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新释

《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一是《诗》《春秋》皆记史,《诗》以韵文记事,是史诗时代的传统,《春秋》以散文记事,标志着史书编年记事体的成熟;二是周公制作《诗经》是作为政教之本,以开升平之世,孔子作《春秋》则是昌盛周道,拨乱反正,其义相承;三是孔子以周公为尊,以继承周公之志为平生之愿。     

孙诒让“周公作《周礼》”说评析

《周礼》一书于诸经最为晚出,且记载多有不合之处,因而历来存在很大争议。刘歆最早提出《周礼》为周公致太平之道,经过礼学专家郑玄的认可,这种说法后来得到更多的认同,孙诒让作《周礼正义》也延续此说。为了弥合"周公作《周礼》"这一默认前提,孙诒让有时不得不勉为其说,把歧异之处解释为时代差异是最常用的方法。孙诒让的学术背景、经学立场、个人局限,以及当时激烈的今古文之争,都是他延续旧说的重要影响因素。     

胡安国对《春秋》之理学化诠释——以《春秋传》所论义利之辨与上下尊卑关系为中心的讨论

胡安国自觉承接理学道统,以理学家高度重视的“义利之辨”为孔子作《春秋》的重心,并以此为基础展开诠释.他认为,王道、天理是“上下尊卑”的根基,义利之辨是《春秋》所载违背尊尊之史事的根由,而孔子对史事所作褒贬是对义利之辨寓意的显现,深入体察孔子笔法,有益于具体地把握超越性的王道、天理.通过把《春秋》与孟子义利观、二程理欲观紧密糅合,胡安国实现了对《春秋》的理学化诠释,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经典的理学化”与“理学的经典化”.     

孔子“修《春秋经》”之说乃“乌有之谈”－－二驳牛鸿恩先生之“驳议”

牛鸿恩先生大作《厌弃〈春秋〉尊〈左传〉》 ,批驳笔者关于孔子作《左传》蓝本的观点 ,一口认定孔子“作《春秋》”是“修《春秋经》” ,说是“一经三传 ,都以为经为孔子所修 ,这是司马迁所已具备的观念”。这也是历代经生迂儒的传统习见。本文以一经三传的事实入手 ,证明“修《春秋经》”说 ,实乃“乌有之谈”。     

试论《孟子》中舜与瞽叟的父子关系——以“亲亲”、“尊尊”为视角

在孟子视域中,被尊为圣贤的舜与其父亲瞽叟的父子关系具有特殊意义,即用以回答父子之亲和君臣之义何者为先的时代伦理问题。咸丘蒙之间和舜＂窃负而逃＂则集中表明了孟子的父恩重于君义。这种父子君臣观上承子思的理论脉络,中间经历长期的历史湮没,后为黄宗羲重新发掘并成为其对君权反思和批判的思想来源,因而具有丰富的理论价值和深远的道德意义。     

《三国演义》的“春秋特征”及其成因

《三国演义》一书深受《春秋》的影响,具有比较明显的"春秋特征"。《三国演义》"拥刘反曹"的思想观念是"春秋大义"的体现;小说中一字而寓褒贬的"春秋笔法",对历史材料的"笔削"以及"简而有法"的叙事方式都明显地受到《春秋》的影响。罗贯中作《三国演义》与孔子作《春秋》有着相似的创造动机;《春秋》本身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另外,我国古代文学有文史不分的传统。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三国演义》"春秋特征"的形成。     

《虞书》与“王道”：礼治的“王制”原型研究

今存《虞书》5篇居《书》之首,以尧、舜、禹的叙述为文理的核心,孔子、孟子指引当世施行仁政王道的重要典据,是儒家经学义理的关键。《礼记·中庸》《史记·孔子世家》的叙述语境,清楚显示孔子处理传世的《书》,焦点放在“礼”这一重要关节。孔、孟关注《书》中有关尧、舜的内容,标榜尧、舜之道,关键是其中的礼义与礼制。格、致、诚、正而至于修、齐、治、平,一以贯之,皆因之体现。《虞书》构成“圣王”制礼作乐的典范,体现“王道”意义。     

