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

古今学术界都用《天人三策》来研究董仲舒,这是个重大的学术误区,《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它不出自司马迁,整个西汉人均未提及《天人三策》.《天人三策》独出于班固,但不能自圆其说1．《天人三策》的第一策是复试卷,第二策才是公共考卷,但第二策非儒学策问,乃百家策问;2．《天人三策》非一时之作;3．董仲舒在景帝时即为有一定名气的“公羊”博士,没有理由再参加武帝初期的儒学博士考试,他任江都相与对策无必然联系;4．《天人三策》前两策不是董仲舒的作品,第三策乃武帝晚年与他的书信往来,且晚于《春秋繁露》与《公羊董仲舒治狱》;5．班固伪造《天人三策》的目的是想把董仲舒装扮成汉代的“儒者宗”.今后我们研究董仲舒不能以《天人三策》为根据,武帝尊儒与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无关,董仲舒在思想性质上非儒家,属韩非的“义政”学说.     

《春秋繁露》的真伪与体例辨析

<正> 董仲舒是西汉时期的著名儒学大师,在儒学发展史上,他的理论占有重要的位置。他的著述,除了《汉书》本传所载的“天人三策”外,现在留传的只有《春秋繁露》十七卷八十二篇(中有阙篇)和《董胶西集》二卷。他的新儒学思想基本集中在《春秋繁露》一书与“天人三策”中。“天人三策”的内容比较可靠,而对《春秋繁露》一书,历史上曾有一些争论,我认为要论证董仲舒新儒学的内容与意义,首先要对《春秋繁露》一书作些简要的考辨,证明它固真是董氏思想的集粹,然后方可讨论其他问题。     

董仲舒的天人理论与君权神授

董仲舒的天人理论是以《公羊春秋》为基础,结合阴阳五行说而提出的。为深化其天人理论的内涵,顺应大一统的要求,董仲舒以《天人三策》迎合汉武帝的需要,又以“三统说”为新王立法。“法天”是董仲舒天人理论的重要支柱,“法天”的目的是通过鼓吹君权神授,以宗教神学强调君主的至高无上。     

董仲舒思想五题

一、“天人三策”与儒学复兴秦亡汉兴,汉室乘秦之弊而得天下,不能不认真思考和总结秦王朝短命天亡的教训,以寻求汉家天下长治久安之道．汉初兴黄老清净无为之学,得以有“文景之治”之初步繁荣．殆至武帝时,无为之学已不能适应亟待建立大一统政治秩序和强比中央集权之要求．富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下诏,广泛征求文学之士的意见,以确立新的治国原则．董仲舒以“贤良”三次应用上策,提出了复兴儒学,以儒家思想整合社会秩序的对策。三次对策即与汉代儒学复兴关系重大的《天人三策》。在“天人三策”对策一中,董仲舒将先秦儒家天命论与阴…     

浅谈《春秋繁露》中的伦理观

秦、汉两代都是大一统的帝国,"宏阔的追求成为秦汉文化的主旋律。"有"汉代孔子"之称的董仲舒,提出以"六经"为行为准则,高举"崇儒更化"的旗帜,在《天人三策》中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此思想体系正适应了汉武帝时代发展的要求。"董仲舒的思想体系是天人感应的目的论,杂以阴阳五行说;以儒家宗法为中心,提出‘三纲五常’的伦理观;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品。"本文就试着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春秋繁露》的伦理观。     

颜师古《汉书注》讹误举隅

唐初颜师古的《汉书注》,学界一致视之为研究《汉书》的必读之书。但由于种种原因,颜师古注有些与《汉书》本义相戾。王念孙《读书杂志.汉书》对此多有匡正,梳理这些匡正,总结颜注讹误的主要类型,是有一定意义的。     

董仲舒对策年代考

董仲舒是在汉武帝元光元年(前一三四年)对的策,这本来在《汉书·武帝纪》中说的明明白白,但《资治通鉴·汉纪九》却把它改为汉武帝建元元年(前一四○年)。司马光还通过他的《通鉴考异》为这一改动进行辩解。清人齐召南在乾隆年间版印的官本《汉书》的考证中支持了司马光,清人沈钦韩在他的《汉书疏证》中也支持了司马光。这一改动、一辩解、一考证,使人们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历史误会:即认为董仲舒的对策引起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建元元年到元光元年这六年间的一系列尊儒术罢百家的举动,都是以董仲舒的对策为动力的。这个误解至今未消除。董仲舒对策之前就已经走     

