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小说冷叙述的修辞策略

语言学转向之前的小说叙述,无论是文革文学,还是新时期之初的文学,都不同程度地带有激情叙述的特征,冷叙述体现了语言学转向之后小说在叙述风格方面的语言变异特征.本文分析语言学转向后小说冷叙述修辞策略的调整:用平和缓解激情的冷叙述→淡泊虚静的冷叙述→零度写作和走向冷漠,分析这种调整,可以彰显冷叙述的语言变异特征.     

中国现代小说修辞的理论自觉

从晚清到"五四",中国现代小说的修辞意识逐渐生成,由于受话语资源限制,这种修辞意识始终未能得到系统表达。通过考察梁启超、恽铁樵等人的相关论述,进而重审郑振铎与宓汝卓之间关于小说"写"与"做"的讨论,对中国现代小说修辞的理论自觉进行了初步描述,并在小说修辞学论域中揭示了郑振铎、宓汝卓二人讨论的理论价值。     

中国现代小说风景修辞感知机制

呈现在小说中的风景,始终有被隐匿和剔除掉的"现象学自我"存在。在这种视角下呈现出的小说风景,必然传递着隐匿的小说家试图传递的丰富的情感、情绪、思想、理念等主观意义内涵。与此同时,它也成为了一种叙事修辞手段,干扰和控制读者的注意力,引导读者由感知风景出发,准确到达风景内涵的"话语场"。因此,共同的认知思维和感知方式和机制,打乱了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孤立割据状态,风景与人、作者与读者建立起信息交换的联想网络。     

叙述转向:中国军人剧修辞四体演变分析

经过近六十年的发展,电视剧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最重要的文化表意方式之一。借助符号叙述修辞理论,本文以不同时期军人热播剧为典型文本,探讨军人剧的修辞表意及其演变,揭示其文化存在意涵,一窥其背后隐在的历史意识。     

性别修辞与20世纪末女性散文的叙述策略

20世纪90年代以后,女性散文中出现了大量以花、树、月等为喻体含蓄表达女性生理、心理与情感的作品,为文学、修辞、性别与文化相互关系的阐释提供了研究对象。文学创作中富有性别意味的修辞,可以称之为"性别修辞"。它不仅是一种文学语言表达的技巧,还是修辞与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相结合所产生的文化现象。当代女性散文中的性别修辞是女性自我身份认同的表现,也是追求两性和谐的叙述策略。     

论中国先锋小说的“无时性”叙述

“本文时间”探讨是西方经典叙事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中国先锋小说的一个关键标志就是它的“无时性”。这种叙事结构有它深厚的哲学基础。     

论“史识”对唐小说叙述的干预

史学家在编撰史籍的过程中,对历史事件的选择、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可避免地受时代风尚、历史背景、史学家自身学识、素养等因素的影响.以这种“史识”来进行小说创作,逐渐演变成了作者对小说叙述的一种干预.“史识”对唐小说叙述的干预主要表现为“纪事实,探物理,辩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的话语和创作意识.干预是体现作者自主创作意识、完成小说文体叙事的重要手段,也是唐小说文体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     

论中国当代新潮小说的死亡叙述

死亡叙述是中国当代新潮小说的重头戏。中国当代新潮作家的死亡叙述呈现以下三个特点:即死亡叙述与现实生活的剥离,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剥离,与作家主体情感的剥离。与西方先锋文学中的死亡叙述相比,新潮作家的死亡叙述在嘲笑传统的英雄之死后,出现了暂时的意义空白;新潮作家的死亡叙述不乏对苦难的揭示,也具有政治批判、文化批判的功能,但始终缺乏自我拷问的精神,从而失去自我批判的价值;最后,由于新潮作家过分追求对死亡的精雕细刻式的描写,他们在获得死亡的本体性的同时,减少或丧失了死亡所指向的意义域,始终没能传达出对死亡的尊重和崇敬。     

叙述视角与意识形态——兼论后现代元小说的叙述视角

小说的叙述视角决定了读者对视角人物的同情,并进一步由同情而产生认同效果,即读者通过与某种主体立场完全合一而投射自身的身份、建构自身的主体性。叙述视角由此超出了形式技巧的范畴,而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意味。后现代元小说叙述者破坏性介入的全知视角解构了小说的真实性,从而使主体性的投射没有了依托,并进一步揭露了传统小说通过视角运用而对读者实施的意识形态掌控,从而指向了后现代意识形态的运作。     

