祀行仪式与《诗经》相关乐歌的生成

用于祭祀行神的祀行仪式，包括按时举行的常祀仪式与出行中的非常祀仪式，两周列入国家祭典，成为常祀制度。秦汉以祀井代替祀行，祀行不再列入国家祭典，遂湮没不闻。汉儒不甚明晰祀行仪式，未能从礼制角度阐释《诗经》中祀行乐歌的乐义。结合《仪礼》《礼记》《周礼》相关记载，可以辨析使者出行的祀行仪式，如《皇皇者华》用于聘使行前祀行，《四牡》用于行后报归，《小明》用于行役者岁末祀行。祀行仪式的礼义，重在体恤使臣的辛劳；祀行之歌的乐义，在于抚慰行役者的辛劳。从祀行制度的视角，可以重诂讽喻之诗的诗义，补充传统注疏的不足，重新观察诸多诗篇的生成语境。     

西汉国家祭祀中的方士

方士在西汉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在西汉国家祭祀的建设和改革中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西汉中后期,方士在国家祭祀中经历了两起三落,这时的方士属于祭祀中的旧势力,是不利于儒家祭祀礼仪发展的。王莽依据儒家经典《周礼》建立"元始仪",彻底改变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祭祀格局,从此方士彻底退出了国家祭祀的历史舞台。但其思想仍影响后世,刘秀在建立东汉之时就利用了方术中的谶纬之术,更甚于在临死之前使得谶纬之术法定化。     

《礼记》祭礼命名解读

先民通过给万物命名建立了“语言”与“存在”之间权威性的对应关系.《礼记》的祭礼命名系统讲究“用词细致有别”,祀天曰“郊”,祀地曰“社”,周代庙祭春曰“神”、秋曰“尝”,驱强鬼之祭曰“禓”,岁终合众神而祭之曰“蜡”,在军队驻扎地祭祀曰“杩”,祭有牲血之属曰“祭”、无牲血之属曰“荐”,于庙门旁祭祀曰“祊”等.祭祀文化弥漫于社会生活之一切领域,统治者通过各种祭礼建立与各种神灵、天地山川“隐秘的、神意的关联”,获得对土地、人民的“合法支配权”.尽管语言处在永无止境的变化中,但“最初的命名人”已将文化基因注入了“原始词语”,祭礼命名承载着古老而生命绵长的民族文化传统.     

《诗经》祭祀诗的诗体变迁与程式化叙事探论——以“尸”之主题为个案

搬演受祭祖先的尸存在于祭祀全过程。与此相关,《诗经》祭祖诗中存在大量尸之主题。这一主题在《颂》中消隐,在《雅》中或显或隐于嘏辞而大量存在,祭祀诗和祭祖仪式的张力关系决定了尸之主题的呈现,进而影响了《诗经》诗体构型和结撰技术的发展。     

论祭祀黄帝的传统和现代公祭黄帝的意义

祭祀黄帝滥觞于先秦时期的祖灵崇拜,秦汉以后长期保持着黄帝作为方帝和帝王的并行祭祀格局。魏晋时期发生的五帝是方帝或人帝及宋代五帝的帝名、帝号之争,透露出祭祀礼仪的繁琐和认识的歧异。元代至顺以后,官方祭天祀典中摒除了五帝之祀,形成了黄帝作为历代帝王之一或人文始祖享祀的传统。崇拜黄帝的传统是文化认同的结果,祭祀活动本身表达的是对去者的追思和生者的希冀,更是团结海外华人构筑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     

《海经》“群帝”考

通过对《海经》中所载"群帝"或"众帝"的名称及其谱系的分析,认为黄帝、帝喾、帝俊、帝舜实为一人,乃是上帝;帝鸿即帝尧亦即太皞、昌意;少皞即帝挚,亦即《海经》中的戏,他应该是帝尧之弟继帝尧为帝者,《世本》《史记》中说他是帝尧之兄的说法不可靠;韩流为《竹书》中的帝乾荒,曾继帝挚为帝;帝丹朱即驩兜、驩头、讙头、讙朱,是帝颛顼之子而继颛顼为帝者。帝尧、帝挚、帝韩流、帝颛顼、帝丹朱是唐虞时代的五位帝王,一代为兄终弟及,其余为父传子,先秦所谓的五帝时代、唐虞时代是相同的概念。"五帝"传说是真正的古老史传,并非战国时人的杜撰,也可以证明战国时代儒、墨所谓"尧舜禅让"的说法根本是子虚乌有。     