汉史研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新探

学术界受《汉书》的误导,常把“秦汉”并称,不妥。秦、汉之间,应有“后楚、楚汉战争”;两汉之间,应有“新、更始之乱”等时期。《汉书》还从古为今用的角度,全面作伪董仲舒传,编造汉武帝尊儒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事实上,汉武帝尊儒是“绌抑黄老崇尚儒学”;并且崇尚的儒学是《七经》,不是仅仅《五经》;其中最重要的又是《孝经》,不是《公羊》;《公羊》、尤其董仲舒的《公羊》学是武帝时期滋生酷吏的温床。同时,对学术界常说的“汉承秦制”也要正确理解等。     

颜师古《汉书注》的学术贡献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它在历史学及文献学上占有重要地位。颜师古的《汉书注》在疏通《汉书》文字、解决《汉书》阅读难题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对颜注进行评述,一是颜注对字词句的训释,二是对相关文化知识的补充阐释,三是对旧说的保存和补正。从而说明颜氏《汉书注》在训诂学、文化史等研究上的重要价值。     

论白居易对"天人感应说"的突破--以《策林》为中心

白居易在《策林》中,表述了其旨归民生、人强胜天的哲学观。白氏的哲学观源自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但却突破了“天人感应说”宗教神学目的论的框架,将其引向了社会学,从而使其哲学思想体现出强烈的济世情怀和素朴的辩证唯物色彩。     

评刘向的天人感应思想

刘向是西汉末年的政治家,他继承了董仲舒神学化的天人观念,并在政治斗争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了天人感应思想。刘向撰写的《洪范五行传论》可以说是汉代天人感应思想的集大成之作,《汉书·五行志》就是以此书为基础撰成的。但由于刘向和董仲舒所处的社会环境与政治形势不一样,虽是同一体系的思想,仍有显著差别。董仲舒的天人观念还不足以反映出天人感应思想的全部内涵及其在政治思想史上的作用与地位,刘向是继董仲舒之后又一位经学大师,他的天人感应思想可以说是董仲舒思想的长江后浪,是在董氏思想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要系统地考察和分析汉代天人感应思想,就很有必要对刘向的天人感应思想予以研究。 一 刘向,字子政,本名更生。汉宗室阳城候刘德之子、皇族楚元王的四世孙,约生于公元前77年(汉昭帝元风四年),卒于公元前6年(汉哀帝建平元年)。 西汉末期,农民和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豪强跋扈,官吏贪婪,大肆兼并土地,造成农民丧失土地以至破产,成为豪强的依附农民或流民,有的甚至沦为奴隶。阶级矛盾尖锐,贫富悬殊,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农民起义不断出现,同时,在统治阶级内部,宗室、宦官、外戚和一部分官僚、士大夫之间的斗争也相当激烈。总之,西汉王朝这时已岌岌可危,如大厦将倾,刘向就是生活在     

董仲舒与胡毋生

本文主要辨析:(1)董仲舒不是胡毋生的弟子;(2)赢公不是胡毋生弟子而是董仲舒弟子,并订正《后汉书·儒林传》之误:(3)史书上说董仲舒著书称胡毋生的道德高尚,从《董子》佚文中找出证明。     

董仲舒是地主阶级保守派思想家吗?

董仲舒,西汉大儒。约生子高祖初年,卒于武帝元狩之末或元鼎之初,享年八十有几。①景帝时,他做过讲授儒家经典的“博士”;武帝朝,又先后做过上大夫、江都相、中大夫、胶西相。他上过“天人三策”,《春秋繁露》则是他的代表作。他的理论和实践,对当时以至后来的封建政治,影响极大。应该给董仲舒以怎样的历史地位?目前,史学界、哲学界的看法并不一致。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董仲舒的思想体系是复古倒退的,是反动的,他的理论和主张迎合了地主阶级保守派的要求,并长期地被历史上的腐朽势力所利用。这实际上是把董仲舒说成是地主阶级保守派思想家。这个观点很值得商榷。下面是我个人的看法,不揣冒昧,提供出来,向史学界请教。     

颜师古《汉书注》引宋均说考辨

<正> 颜师古《汉书注》是一部集注性质的本子。所引诸家,见于《汉书叙例》的有:荀悦、服虔、应劭、伏俨、刘德、郑氏、李斐、李奇、邓展、文颖、张揖、苏林、张晏、如淳、孟康、项昭、韦昭、晋灼、刘宝、臣瓒、郭璞、蔡谟、崔浩,共计二十三家。自此以后,千余年来,学者众口一词,咸袭“二十三家”之说。清代以还,曾有人据《史记集解》等史注转引的材料,证明颜师古《汉书注》中,多窃其叔父颜游秦之说,因此,颜师古的《汉书注》二十三家之外还应包括颜游秦。但历代注家都忽视了在颜师古的《注》中,除了颜游秦,还有宋均一家,这是有稽可查的。     

