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各地区人类发展:大进步与大趋同(1980—2010)

人类发展作为"以人为本"发展观的核心内容,是科学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国际社会所公认的人类发展进展衡量指标。人类发展指数HDI是一种更综合、更开放的衡量指标。从1980年到2010年的30年间,中国创造了人类发展奇迹,既包括人均GDP所代表的经济发展奇迹,也包括健康指标(平均预期寿命)、教育指标(平均受教育年限)所代表的社会发展奇迹。从全国各地区人类发展指标看,不仅实现了各地区大进步,而且实现了全中国大趋同,呈现出"十年一个台阶,二十年一个变化,三十年一个格局"的变迁过程。中国人类发展成功经验来源于高速经济增长、大规模人口迁移、财政转移支付、不断建全的公共服务体系以及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从而走出了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人类发展道路。     

后改革时代的特征分析

前改革时代我们以体制转型为主线,以渐进改革为路径,通过宏观体制、微观体制的改革以及发展环境的改善和对外开放所提供的动力机制,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实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     

“江南经济奇迹”的历史基础——新视野中的近代早期江南经济

近3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尤其是现在江南的经济发展水平正在迅速接近西方发达国家,创造了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奇迹,这个奇迹赖以产生的基础是此前几个世纪江南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增长。为了正确认识今天的江南经济奇迹,就必须真正认识江南经济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所创造的历史基础;而要真正认识江南经济的过去,关键是正确认识江南在西方到来之前的经济状况,就必须抛弃西方中心论,从新的视野研究近代早期江南经济史。这对于改进我们关于西方到来之前中国"传统"经济的看法具有重要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下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的历史镜鉴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开始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青壮红利"渐减,引发部分学者对老龄化的担忧,"人口红利"骤然成为学界与社会的流行话语和政策意识形态的主流话语。"人口红利"基于"不断增长的人口所形成的庞大的自然人劳动投入和大规模消费促进社会生产需求,从而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这一理论,但这一过程必须以地球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作为假设前提,这就引发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下的"人口—资源环境"安全问题。中国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发展愿景,提出了人类社会人口与资源环境平衡发展的全球议程,也提出了以人类文明史的"长时段"视角研究人口—资源环境安全的中国立场,这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下人口—资源环境安全问题的议程设置。随着21世纪30年代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人工智能带来的科技革命性创新将极大冲击单纯依靠人力(体力和智力)劳动投入的传统理论,并重构未来人工智能环境下汉娜·阿特伦所说的"人的条件",也将深刻改变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的基础结构。因此,应该重新审视有关人口增长理论的逻辑前提,总结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经验,并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全球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下建设全球协同性的"人口—资源"平衡机制,同时为全球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预留政策空间。     

中国30年"经济增长奇迹":描述、界定与理论解释

在对国内外关于"中国奇迹"不同解释观点进行评价的基础上,运用统计方法对中国30年"经济增长奇迹"进行描述,界定了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内涵和特征,建立了双重制度变迁基础上多层经济转型动态框架对中国30年"经济增长奇迹"进行了理论解释,并对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持续性进行了分析.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实践与价值意蕴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前提与坚实基础,具有衔接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价值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价值.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践行初心使命的阶段性战略目标.在实践维度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全面性、人民性和现实性的特征,体现了系统谋划、坚持问题导向、聚焦重点精准突破的实践特质.回顾中国小康社会40多年的建设发展历程,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体现了堪称"中国奇迹"的治理效能,对推进国家现代化和民族复兴进程具有重要的价值意蕴.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治理秩序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丰富且深刻,诠释了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契合了世人对和平发展和美好生活的强烈向往,彰显了对中华儿女和世界人民高度负责的时代担当,是社会主义中国理论自信和实践自觉有机统一的重要体现。该理念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施策,以直面"三大危机"、顺应"两大转变"、重塑"一个秩序"为实践进路推动全球治理不断向好发展,团结世界人民一道共商发展路向、共治全球事务、共建美好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历史必然,是合乎规律的正确选择,是世界各国共赢、多赢的战略抉择,是开创人类更加光明未来的必由之路。     

速读

正社科院:中国将迎来人口"负增长"1月3日,社科院发布了《人口与劳动绿皮书》,里面提到,中国人口负增长的时代即将到来。根据绿皮书的推算,如果中国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6(一个妇女一生生育的孩子数量)的水平,人口负增长将提前到2027年出现。在全世界范围中,随着经济的全面发展,我们的需求和每天所需要做的事情,产生了一个爆炸式的增长,在这种需求大量增长的过程中,养育孩子已经不再是人类唯一的生活组成部分,所以必然会导致出生率水平的一个全球范围内的下降。     

