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永佃权的清代国家法与习惯法之比较

永佃是民间自发产生的经济制度,佃农因支付押租或因垦荒改良土地而获得永佃权。永佃权提高了佃农地位,但地主与佃农的权利关系并不明确而带有模糊性,争诉频发。起先国家法禁止永佃,但永佃权是市场规律在起作用,法律禁而不止,所以国家法予以默认。相对于国家法,习惯法的规定更详细,但习惯法比较分散,效力也弱于国家法。清代永佃法律并不统一,无法使永佃权从自发制度转化为规范制度,削弱了永佃权的功能。     

江津县减租退押运动研究

传统时代的四川乡村存在一个高度发达的土地信贷市场及乡村金融市场。押金与地租之间的关系是土地农业经营与商业投资之间的关系。1950年开展的减租退押与市场化的加押减租完全相反,这场运动对于乡村土地市场及金融市场的打击是致命的。虽然1950年底—1951年初的减租退押具有产权清理和经济退赔的性质,但江津县减租退押胜利果实的绝大部分,通过各种方式分配给了农民,由于1951年江津县新增农业税正好与此果实数相等,所以,可以将减租退押的胜利果实看作是1951年新增农业税之来源。江津县的个案具有全国性的普遍意义,既有的阶级理论值得重新思考。     

从剥削到契约——近三十年清代租佃研究范式的转换与反思

在传统学术理论中,清代租佃被认为是地主对佃农的剥削.近三十年,学术界对此进行了反思.就本质而言,租佃不是剥削而是契约.地主与佃农具有不同的社会分工.通过租佃,地主土地与佃农劳动力有效结合,解放与促进了社会生产力.而且,双方通过协商而非强迫的方式确立租佃关系.学术界初步完成了研究范式的转变,但仍应需从更长历史时段重新审视租佃,以期更了解传统租佃性质与功能,从而有助于更清晰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的真实图像.     

押租制与农村社会经济生活的变迁——以苏南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随着人口的快速增加,近代苏南农村和全国各地一样,人地矛盾越来越尖锐。在这种情况下,各种旨在加重剥削程度和对农民人身控制程度的地租形态和制度先后出现,押租制便是其中的一种。对于押租制的深入研究,有助于人们对旧中国苏南地区的社会经济情况有一个更为全面系统的认识。     

宋元私田地租制度

一、前言 我国历史上封建生产关系所构成的地租制度,大抵自战国至中唐以前,主要行佃奴制,唐中期以后至清前期,主要行佃农制。均田制的崩溃,则为其转捩点。 由于中国是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农民具有二重人身依赖关系,地租归地主,赋役归国家。租佃制下的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不限多少”,自战国以来已然。这与欧洲中世纪王权衰落,“农奴制”下的份地上的农奴之于领主,只有一重隶属关系,是大不相同的。 自中唐以来,“均田制”已成了历史上的名词。由于“田制不立,不抑兼并”(《宋史·     

試論拜占庭帝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几个問題

关于拜占庭帝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问题,史学界经过多年的论争,迄未取得一致的看法。有些人认为:由于奴隶制经济危机以及科洛尼佃农制的流行,从公元四世纪起,拜占庭帝国奴隶占有制剥削形式便让位给早期封建剥削形式。但另一些人则认为:四至六世纪的拜占庭帝国奴隶制关系还占优势,只有到了七世纪,在斯拉夫人入侵和帝国境内奴隶、隶农革命运动打击之下,拜占庭帝国奴隶社会才告崩溃,他们认为无论是被赋予彼库里的奴隶或科洛尼佃农都还不是封建社会的直接生产者。那么,拜占庭帝国奴隶制度崩溃和封建社会产生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彼库里奴隶制和科洛尼佃农制到底能否视为已经形成的封建生产关系形式?拜占庭帝国社会经济发展     