老子《道德经》中“礼”之探微——兼及早期周孔之礼比较

老子说礼是＂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多数学者认为这是老子针对孔子＂克己复礼＂的主张而提出的反对意见。随着对老子研究的深入以及地下出土文献的开掘,传世文献中的一些记载也有可供商榷之处。合理地界定老子之＂礼＂、周公之＂礼＂和孔子之＂礼＂三者各自所指范畴,不难得出结论：老子的思想是针对周公之＂礼＂提出的。老子和孔子对＂礼＂范畴的界定并非指向同一层面,但内在精神具有一致性;二者都对周礼进行了批判性改造。     

从《论语》看“孝”

中国古代是一个宗法社会,其信奉的一切伦理道德纲常中,“孝”被视为最基本、最重要的德目之一。“孝”在孔子“仁爱”理论体系架构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其行孝之法分为物质奉养、情感慰藉、奉之以礼及从义不从父。孝的教化作用,其一在于它实质上巩固了封建社会上行下效、下不犯上的等级关系,这一点被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所看重。然而,这并不是“孝”的终极意义,行孝是修养君子性格,以成“仁”道。     

王安石建构“春秋学”的交游策略

透过王安石的早年交游,可以发现:一是他基于太原王氏后裔的宗法情结,常与王令、王回、王晳、王曙王益柔父子等同姓交往,主动吸纳同宗家学系统中的春秋养分;二是他任职地方,在政治边缘地带以中下级官员身份,广接孙觉、常秩、丁宝臣等春秋学人。日经磨砺,他基本建成一种反正宋初主流春秋学(以孙复为代表)的王氏春秋学。不过,由于缺失政治、知识和话语策略的综合支撑,王氏春秋学对于后起的断烂朝报黜《春秋》等政治谣传,皆不能形成有力防卫、抗辩和强势反击,以至于真实的王氏春秋学史也终被埋没无踪。     

再看《春秋》笔法——以清华简《系年》与《春秋》经传对国君死亡事件的记录为视角

清华简《系年》与《春秋》经传在记载国君死亡事件时采取了不同的记述方式。《系年》在记述一国之君杀另外一国之君时均用＂杀＂字而非＂弑＂字,基本句式为＂某杀某＂,这与《春秋》经传的记载类似。但《系年》在记载国君被该国臣子所杀的时候,几乎都用＂杀＂字,这与《春秋》采用＂弑＂字表明褒贬明显不同。《系年》对孺子王被灵王所杀,灵王被公子比所杀均未非常明确地采取＂某杀某＂的记述方式,这可能源于《系年》的记述者为楚国人,所以对本国国君的遇害采取了＂内讳＂的方式。对＂弑君＂事件的不同处理,可从另一侧面佐证孔子对《春秋》确实进行了修订及＂《春秋》笔法＂的存在。     

“文以宣化,字以载道”——从《说文》看汉代儒学的价值系统

《说文》将文字的功能定位为"宣化载道",故其对文字的阐释着意揭示了文字所载之道,其道主要体现了汉代儒学价值系统,此一价值系统的根本主题在于探寻由阴阳观、教化观、德化观所构成的天人一体关系。阴阳范畴为汉代儒学价值系统之基石,它贯通作用于整个宇宙、社会、人生;教化观建立在阴阳观基础上,以王侯为教化主体,以人性最贵为前提,经由神道设教、"三才之道"诸教化活动展开;汉儒有意将儒家价值扩展为宇宙的普遍观念,使整个世界披上了浓重的德化色彩,这在《说文》对器物之德、禽兽之德的诠释中体现得尤其鲜明。总之,《说文》对汉字的独特诠释,从一个新的视角真实深刻地反映了汉代儒学的价值系统,显示了汉代儒道互渗的特色,对当前价值系统的重建具有借鉴意义。     

“无体之礼”：先秦礼学思想的发展与转向

《礼记·孔子闲居》篇中记载的"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以"无体之礼"为主。孔子讲的"无体之礼",其实是儒家礼学思想发展的一个必然的看法。孔子在晚年对礼容提出批评与扬弃,一些擅长礼容的儒家学者也受到主流儒者的批驳。战国时期子夏学派提出的"无体之礼",不但是儒家礼学思想从孔子、子夏过渡到荀子的一个重要思想环节,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战国直至汉代礼学发展的路径。     

