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夷夏观念的形成和发展

夷夏观念的形成与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形成、中国文化的演变紧密相联。据林惠祥对中国民族史的研究结论表明,中国远古诸部落之间由于长期不断的争战,逐渐形成了许多民族,并把这些民族概括为华夏、东夷、荆吴、百越、东胡、肃慎、匈奴、突厥、蒙古、氐、羌、藏、苗瑶、罗缅等16系。华夏族在中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农耕经济下先进的农业文明,与其他民族远离中原和游牧经济下落后的游牧文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样,华夏族率先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夏的建立,确立了华夏族在诸民族中的统治地位,标志着华夏文化中心观念初步形成。此后,用华夏文化中心观作为判断和处理夷、夏之间关系的标准,产生了夷夏文化观念。夷夏文化观念包含着两个基本内容:一是确定了以华夏族利益为准则来处理华夏族与其他民族之间关系的原则,二是确立了华夏     

中华“日月文化”源流探索

中华民族的概念是中华各民族,以汉民族为主体,同时包含着五十几个少数民族。从洪荒时代起,中华民族先民就生养蕃息于莽莽苍苍的神州大地。先民们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以汉文化为代表,绵延了五千年以上,尚具有蓬勃生机和旺盛的生命力。黄河流域是孕育人类最大的“共同体”汉族的摇篮。在上古,汉族的前身华夏族包括两个基本单元:东夷和西夏。东夷文化属太阳文化;西夏文化属月亮文化。太阳文化的代表是先殷文化;月亮文化的代表是先周文化。夷、夏长期争斗与和盟,交相融汇,终于走到一起     

东夷与东夷文化

<正> 近年来,治东夷与东夷文化的专著及论文时有问世者,虽撰述时所取角度不同,但认为东夷族非炎黄族、东夷文化与炎帝黄帝所从属的华夏文化亦非同源,而为一独立的文化体系之观点则比较一致。本文拟从纵的方面,即从东夷族活动的史的方面作些论述,指归在于探讨东夷文化在文献中泯灭之原因。才疏学浅,谬误之处望专家正之。一、释名与地望夷人,作为一个民族来说,泛指古代东方之人,但又别于古代的炎黄族。周时,立此称呼以马戎、狄、蛮比类,含有贬义。《周礼·职方氏》:“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礼记·王制》:“东方曰夷,被发文身。”《大戴礼·千乘》:“东辟之民曰夷。”《说文》:“夷,东方之人也。”然周之前,夷字已在甲骨文中     

后羿、寒浞神话传说的历史钩沉

由于羿的名字有夷羿、仁羿、穷羿、后羿之别,其活动时间从五帝时代晚期直到夏代中期,长达数百年,而其行事更是善恶不分,忠奸并容。因为这样的原因,学术史上往往将羿分为几个形象来理解,并认同某些古文献所持态度,把羿当作反面人物来对待。实际上这些都是误解。认识后羿及寒浞的神话传说,至少应该把握三点事实:(一)无论是神性的羿还是人性的羿,无论是族名羿、地名羿、图腾羿,还是酋长羿,实际都是同一个羿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场合的不同表现而已;(二)就有关文献和考古资料可知,以后羿、寒浞为代表的东夷集团曾在中华文明起源及早期发展过程中创造过最先进的文化,东夷民族在当时众多民族部落中是一支实力最强大、影响最深远的民族;(三)战国秦汉文献中,对后羿、寒浞历史形象的批评否定,实际上是在中原文化中心论、夷夏之辨观念影响下,对东夷民族不公正态度的表现。     

山东东部古国史学术讨论会举要

<正> 山东省历史学会举办的山东东部古国史学术讨论会于1983年7月23日至29日在黄县和长岛举行。与会代表34名。会议就莱夷、莱夷文化和莱、(巳其)、纪、齐、莒等东部古国历史进行了讨论。今将讨论的重点问题举要如下: 一、莱夷与莱夷文化问题。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古代有许多部族,人们总称之为东夷。其中居住在今胶东一带沿海的一支强大土著部族叫做莱夷。莱夷历史悠久、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在古东夷文化、甚至在中华民族古文化中都占有重要地位。但自周秦以来,受“万世一系源于黄帝”、“中原     