试论宋代乡村客户的法律地位

自唐中期以后,经过五代到北宋初期,封建租佃制广泛地发展起来,特别是在“以峡州为中心,北至秦岭,南至海南岛这条南北线的东侧,即广大的东部地区,则以封建租佃制居支配地位。”在租佃关系中,乡村佃农成为直接生产者的主体,地主则利用土地所有权来占有佃农的剩余劳动。地主与佃农之间形成了以租佃契约为钮带暂时结合的经济关系。作为“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要求”的法律,必然随着经济关系要求的变化而变化,而地主阶级国家则利用立法“为每个阶级确定了在国家中的特殊法律地位。”所谓法律地位,是指国家赋予每个阶级成员的各种基本权利,包括作为权利主体资格及依法可以行使的权利和应享受的利益。宋朝统治者为乡村客户确立了什么样的法律地位,即在法律上赋予了客户那些基本权利(包括刑法上和民法上的权利)从这些权利来看,宋代客户与唐代部曲相比,在法律地位上发生了什么变化?从这些变化中看经济地位与法律地位的相互关系,这是本文所要探索的主要问题。     

平衡与压制:清中后期陕南与苏南租佃政策比较

清中后期没有制定统一的租佃法律。因此,各政府制定租佃政策以弥补法律不足,其中以陕南与苏南为代表,但两者制定的政策在价值取向与具体内容上,有诸多不同。陕南地方政府租佃政策平衡地主与佃农关系,取得了良好效果,缓和租佃关系,促进了农业生产;苏南地方政府租佃政策压制佃农的合理诉求,不能缓解租佃矛盾,无法取得良好效果。     

隋唐时代的地租制度

隋唐时代,中国的封建制经济已发展到了顶峰,也是衰落的起点.大抵以中唐为转折点,封建地租关系已经由佃农制取代佃奴制而占据主导地位了。 自战国以来,封建土地关系中的地主大土地私有制占居主要地位,国有土地仅居次要地位;魏晋南北朝因战乱相寻,人口流散,土地荒芜者多,官田数在国家耕地总额中的比例增加,成为曹魏屯田、西晋占田、北朝均田的物质前提,但并未因此改变封建大     

土地回报与资本流动——从善堂投资模式看清末南京城乡经济关系变迁

明清时期,土地是城乡经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传统的经济模式下,城居地主在周边农村置买土地收取地租,而佃农则从城居地主处获得种子、耕具甚至农房沟渠维修等费用,有利于农业生产的稳定.太平天国战争后,这种经济关系逐渐变化.从善堂对农村土地的经营方式、城市与农村土地投资回报的差异,以及地方政府对金融业的干预度,可以揭示城乡经济关系变迁的原因.与农村土地相比,城内土地、市房以及金融业成为善堂资本流动的主要方向.     

永佃制的结构、演化及对现实的启示

永佃制是我国历史上一种重要的土地产权制度,它是历史中人们在面临人口增长压力下,比较不同土地制度的相对利益而自然选择的结果。永佃制是一种对社会有益的制度,它的产权结构对地主和佃农都提供了激励。文章的土地制度演化博弈模型说明,在未受人口压力扰动的情况下,永佃制和定额租制是两个吸收域,人们选择哪一种土地制度依赖于其所处的初始条件;在人口增长的持续冲击下,永佃制是唯一的演化稳定均衡的制度。研究永佃制的产权结构及其演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为我国现阶段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和怎样实现农场化经营提供了启示。     

民国川省押租习惯的制度化及其地方实践:以荣县档案为侧重

既有研究多从经济史角度观察近代川省押租现象,在近代法律史视野中,民国四川常见的押租习惯,是观察国家制度与基层实践之间互动的一个生动样本,也是深化对民间法认识的一个侧面。     

陈独秀、阮啸仙农民运动思想之比较

大革命时期,陈独秀和阮啸仙都是中共早期杰出的农民运动理论家。陈独秀参与制定了许多个中共关于农民问题的方针、决议,还撰写了多篇关于农民问题的文章。而阮啸仙除积极领导广东的农民运动外,发表了大量关于农民问题的文章、讲话和演说,并于1926年写下《中国农民运动》一书。但两人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认识上是有差异的:虽然在中国农村各阶级分析上,二人都没有把地主从农民中分离出来,但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农民运动中必须依靠雇农和佃农,同时团结自耕农,以打击大地主、土豪劣绅的革命策略,这是陈独秀所没有提出来的;在总结大革命农民运动经验上,陈、阮由于当时在党内所处地位的不同,存在着一些差异,陈站在宏观的角度指导农民运动,与阮相比较,缺乏来自基层的经验。     