读《西夏史稿》札记五条

吴天墀同志的《两夏史稿》一书,于一九八○年十二月出版后,受到史学界的好评。徐中舒先生在为该书作的序言中说:“天墀同志现在写出这样一部文笔通畅、组织严密的新著,这就给荒芜寂寥的西夏史园地带来了春天的气息。”这个评价是公允的。但是正由于《西夏史稿》是拓荒之作,所以在史料运用的考订不免偶有所失。现在摘出五事,兹就教于吴天墀同志,并以为爱好《西夏史稿》的同仁共商讨砌磋,以推进对于西夏史料的疏理。西夏史的研究是学术界的薄弱环节。现在随着大西北的开发,正日益引起学术界对西北史地研究的重视。因此这里讨论的,尽管只是几条西夏史料的处理问题,但是,是很有意义的。     

“以数立言”与九言诗之兴——谢庄《宋明堂歌》文体新变考论

"以数立言"是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诗歌创作方式,始见用于刘宋谢庄《宋明堂歌》。其出现原因与传统祭祀"礼神者必象其类"的礼仪、魏晋以来新文体观念、刘宋孝武帝朝"复古与创新"的制礼风尚及陈郡谢氏家世礼乐学养有关。此后南齐谢超宗造《齐明堂歌》、谢朓造《雩祭歌》,北朝祖珽造《北齐五郊迎气乐辞》、庾信造《周祀五帝歌》和《周五声调曲》,皆"以数立言",建构了歌诗文体样式与其歌颂对象相对应的礼仪,反映出特定创作者与创作时代的礼乐、文体与学术取向;并在依五行"金数九"立言的名义下,采用既往不入歌谣之章的九言体作乐府歌诗,促成古代九言诗创作的第一次勃兴。清代康乾年间,文人"取诸九昭阳德"、"乾元用九"之数立言作九言颂圣诗,再次引发九言诗的创作热,这一过程为现代新格律诗选择九言体作为发展方向创造了条件。     

七祀与《大司命》《少司命》的祭义

周代有七祀之制,王及诸侯皆祀司命。司命有二:一为百姓所立,祀于国中;一为王室所立,祀于宫中,司王与诸侯之天命、爵命。从楚简来看,楚所祀司命与《周礼》《礼记》所载制度相合。《九歌》中,《大司命》言楚王薨后灵魂升天,《少司命》言新王继位而受命,其中所歌细节合乎楚怀王、顷襄王之际史事。秦汉后,王与诸侯的司命之祀式微,司命演变为民间泛祀小神,二司命的早期祭义遂湮没不闻。     

出土简牍所见“祭祀”与“祷祠”

传世文献中,关于祭、祀、祷、祠、祭祀、祷祠等用语和礼法,都有明确规定。祭祀是正祭,为四时常祭;而祷祠则是"非常之祭",即散祭,是因事起祭的临时行为。祭祀的规格高于祷祠。祷是为了解除灾难,它在祠之前举行,而祠则在得偿所愿之后举行,是对祷的还愿之祭。楚简所见的宗教活动中,有固定的"祭祀"行为,而不仅仅只有"祷祠"。楚简中的"内斋"和"野斋",与儒家祭礼中的"致斋"和"散斋"可以对应。所以,将楚地出土的这类简牍命名为"卜筮祭祷简"比较合适。通过楚简、秦简和汉简中关于祭祀、祷祠的用词频率统计,可以分析出,秦人的"祠"就是礼制中的祭祀。此前学者将秦人的"祠"与"祭"对立起来,并由之引申出秦人重实用、重政治,楚人重巫鬼、重祭祀的结论,并无根据。     

略论臧荣绪《晋书》的史料价值

臧荣绪《晋书》括两晋历史为一书,材料详实内容丰富,是唐修《晋书》的底本。该书虽已亡佚,但通过对其辑本的分析看,其史料应多来源于萧齐以前的众家晋史和起居注,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既可纠正唐修《晋书》之讹误,又可补充其缺漏,是晋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     

《中国历史．喀喇汗王朝史．西辽史》读后感

《中国历史·喀喇汗王朝史·西辽史》并不是对《喀喇汗王朝史稿》、《西辽史研究》和《西辽史纲》的简单再版合辑,较之前著在史料上的该书更加深入和丰富,方法上的博征中外学人,使原书观点更具说服力,内容更为全面。     

我国第一部研究喀喇汗王朝专著再版——《中国历史．喀喇汗王朝史．西辽史》评介

《喀喇汗王朝史稿》再版《中国历史．喀喇汗王朝史．西辽史》一书，分八个部分整体呈现喀喇汗王朝全貌，是在国内外第一部研究喀喇汗王朝的专著《喀喇汗王朝史稿》的基础上的补充和完善。作者在史料上汇通中西，方法上基于传统历史学方法又不拘一格对于诸多争论做出判断和论证，使得喀喇汗王朝这一历史陈迹更加充实和鲜活。     

