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清末回耶“正信”之辩的实质及反思

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时期相近,但是在中国近代之前两教的发展呈现出迥然的两极趋势。面对基督教迅猛的传教势头,清末回族大学者马德新和马联元分别于1865年和1899年出版《据理质证》和《辩理明证语录》,作出正信之辩。他们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伊斯兰教认主学出发,对基督教的核心教义一一反驳,从而明确伊斯兰教信仰的正信。本文认为,回耶正信之辩在神学上反映出强调救赎的基督教和强调顺服的伊斯兰教,这是两教确认自身身份的根本所在,也是两教开展对话的起点;两教在信仰实践方面体现出和中国传统文化相异或相近的政治构建和伦理道德,借此可窥见文明间对话背后的个性和共性。     

海外民族志:反思、对话与文化自觉

面对全球化及其所带来的各种不确定性,费孝通晚年重提开展海外民族志的重要性,并希望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之上拓展中国人类学的传统边界。在全球化时代,海外民族志研究是一个以文化自觉为路径,在"各美其美"与本土文化反思的基础之上,试图通过"美人之美"与异文化对话来构建自身学术品格、拓展研究视界、并最终实现"美美与共"与"天下大同"局面的学术研究过程。唯有强调文化自觉,我们方能在经验与理论、全球化与本土化、自我与他者的持续对话中不断拓展和推进海外民族志的研究路径,从而有效理解并应对全球化给世界所带来的根本性变化。     

对话的人类学:关于“理解之理解”

韦伯(M.Weber)界定社会学是一门关于理解的科学,并试图建立理解社会行动的意义和经验的一般化过程。纵观人类学思想史,尤其是后来的解释学派继承了韦伯的衣钵,人类学也被定位于一种建立理解"他者"的学问。学习他者的世界是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其成果形式是可供理解和分析的民族志。但问题是,在理解他者的世界之后,作为人类学家,还必须用人类学的解释呈现他(她)所理解的他者世界。这个再现他者文化的过程可以称之为"理解他者之理解"的知识性再生产的过程。从文化的解释学(如格尔茨的"深描"当地人的意义系统的民族志)到20世纪末开始的反思主义,人们发现,这种理解还涉及针对理解的道德判断及其针对自我的理解,问题直指知识的公共性与共建问题。它已经超越了传统人类学的他者观。此时人们已经不能将解释性理解还原到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德语:Idealt-yp)。那么人类学的理解何以可能?它的主体又将是什么?     

从“汉化”到“回化”:泉州回族认同问题再讨论

泉州回族在历史上经历了从先民的穆斯林身份,明朝以后作为穆斯林后裔、汉族身份及其认同,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回族身份及其认同的历史转变过程。与关于历史上泉州回族"汉化"问题的讨论相比较,"政治建构论"和"心灵守望说"两种讨论泉州回族"回化"问题的范式存在将这一过程简化论述的倾向。泉州回族的"回化"像"汉化"过程一样,并非是某种因素主要建构的结果,而是一种历史发展的逻辑过程。民族认同问题也必须被放入历史的脉络中进行具体分析。思维的逻辑应当反映历史发展过程的内在必然性。     

由文学到文化:民间文学本体反思

民间文学自共和国诞生以来作为教学研究对象主要呈现出二元并置式的认识区隔。文学阐释方法将民间文学教研事实上视为文学第一性,表现为文本自足,其思路为构拟文本—文学的双向交流;实践操作上出于文学而被体制置于语言文学专业里,隶属文学范畴行动。本文认为,当前不能再无视教育深化改革机遇,应厘清学科上文学形态与生活本体、文学文本与表演行为、书面性与口头性、作家个体与当今俗民群体关系;必须从体制上正视阈于中文系和文学专业对口的利弊;在多元一体非遗语境下重新审视、探索以民俗学性为学科第一性构建的口承语言民俗体系,从作品中心的文学视角转向混沌视野下的文化视角,形成多民族和谐世界—语言民俗—民间文化三位一体的教学研究路径。     

从“小文化”到“大文化”:文化大繁荣背景下雪顿节的发展

雪顿节作为建立在现实生活基础之上的宗教节日随着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的改变而发生变迁.改革开放以后,雪顿节由宗教的“小文化”向集表演、商贸、娱乐等于一体的综合型“大文化”的发展趋势逐渐凸显.     

作者身份:从主体到客体再到主体

罗兰·巴特"作者已死"的观点把作者直接从权威地位批判到了死亡的身份;弗洛伊德的"无意识论"把活生生的有意识的作者看作是被本能欲望支配的不满足的个体;福科的"话语功能说"认为作者起着某些话语存在、传播的作用。作者存在多元化的身份,本文从实-虚拟、意识-机械两个方面回顾了有关作者形象的探讨,完整的作者形象应该从作者、文本、读者三个方面共同建构。     

沧海桑田:从祠堂到学堂再到礼堂的嬗变

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学生利用现代史学中新兴的口述史学方法,对浙江省各个市县乡土社会中现存的大量祠堂、学堂、礼堂等建筑进行田野调查和口述访谈.基于此形成的近50万字口述成果,展现了中国普通民众的公共生活及其精神世界.特别是其中从祠堂变为学堂又改为礼堂的建筑,不仅见证了中国乡土社会公共空间的一种演变过程,更能够阐释现代化的巨大力量使该社会从传统家族式的血缘社会逐渐转变为现代地域式的人民社会.     