安徽越族的历史变迁

越族为我国古老民族之一,安徽地区在古代亦为夷人和越人活动的地区,江淮地区就居住有东夷或者淮夷。当时称夷的地区很广,《禹贡》冀州、扬州之鸟夷、莱夷,徐州之淮夷都称为夷。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奴隶制的夏朝的势力和影响,已达到黄河南北直到长江流域。长江以北安徽境内夷人地区,自在夏势力统治之内。所以夏灭亡     

从《容成氏》所记桀逃亡路线看夏文化与西部的关系

当前学术界寄希望于从豫西或晋南寻找最早的夏文化,本文认为夏文化的文化渊源可能在渭水上游。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容成氏》所记汤伐桀、桀逃亡的路线是戎遂→鬲山氏→鸣条之遂→南巢氏→苍梧之野。本文对最后两站南巢和苍梧提出新解,认为它们都在今陕西东南、湖北西北的汉水流域。桀逃亡的意图是想从东方鸟夷大本营逃脱,进入西北夏人的老根据地。陕西在中国上古史框架中的地位需要重新定位。     

上古族群称谓与先秦民族史重构

上古族群称谓,颇为复杂。从语言学角度而论,夷、蛮的原始语义分别相当于用作泛称的"人""民"。和用作泛称的"夷""蛮"略有不同,戎、狄、濮、氐则分别为山岳地带城居的部族、居住在森林中的部族、滨水而居的低地族类、居于水滨或低地平原的族类。戎、狄、濮、氐等族群的区别在于所处环境不同并由此导致生活方式和文化上的若干差异所致。华夏族的形成、发展和壮大的历史构成先秦民族史的主线。在华夏族的形成过程中,各族群之间迁徙混融从未停止过,先秦时期并未形成严格固定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族群概念和夷夏五方格局和夷夏之防的文化观念,将华夏与古代文献和甲骨文、金文中所见夷、蛮、戎、狄、氐、闽、貉、氐、羌、濮、越、僚、胡等族群强为区分,不仅不符合先秦时期的历史实际,而且与经典作家所表述的"具有学术性、科学性和普遍性"的民族概念,相去甚远。随着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等研究的持续深入,科学的先秦民族史理论体系的重建和先秦民族史重构,必将成为先秦史和民族史学界无法回避的全新学术命题。     

从考古发现谈商代东土的人文地理格局

本文利用山东商代考古资料与甲骨文的研究成果,结合历史文献,运用历史地理学的视角与方法,对商代山东境内夷、商两大集团的分布与对峙,东夷集团内部各族系的流动与分化等问题进行分析,并从人地关系这一层面解释山东商文化"南轻北重"局面形成的原因,复原商代东土夷、商之间的人文地理格局,揭示商人东进对东夷集团人文地理结构的巨大冲击,从而进一步探讨这一格局对整个淮河流域地域政治结构的重大影响。     

东夷史研究的硕果——评逄振镐著《东夷文化史》

<正> 本世纪三十年代以前,人们对东夷文化的了解仅限于一鳞半爪的文献记载,而且由于儒家“尊夏卑夷”观点的影响,一直认为东夷文化落后于中原文化;五十年代王献唐先生、七十年代李白凤先生根据过去传世的金石资料、文献资料与当时新发现的考古资料,分别有《山东古国考》和《东夷杂考》问世,给了东夷史以应有的评价,为研究山东古国史和东夷史初步奠定了基础;到七八十年代,随着大量考古发掘资料的问世,对东夷史的研究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先后召开了4次专门学术讨论会,出版了3部论文集。但是由于对东夷史的研究起步较晚,自王献唐、李白凤二位先生之后,尚未有这方面的专著问世。逄振镐先生的《东夷文化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月出版)填补了这一空白。     

从古代汉语透视中国古代的非形式逻辑

中西在文化上的差异性集中体现在语言上的差异性,由于逻辑学的产生根源于对人类思维中推理的研究,而推理的存在又是以一定的语言作为物质载体的,因此,中西语言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西在逻辑形态上的差异,古代汉语自身的特质就决定了中国古代逻辑的发生和发展的路径和形态,使中国古代的逻辑发生发展不是以形式逻辑的形态为其表现形式,而是以具有和古代汉语本质特征相一致的非形式逻辑的形态作为自己的表现形式。     

唐代古文运动与《春秋》学派

唐代古文运动,提倡儒学复兴,致力于文章的经世致用。《春秋》学派则摒弃章句之学,主张学以致用。就文化导向而言,两者皆有相同的批判精神。文章从群体构成及学术思想等角度来探析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如早期古文家的崇儒重教就为《春秋》学派的兴起提供了学术契机,而《春秋》学派经陆质发扬光大后,其致治之学又深深地影响到中晚唐古文家的学术风格及其古文创作。     