中国省级人类发展指数空间差异分析

从省级层面对中国当前人类发展指数作了一个空间上的比较,分析得出了"一个中国,三个世界"的人类发展格局,其中大部分省区处于中上人类发展等级,高人类发展等级的则只有北京、上海和天津,西部地区基本处于中下人类发展等级。进一步研究发现,GDP 指数偏低导致我国人类发展水平总体不高,并且省级人类发展与我国经济发展一样形成东西差异格局,由此从人类发展指数的角度证实了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以加强区域协调发展是符合当前实际的。     

中国经济增长模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地推进了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进程,将中国经济融于世界经济,创造了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奇迹。在现实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构造一个中国经济增长模型,对中国这一经济增长的奇迹进行数理分析,求出我国经济高速、稳定和持续增长的路径,为政府政策制定与选择提供理论支持。     

中德文化差异比较—从中德称呼语的不同谈起

本文从比较汉语和德语中对称呼语的不同定义以及两个文化群体对家庭称呼语,泛亲属称呼及家庭称呼语社会化的不同运用出发,并通过研究与此相关的社会现象,探讨其根源文化的差异.而这种文化的差异又是和教育传统的差异紧密相连的.文章指出,在研究跨文化交际的今天,只有扬长避短,找到两国教育的正确融合点才是至关重要的.     

清代江西溺女风俗中的"奢嫁"问题

奢嫁之风是清代江西社会奢靡风气的一种表现,也是明清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商品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嫁资越昂贵;同时,在传统社会中,嫁妆是女儿在诸子平均析产方式下间接参与娘家财产分配的最常用的方式,因而富裕人家为了防止女儿分割财产,更愿意采取溺女这种方式来维持他们原有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奢嫁"是当时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富裕阶层溺女的主要经济原因.     

清代内蒙古地区教案研究现状

在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中,教案史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而地区性教案的研究又是近代中国教案研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内蒙古地区因其在清朝独特的地位和清政府对此地区有别于内地的管理方式,其教案的发生又有其特殊性,因此对于内蒙古地区教案研究将更具典型意义。通过对内蒙古地区教案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希望以此为基础为日后内蒙古地区教案问题更深入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帮助。     

佛山市道路交通安全问题的探讨

对佛山市道路交通事故作了综合性的比较，分析了交通事故的成因和分布特征，指出了佛山市交通安全极需进行综合治理．借鉴交通安全取得卓著成效的国家的成功经验，结合佛山市的实际．提出了改善道路交通安全的意见．     

中国语境中的法律信仰

文章认为信任、信赖、信仰的含义不同,生成机制也有差异。中国语境中的法律信仰,其实质是指对实证法的信任与信赖。熟悉是信任的基础,法律内容和过程的公正只是法律获得信任的要件之一,移植而来的西式实证法只有实现与社会通行道德、文化传统的有效对接,才能获得民众的理解与支持。民众对法律的感情更多地来源于生活经验。应更多地普及权利意识以防法律仅仅成为“治术”。同时,法律必须提高效率,效率是实现信任到信赖有机转变的关键。     

英语跨语言写作中的话题化

研究英语学习者语言材料的输出有助于认清跨语言写作中汉语迁移的性质和特征,从而提高英语教学的效率。在英汉主语的语言表征差异比较大的结构中,可以通过话题化帮助学生理解跨语言写作中英汉主语和主题差异及其语言表征。     

汉语支配关系意义形成的制约因素蠡测

汉语棱镜中,总有一些语言事实折射出支配关系意义。从中国文化的角度看,支配关系意义作为一种文化意义存在汉语中。汉语支配关系意义的形成根源于汉民族价值观和思维特征以及民族心理等文化因素的制约。     

《松陵集》的唱和艺术

依情感互融标准,《松陵集》唱和诗作可分成四类:具深情者;具温情者;情不足者;无情者。从内容上看,《松陵集》唱作与和作以趋同为主的关系有三种:承接与照应;互补与回避;开拓与延展。以歧异为主的关系也有三种:切入角度相异;执守观点不同;和作翻新原唱。《松陵集》以次韵为特色,酬唱诗作沿不用韵→用韵→次韵的顺序,趋同的程度加深。     

解读《恋女》中的女人们

在《恋爱中的女人》中,劳伦斯塑造了三位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古娟、赫米恩、厄秀拉。她们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作者的价值取向:他赞美完整的人,而不是被产业主义、机械的爱情或僵死的现代知识扯得粉碎的人。     

1990年代的台湾文学生产

1970年代中期以后台湾文学中出现的政治诗、政治小说,以反政府、反体制著称,它们是被压迫者的心声,是弱势阶层的代言人,具有强烈的在野的反叛性格。政治小说有一类是以政治诉求作为主要目标的,另一类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只是基于作者感时忧国的精神去写政治斗争。1990年代以来,"台湾意识"成了知识分子热烈讨论的话题,随着其本土论述的加强,台湾文学的创作也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潮流。台语文学不仅有学术层面的问题,而且还牵涉到族群和国家的认同。一些分离主义者,在"多语言文学"的遮掩下,把原本属于汉语方言的台语膨胀为独立的"民族语言",这是在有意制造北京话与台语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