明及清前期的官田地租形态

明及清前期的官田地租形态,随着私田地租形态发展的主流,一般采取了佃农制;屯田地租采取分耕制与佃耕制相结合的过渡形态;而明代官庄庄头制的地租形态,则同于私田佃奴制,只是历史的残余;清代旗田庄头制就更是历史的逆流了。它们都逐渐向佃农制地租形态转化,并以定租制为主,分租制仅居其次,而且展现出了力役地租部分转化为实物地租,再转化为货币地租的历史前景。这些发展都远远超越前代。     

无锡太平军镇压安镇四图庄佃农抗租质疑

罗尔纲先生在《天朝田亩制度的实施问题》一文中,引用《平贼纪略》上的一条记载,说无锡太平军于咸丰十一年辛酉十二月镇压了安镇四图庄佃农的抗租斗争,“丧失了立场,犯了原则性的错误。”关于太平军在苏、浙容许地主收租事,容当另文讨论,至于无锡太平军是否镇压安镇佃农的抗租斗争,值得深入考察。     

明及清前期的私田地租制度

明及清前期,中国已面临封建社会末期。本文所探讨的范围止限于这一时期的私田地租制度,其时的官田地租制度暂不涉及。 地租关系是生产关系的附随现象,地租关系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地租关系的发展,大抵上自战国、秦汉,下迄中唐以前,主要为佃奴制。中唐以后,以均田制彻底崩溃为转折点、至清前期,则主要为佃农制,而佃奴制只不过是历史的残余罢了。 适应这种历史形势,明廷继宋廷在法律上肯定佃农制,否定佃奴制之后,又在法律上明白规定佃农制为法定的租佃形式;清廷承之,并在法律上废除了佃奴制的租佃形式。     

同中有异 异中有同——漫谈共同美

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美,与此同时,也必然会有各个阶级之间的共同美。毛主席在《矛盾论》中说:“原来矛盾着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假如没有和它作对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没有生,死就不见,没有死;生就不见。没有上,无所谓下;没有下,也无所谓上。……没有地主,就没有佃农;没有佃农,也就没有地主。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无产阶级;没有无产阶级,也就没有资产阶级。……一切对立的成份都是这样,因一定的条件,     

百家观点

"不听话押金"与"教育经济学"经济学原理用于教育领域早已司空见惯,比如广泛使用的奖学金机制,便是运用一定的经济手段给予学生正面激励的典型例证。假如将经济学原理运用得当,会形成正面的驱动效应。从押金而言,"不听话押金"本身就是对教育本意的背离。它不仅侵犯了学生的经济权利,其     

解放区中短篇小说中的土地革命叙事与赵树理、孙犁的独特性

解放区小说中的土地革命叙事内容与书写方式,与党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与运动进展相对应,呈示出明显的阶段性差异,这特别表现在地主形象的塑造及地主与农民关系的描写方面。解放区短篇小说的土改书写,经历了从初期的政策宣传到后来强调揭示"本质"的演化轨迹。1950年秦兆阳《改造》被批评、作者被迫检讨喻示着此后"典范土地革命叙事"成为唯一"合法"的叙事类型。反观赵树理和孙犁这一时期的土改书写,可以发现其在当时背景下的与众不同。     

墨西哥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土地问题和农民运动

土地问题和农民运动,是1910—1917年墨西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基础,并且决定着这一革命的民族特点。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农民为消灭地主大地产制和为消灭墨西哥反动专制政治制度的斗争.研究这个问题,对于阐明墨西哥革命的进步性和局限性,农民起义军在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和教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1821年墨西哥独立之后,土地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由于确立了“土生白人”的统治,殖民地时期的社会经济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带有封建经济特征的大庄园制仍在盛行.地主和教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