论董仲舒对“天下为公”理念的制度设计——从五四“反传统”的反思说起

五四的"反传统"视域往往用"支持专制"来定性孔子以来的儒家知识分子,实际上"儒教中国"与"儒家传统"截然不同,前者是古代统治者利用儒家思想的治世工具,而后者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天下为公"。董仲舒继承并发展了孔子以来的"天下为公"理念,并试图在汉武帝时期实现"天下为公"的制度化。《天人三策》所内蕴的"推明孔氏"问题,其目的是凸显孔子"素王"的地位,实现《春秋》("素王"之文)为汉帝国立法,有效限制君权,这是"天下为公"的法治保障。《天人三策》内蕴的"抑黜百家"问题,是为了纯化官员团体,实现儒家士大夫与君主的"共治天下",而"抑黜百家"在教化制度上的落实则是"兴太学",在制度层面推进"选贤与能"与"讲信修睦",这是"天下为公"的德治保障。董仲舒制度化"天下为公"的努力受到了古代帝制与五四思潮的双重否定,古代帝制"霸王道杂之"的治世理念限制住了儒家"君臣共治"的理想,五四思潮所追求的"大众民主"对儒家的"精英政治"理念予以批判。董仲舒对"天下为公"的制度设计的政治遭遇,内蕴着"道统"与"政统"的内在冲突。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辨

《汉书·董仲舒传》载董仲舒的对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武帝纪·赞》又将它概括为“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这就是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由来。     

试谈《战国策》的“体”及其形象性说理的特点

按照曹丕的“书论宜理”的文体分类,“战国策”当属于“宜理”的“书论”范畴、就其目的、作用、影响及其本身特点来看,它上承春秋行人辞令、下启历代之策、对、专论,应是属于政论文的范畴。 值得的注意的是,《战国策》在“论证”时,更多的不是抽象的逻辑演绎,而是用     

《“楚”“荆”小考》考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七日《文汇报》第三版载有《“楚”“荆”小考》一篇考证性的文章。文章中有句话是这样说的:“《汉书·高帝纪》贾逵注也引以《史记·正义》(似应作《史记正义》或《史记》正义,因‘正义’并非《史记》篇名——笔者),认为‘秦庄襄王名楚,故改讳荆,遂行于世’”——并且注明,这句话在《汉书》中华书局标点本第58页。看副这句话,不免要引起两点疑问:其一,现在见到的东汉班固撰的《汉书》,虽然后世注家多至数十人,但通行的只有唐初人颜师古的注。历史上     

王昭君故里考

近年,报刊上发表的一些介绍和涉及到王昭君的文章和著作中,有说王昭君是今湖北秭归县人的,也有说是今湖北兴山县人的。这两种说法究竟哪一种对呢?有关王昭君的史料记载,始见于东汉班固撰修的《汉书》。但作者并来指出王昭君是何地人,记载得也很简略,对王昭君的家世几乎没有提及,只是同朝人文颖在注解《汉书》时,称王昭君是“本甫郡秭归人也”。文颖曾任荆州从事,荆州被包括在南郡。也许有这个原因,文颖本来不是注释《汉书》的名家,也得到后世尤其是唐代注家颜师古的肯定(见《汉书·元帝纪》)。在南朝人范晔著的《后汉书》中,也有一节关于王昭君的记载,只是说王昭君是“南郡人”。究竟是南郡何处人,也未载明。我们现在说王昭君是秭     

传:赋之变体

赋与传，彼此间可谓泾渭分明：前者属文学，后者或入经学，或归史学。但在先唐文献中，二者确乎有过一段文字姻缘，结出的果实虽不算丰硕，却堪入精品之林。我们不妨循着语义递嬗的轨迹，在严格的文体分类之外，接续上这一失落的历史谱系。一首先从一桩历史公案谈起。《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说：“初，安入朝，……（上）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颜师古注：“传，谓解说之，若《毛诗传》。”王念孙《读书杂志·汉书第九》“离骚传”条第一次指出“传”为“傅”字之讹。他认为：“‘传’当为‘傅’。‘傅’与‘赋’古字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