗为标尺,在意境韵致、诗文融通、议论才情、学识思想等方面探讨唐宋诗歌的审美差异。就边塞诗而言,唐代边塞诗常常借助奇绝壮丽的风光、生动鲜活的形象、意象密集的画面,营造深邃感人的意境,传递慷慨悲壮的情怀,呈现出"诗人之诗"的典型特征。一方面,北宋边塞诗在乐府边塞诗与宋初边塞诗中流露唐音遗韵;另一方面,在复合人才的多重身份、多事尚论的时代土壤、以文为诗的观念技法等因素的推助之下,北宋边塞诗由主情尚虚转向主理务实,由情景交融走向情事交融、情理交融、情论交融,逐渐确立了"学人之诗"与"才人之诗"的宋调新声。这一转变,在庆历前后初具气象,在元祐前后渐臻辉煌,承载着北宋诗家对边防经略的深刻思考,对诗歌创变的积极探索,最终实现了北宋边塞诗由唐音向宋调的转变。     

情感启蒙与“诗教”功能的审美重建——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再诠

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是在"反愚痹""反宗教"和"收回教育权"的时代语境中立足于"国家主义"立场发出的思想主张和理论宣言。通过对康德美学思想的借鉴与改造,"以美育代宗教"具有审美无利害与情感启蒙的学术指向,以期通过"情感陶养"启蒙心智、调和情感以塑造艺术化的"人心"并实现艺术转向和人生美化,进而完成生活改良和社会改造。与此同时,这种人生艺术化转向之思想功能改造,既是一种现代性思想启蒙和建设"新文化"的民族拯救方案,又是蔡元培借助美感教育问题之"教育学模式",试图重建儒家传统"诗教"功能、重建社会理想秩序和信仰体系以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终极追求。这也是其身份、地位和角色所扮演的学术指向背后暗含的更为深层的意识形态症候。     

论意思、意义与意象——兼论“诗本体”

意思有别于意义。实词有相对稳定的意思,独出的词没有意义,意义的最小单元是语言游戏,只有在语言游戏中才能建构意义整体。意义连接了语言系统和生活世界,意思则仅仅从属于语言系统。对词而言,纯粹价值先于意义。意思具有客观性和确定性,意象则是主观的联想。心象和意象均包含图像性质,但心象是浮动的印象,不稳定,未定型,是一种初步的有待指引、展开、完成的模糊辨认,这种辨认需要意向持续、深入地聚焦语言构造的范畴对象。因为人类没有"智性直观",我们不可能全然洞悉诗歌和语言的秘密。     

论古代小说中的“有诗为证”——兼评四大名著中的诗词韵文

中国古代小说中普遍存在“有诗为证”现象的原因有五:与诗的崇高地位、特殊身份有关,与小说作者本身的经历、学养有关,与诗自身的艺术功能有关,与贵真求实的文化传统有关,与消费主体———读者有关。通过对有代表性的四部名著的分析,可以体察古代小说中诗词韵文的基本风貌。     

“诗”与“乐”的相对运动——中国诗歌史别解

苏轼以来,人们只是津津乐道于"诗画"关系;对于中国诗歌史,又习惯于从社会学、历史学的角度进行描述。其实,诗歌和音乐之间的关系更为久远、更为本质。由"诗乐"关系来审视,可以有效地揭示出中国诗歌嬗变的内在原因。具体而言,在最初的《诗经》时期,"诗"与"乐"混为一体;到《楚辞》阶段,"诗"开始独立,必然分离于"乐",但它为了自身的审美价值,又须以"乐"附丽之,以吟咏的音乐美来增强其审美效果;至魏晋以降,这种审美追求的进一步加强就导致"诗"的声律化;再往后,"诗"继续进化,就必然地由口头吟咏的声律之美而渐至于内部的意蕴之美,"乐"入于其内而化为其质,"诗"的深层具备了音乐效应,实现了乐化,在最大程度上表现了音乐效应。由四言而骚而古而律而词,其必然性正在于此。     

《桃花源记并诗》与汉晋民间信仰——兼论陶渊明在汉晋思想史上的独特地位

汉晋以来的民间宗教与太平信仰决定了桃花源故事的民间性.<桃花源记并诗>的文体特征和作为志怪笔记实录、游心寓目的写作意识,透露了它的民间无意识本质.民间性桃源村社暗合了主张个人在同天地社会的自然和谐中获得生存自由的晋以前的传统文化,而同当时上层精英主张在世外寻求解脱的仙境说、净土说等新思潮格格不入.陶渊明诗文的伟大价值就在于它们以素朴的民间形式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基核.     

真挚的情感 美妙的歌声——兼论中学声乐教学的“五性”

歌唱艺术是一门音乐表演艺术 ,歌唱是由感而发 ,深刻的理解和领会声乐作品的情感和内涵 ,是演唱中投入感情的基础。     

“新的抒情”:让情感渗透智力——论穆旦和他的诗

与其说穆旦"最好的品质却全然是非中国的",毋宁说是非古典中国的:非"牧歌的情绪"加"自然风景"的,非单线因果和起承转合的,非和谐统一的。穆旦是一个背靠中国抒情传统、自觉面对矛盾、分裂的现代经验的中国诗人,从40年代开始就对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非个人化原则和崇尚智力的风尚有深刻反思,提出了让感情渗透智力的"新的抒情"的诗歌主张。他始终坚持的"新的抒情"的创作实践,既弥补了诗歌与现实的裂痕,也避免了诗歌单向成为智力活动的危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