论中国古典诗词的虚实艺术

中国古典诗词的虚实手法广博而高妙,以多变与和谐织行其间。本文通过化虚为实、由实入虚、避实就虚、虚实相生等四种虚实艺术手法的分析,拿捏这种虚实关系,审度和挖掘蕴涵其中的艺术风采与价值。     

俗赋在中国古代戏曲中的遗存

俗赋是一种面向观众表演的说唱形式.由于俗赋至唐五代不再流传,加上作为案头阅读赋体的发达,又由于打油诗的发展,致使俗赋在中国古代戏曲中并不多见.作为供读者案头阅读的赋体,也时而被运用到古代戏曲中来,以致造成俗赋与其混淆而被人们忽略.在写人、绘景、拟声、状物上,古代戏曲中还有词话等说唱形式;叙事主要由戏曲中的宾白与唱词所构成的情节来担任,而作为叙事为特点的俗赋在戏曲中只是穿插片断,对剧情的推动作用也不大,这些因素无疑影响了俗赋在古代戏曲中的运用.     

科考时文“以古文为法”与古文之复兴

时文"以古文为法"肇始于宋代科考改革,并成为科考制度下历代士子的共识.这种时文法古思潮和创作实践成为古文得以复兴与繁盛的最根本因素,尤其是适应于应试技法的实际需求,极大地推动了古文文法的探讨与总结,促进了古代文章学的兴盛.尽管科考时文屡遭历代学者文士的诟病,但倘若没有科考时文实际需求的催动,古文的复兴与繁盛将会较为滞后.     

论古埃及诺姆长与王权的关系及其作用

在法老时代的埃及,国王通过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组成的官僚系统对整个国家实行统治.以诺姆长为最高管理者的地方政府,既是王权维持专制统治的重要支柱,又是统一王国的潜在威胁.通过对诺姆长职权的变化进行考察,我们可以看出,从古王国时代至新王国时代,诺姆长在古埃及的官僚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巨大影响力.但是就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而言,诺姆长在与中央王权此消彼长的博弈中,力量逐渐削弱,并成为法老维护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工具.随着王权对国家和官僚系统控制力的不断增强,诺姆长最终成为了专制王权驯服的工具.     

论古希腊罗马社会的重农思想

近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对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罗马的经济发展道路和经济思想,产生了误会。认为古希腊罗马是＂海洋文明＂或＂蓝色文明＂,从开始就走上了海外贸易的发展道路,从而＂重商轻农＂;而我们是＂大陆文明＂或＂黄色文明＂,一直是农业社会,所以＂重农轻商＂。其实这是极错误的观念。从古希腊罗马作家的言论和现代学者的研究来看,古希腊罗马社会和我们一样是极重视农业的;而且从神话学角度分析,古希腊罗马人对农神得墨忒耳和酒神、丰收之神狄奥尼索斯的特别崇拜也反映出他们对农业的重视。因此可以断言,古希腊罗马社会的重农思想是毋庸置疑的。     

试论中国古代的疫情与对策

中国古代十分重视对疫情的记录,先哲猜测疫情与季节、飞禽有关,认为疫疾是一种“戾气”,提出了防疫的思想,并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防疫对策。这些对于我们当代的防疫是有启示的。     

"六经"与中国古代的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是人类文化史上共有的现象 ,但东方与西方却走着不同的道路。中国古代的“文化自觉”早于西方一个时代而发生 ,形成了具有二重性的早熟的特色。中国古代的文化自觉 ,是通过儒家的“六经”而具体展现出来。孔子删定“六经” ,将三代以来的贵族教育内容 (诗、书、礼、乐 )加以转化并推广到民间 ,建立起以儒家礼乐文明为核心的思想体系 ,完成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第一次自觉。这次文化自觉 ,奠定了中国古代儒家文化的伦理类型的基础 ,也为汉代以后中国形成的“经学”提供了基本的文献。     

姓氏文化与古代法律

中国古代社会宗法制度盛行 ,宗族组织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较大的作用 ,姓氏作为宗族血缘的符号和标志 ,人们赋予其很多的文化意义。这种文化对古代法律也产生过较大的影响。本文就传统姓氏文化与古代的家族制度、与古代的婚姻制度、与立后收养制度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