“《春秋》五例”与“隐义以藏用”：“《春秋》笔法”与中国文论话语的会通

＂《春秋》五例＂和＂隐义以藏用＂在＂道—圣—文＂的话语模式中逐渐成为中国文人公认并效法的权威学术话语。首先,与《春秋》笔法贵曲相似,古代文论家们认为文学创作应采用一种曲折迂回的言说方式,即不能直说,而必须绕着弯儿说。其次,与《春秋》笔法用晦涩相似,古文论家也崇尚含蓄蕴藉。第三,与《春秋》笔法之贵曲用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褒贬劝惩相似,有些文论家强调曲折迂回,崇尚含蓄蕴藉也是为了更好地＂美刺箴诲＂。而中国文学作品中影射技法的产生和兴盛,则既受《春秋》笔法尚＂隐＂观念的影响,也是封建专制强权政治压迫文学的结果。     

对孔子思想中"孝"的再解读——以《论语》为主要文本

"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的含义有一个演变的过程.以<论语>为主要文本,把关于"孝"的记述加以系统的贯穿,会发现孔子用"敬"和"仁"对"孝"的内涵进行提升,既把"孝"收束为内心的"敬",又把"孝"散发为外在的忠、友、信."礼"只是"孝"的外在表现,"仁"才是"孝"之本."孝"中的"敬"之说以及"孝,人之本与"是理解孔子的"孝"的关键."孝"的现代价值不在于养老,而在于子女对父母的情感关怀.     

“春秋文学自觉”论——兼与赵敏俐先生《“汉代文学自觉说”反思》商榷

在春秋时期人性觉醒和艺术觉醒滋养下,春秋文学开始自觉。六经对形式技巧和审美意识的自觉追求、六经的文体分类、在经学研究中形成的自觉的文学理论意识、春秋士大夫赋诗言志修饰辞令、孔子对文的重视及《左传》的"有意为文"均可作为春秋文学自觉的明证。"春秋文学自觉"是本是源,"汉代文学自觉"及"魏晋文学自觉"是末是流,是文学发展史上的规律性的"再醒觉"。探讨中国文学自觉应该从本源探讨起,这对弘扬中华民族悠久而优秀的文化传统意义重大。     

孔子思想再阐释——以《论语》中的“远”为考察中心

孔子的思想体系建立在他对个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个人三种关系的理解之上。远作为这三种关系的一种描述方式,在孔子思想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学界对《论语》中远关注较少,因而以远为线索梳理孔子思想不仅饶有趣味而且具有相当的理论意义。     

经学的数术化与数术的经学化——以汉代《洪范》五行学为中心

与“六艺”之学一样,数术具有悠久的知识传统,并在晚周的书面化进程中建立起一定的系统性,其中一部分更从有司所职的专门之学演变为具有社会影响的公共知识。以京氏《易》学、《洪范》五行学、齐《诗》翼氏学和《春秋》公羊学为代表的汉代经传将数术知识融入传统经传的阐释之中,从先秦儒学的立场来看,这导致汉代经学数术化的发展倾向;但从数术知识的立场看,则表现为一种经学化的发展历程。从后一视角出发,考察汉儒本于“六艺”而整合数术的意图、方式与困境,同样是汉代经学史研究的重要维度。     

汉代越地楚歌诗及越文化的走向——以《吴越春秋》为中心

楚歌诗是汉代的主流艺术形式。《吴越春秋》中的楚歌诗并非先秦成诗,而是汉代越地文人赵晔的自创,或自出机杼,或改写史料,是汉代越地楚歌诗的代表。这些楚歌诗既继承了楚歌诗以＂悲＂为主的情感特征,同时也表现出越文化特色,在情感表达上更加强烈、复杂,篇幅增加,语言更为丰富细腻,有明显的文人案头创作痕迹。汉代越地楚歌诗的出现是在汉代大一统社会背景下楚文化风尚及地域文化转向的产物,它反映出越文化在汉代与主流文化逐渐趋同、融合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