从想象、走进到反思:人类学视野下的“边缘”研究谱系

人类学视野下的边缘不仅是与中心相对的空间范畴,也是一种反思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西方霸权、现代性以及全球化的话语和研究范式。在从想象、走进到反思的演变过程中,边缘研究经历了从宏观到微观、从猜测到实证、从西方中心主义到多元化、从全球化到本土化的转换。     

晚清新教传教士视野下的中国穆斯林

晚清时期,基督新教传教士对中国穆斯林有很多论述.他们重点探讨了中国穆斯林的族群特点、宗教维系机制、信仰与操守、与汉族政权的关系等方面.这些论述暗含着贯穿始终的宣教意识,目的是为教会制定穆斯林传教策略提供依据.传教士据此提出了一些针对穆斯林传教的新主张,对后来的中国伊斯兰教传教运动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由于教义的差异和文化偏见,传教士的立论完全以基督教为出发点,这使得他们更多地关注到中国穆斯林的负面因素,影响了其判断的客观性.     

试论清末中华民族的政治自觉与文化自觉

甲午战争后,近代中华民族的政治自觉与文化自觉同时出现,表现形式为"保国保种保教"三者并提.由于以传统民族文化为取向的保教式文化自觉与以现代民族国家为取向的政治自觉之间存在内在张力,使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发展到"保种爱国存学"阶段,以"国学国粹国史"激发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和政治自觉,这一努力同样使政治自觉与文化自觉发生相斥与对立.这充分说明了中华民族自觉进程的艰难、曲折与复杂性.     

从帕里到噶伦堡:清末西藏亚东关初建与近代西藏关贸肇始

亚东关从1894年设关通商后,戴乐尔成为首任税务司,其在亚东关贸的发展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卓木人”基本垄断了从帕里到噶伦堡的商贸之路,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亚东开关起初,商贸量极少,关贸凋敝.亚东关初建至今已百年有余,其名称被不断错讹.今日探讨亚东关的历史能为“一带一路”在西藏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参考意义.     

晚清变局中的驻藏大臣

西藏是清王朝的西南边疆重地,历代皇帝都高度重视驻藏大臣的选派。到了晚清时期,驻藏大臣及其藏事遇到了严峻的挑战,主要原因是晚清经历了太多的变局。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对藏内上层分裂主义势力的精心培植,清朝末年西藏滋生出一股分裂的潜流,这些潜流随着形势的变化日益膨胀,而驻藏大臣由于缺乏清中央政府强有力的支持,无力应对帝国主义的讹诈和抑制分裂主义势力的膨胀,以至酿成了晚清驱逐清兵、拉萨满汉商民和驻藏大臣的悲剧。驻藏大臣及其制度到了晚清,已经不适应急剧变化的国内外形势,鼎革管理西藏的方式已势在必行。晚清变局中的驻藏大臣的遭遇及其驻藏大臣制度的终结,可以看到中国近代西藏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联,同时也给后人昭示了改革驻藏大臣制度的迫切性和历史必然性。     

清末广西民族关系发展论

清末广西的民族关系超越了国内的范围,不仅突出了政治领域内各民族的互相协作,共同反抗西方列强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也在心理上使各族人民的民族感情得到升华,实现了民族关系的发展。     

张荫棠的民族主义思想——以张荫棠筹藏时期为考察

张荫棠筹藏时期的民族主义思想表现在三个方面:政治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在政治上,张荫棠主张构建多民族国家,维护中国在西藏主权.张荫棠的经济民族主义突出表现在"商战"方面.尤其是在西藏地方茶叶市场与英属印度的争夺上;提出西藏地方经济自给论.张荫棠的文化民族主义表现为:加强藏汉民族认同、文化认同,重视教育,主张改良西藏地方风俗.张荫棠的民族主义思想形成与当时中国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应该给以"了解之同情",不能简单指责为大民族主义.     

双语教育:清末川边藏区兴学之关键——兼谈清末川边藏区双语教育的基本模式

20世纪初,清政府在川边藏区进行了以改土归流为核心的全面改革,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其中,教育改革的首要任务是解决语言问题,因此,藏汉双语教育成了改革的重要内容。当时双语教育的主要模式有:师资培养模式和普及教育模式。事实表明,两种模式是川边兴学的关键,对目前藏区的双语教育具有启发与借鉴作用。     

晚清诗人徐樾及其诗歌创作研究

徐樾诗歌反映政治时事,表现出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极大关注;十分关心民生疾苦,同时对统治阶级和残酷现实进行揭露和批判;提出了自己对于国家、人民前途的深刻思考,积极探索国家民族富强之路,热情描绘新生事物和祖国秀美山川,表现了一个忧国忧民、热爱生活的诗人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