汉唐时期王朝国家的海神祭祀

在汉唐时期的国家祭祀中,海神作为山川神癨的一员而得受祭祀,居于五岳、四镇之后,与四渎等同或略高。海神祭祀的方式有两种:一是郊祀配祭,即在天子亲祭或拟设天子亲祭的郊祀中配祭海神;二是海祠祭祀,即由天子委托官员前往海神祠进行祭祀。国家祭祀的四海神,是根据人们对于"天下"的构想而设计出来的、政治文化意义上的海神,并非民众信仰的、来自具体海洋的海神。王朝国家的海神祭祀与滨海人群的海神信仰和祭祀,基本上属于两个互不相涉、相对独立的系统。     

朱熹《家礼》祠堂礼制的宗法制思想

朱熹《家礼》祠堂礼制的宗法制思想突出,要义有三:第一,祭祖制度.《家礼》祭至高祖的四时祭法以及冬至、立春、季秋三祭的规定,与程颐的观点一致.《家礼》大宗与小宗的祭祀秩序及宗族结构,与《礼记》别子宗法类似.第二,宗子之法."大夫不夺宗"可为《家礼》坚持选立嫡长子的宗子法提供理论支撑.受科举制影响,张载、程颐认为选立宗子更应偏重贤能、仕宦,并以"诸侯夺宗,圣庶夺嫡"作为礼制依据.宗子法的不同是其他人与《家礼》设想的宗族稳定社会秩序的不同作用方式的体现.第三,支子的祭祀权利.以王懋竑《家礼考误》为线索,《家礼》比《礼记》在重宗的前提下扩大了支子在代数、场所两个方面的祭祀权利.     

《古文苑》收录之宋玉赋校记

《古文苑》一书编定于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至三十一年(1161年)之间,非"唐人删节之本"。该书收录了大量的先唐作家作品,有着重要的史料、校勘和辑佚等价值。本文即是对《古文苑》所收之六篇宋玉赋所做的校勘,分析比较了朱碧莲与吴广平两先生的译注,提出了自己的是非判断。     

盛世下的虚空--从汉《郊祀歌》看汉武帝的精神世界

此文从《郊祀歌》着手来分析汉代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精神状态。汉代《郊祀歌》本是祭祀天神地祈与歌颂祥瑞之作,却因为统治者的意愿使其充斥着神的散漫与人的欢娱,从而呈现出自娱自祀和求仙渴望长生的旨趣。究其原因,乃与汉武帝好大喜功与忧生惧死的心态有关,表现了汉武帝作为一代雄主的野心以及对人生短促的慨叹和对永生的渴求。此外,它也受了楚风的影响。     

多民族“中国”的构建:司马迁《史记》的“中国”观

司马迁《史记》所使用的"中国"一词,虽然有指称"一国之中心"、"中原"、"华夏汉族"和"文化"等涵义,但主要的还是用来指称国家政权。书中称夏、商、周国家政权为"中国",包括夏、商、周国家政权控制的各族人;虽然也称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各国为"中国",但后来所称"中国"则包括楚国,并出现秦国以"中国"自居的现象;称秦汉为"中国"则包括秦汉国家政权管辖的各族人。书中所使用的"中国"一词,还用来指称"九州"和"十二州",将"中国"与"九州"、"十二州"、"天下"、"五服"、四海之内联系起来,也不是用"中国"单独指称华夏和汉族。书中不仅将华夏汉族说成是"炎黄子孙",还将少数民族说成是"炎黄子孙",构建了范围更大的多民族"中国"。这种多民族"中国"的构建,既是司马迁依据历史文献记载,对中国多民族凝聚为"中国"的历史总结,也与儒家的"天下观"和"大一统观"密切关联,更与司马迁生活在西汉大一统时期强调"大一统"的现实需要分不开,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中国古代遗产保护制度研究

自距今四千年左右的殷商时代起,中国就有见诸文字记载的祀典制度存在。祀典制度就是古代版的遗产保护制度,与现代西方的遗产登录制度相当。《礼记·祭法》所确立的"法施于民则祀之,以勤死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的五大原则是最早对祀典准入制度的文字记录。《尚书》关于殷周之交祀典传承的记载以及夏商周三代天子诸侯祭祀名山大川的活动是最早的具体运用祀典的明确记载。本文从《祭法》所确立的五大原则、一个已经存在三千余年的遗产登录系统、圣贤崇拜与遗产保护意识的养成等三个方面通过大量文献信息的征引,说明祀典制度即古代的遗产保护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的事实。     

《诗经·周颂·丰年》主旨辨正

《周颂·丰年》是《诗经》农事诗中比较重要的一篇。关于此诗的主旨,迄今为止,主要有＂报祭宗庙＂、＂秋祭四方、冬祭八蜡＂、＂祀田祖、先农、方社之属＂、＂祭上帝＂、＂藏耤收＂五大类观点。经考察诗歌文本的内在逻辑关系、重点字词的含义以及诗歌的功用,可知,《丰年》是籍田收获后告祭先祖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