“想象中国”的方式——北美华人小说之观察

当代美华文学从横向结构来看,主要有三大群落:台湾留学生文学、大陆新移民文学以及华裔文学。本文选择这三大群落中有代表性的作家——於梨华、张翎以及汤亭亭的小说进行解读,力图发现不同文化群落的华人离散群体想象中国的不同方式以及贯穿其中的变化着的"他者"意识。     

论现代小说“不具备叙述能力”的第一人称叙述者

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有三类不具备叙述能力的第一人称叙述者,他们凸现了人物的叙述能力与小说的艺术性之间的矛盾,“二我差”部分地解释了这一问题。从根本上说,这是由人物叙述者的局限性造成的。第一人称叙述者的功能是由人物叙述者与主体叙述者共同构成的。     

论中国现代诗剧的修辞艺术

诗剧的诗体语言要达到凝练、生动、精确而富有魅力,就必须注重修辞艺术的应用。对于现代诗剧来说,语言的含蓄美即来源于修辞的应用。具有含蓄美功效的修辞手法包括夸张、折绕(婉曲)、象征、复义(含混语)、隐喻等。这些辞格在中国现代诗剧中的运用,使诗剧的语言表现出幽婉、凝重的特质,从而使现代诗剧避免了情绪的直接倾泻。借助语言修辞而达到思想上感性与理性的统一,是彰显中国现代诗剧语言艺术感染力的重要途径。     

“推卸”叙述责任的现代第一人称小说叙述者

第一人称小说的虚构性在五四之后基本得到了明确,但是传统的叙述者与作者合一的观念仍然存在,这就导致相当一部分作者在小说中尽可能减少第一人称叙述者对小说“真实性” 的责任,因而形成了一类“推卸”叙述责任的第一人称叙述者。这类小说或者采用“我听故事”、“我读日记书信”的模式,或者采用分层叙述。作为一种叙事技巧,从小说艺术的发展来看,“推卸叙述责任”乃是使叙述自然化、逼真化的手段,这与中国现代小说总体倾向上的现实主义传统相一致。     

文明的烛照与召唤——论80年代乡村小说中的外来者叙述

本文以80年代乡村小说为考察对象,论述其中的外来者叙述模式。外来者承载着知识者身份和城市文明背景,对乡村进行文明的烛照和召唤,而乡村以女性形象出现,在性别想象中回应外来者的叙述模式。     

中国现代小说的负面人物叙述与意义传达

本文以中国现代小说的负面人物叙述为中心,探讨这些由"不可靠叙述者"进行叙述的小说如何实现意义的传达。文章分析认为,这些小说采用了转换人称、设置超叙述和复调双声等叙述策略。而这些叙述策略之所以能够实行,是由于第一人称叙述是人物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复合叙述,并且从根本上依赖隐含作者。因此,"不可靠叙述者"的不可靠性是相对的、局部的,隐含作者从根本上控制小说意义的传达,并赋予小说总体上的可靠性。     

论余华小说的暴力审美与死亡叙述

余华对暴力的关注是对历史的一种重新解读,其小说中的暴力描写不再注重于简单的历史结论,而是深入到历史的背后和人性的潜意识,对人的本能的攻击性及其相应的暴力性行为进行真实的还原,从而揭示那些导致暴力性事件的人性的必然性因素。如果说余华小说的暴力审美揭示了人类审美行为的另一面,那么它对死亡的关注则显示着人的生命的另一极。在余华的小说中,生与死作为人生的两极构成了一个宿命式的循环圈,死亡作为生命的归宿不仅是生命的结束,也是生命的寄托,死亡的过程与瞬间是人生宿命的一个聚焦点。其小说从不同的人称和视角展开死亡叙述,对死亡作了不同侧面、不同意向的表现。     

成人的“诗性情怀”:中国现代童话体小说的文体价值

叶圣陶、冰心、陈伯吹、王统照、郭沫若、黎锦晖等作家笔下的一些儿童文学作品,追求故事的神奇曲折和内容形式的浅显生动,成为儿童取之不尽的精神食粮。然而,这些作品虽然采用童话的形式,但承载了小说的内容,介于童话和小说之间,且带有浓烈的灰色的成人的悲哀,因此可称之为现代童话体小说。它们以"新的幻想"为其叙述修辞,以"童趣"视点为其文体形态,彰显了创作主体的"成年情怀",弹奏着成年人的心灵梦幻曲,其实质上昭示了五四时期现代知识分子对于现实不满而渴望安宁的诗性情怀。     

新中国想象、“真实”与作家身份认同

新中国成立后所实践的新的国家想象需要一种新的文学形态与其达成同构,以取得人民大众的广泛同意.当代文学就是在这一使命的召唤下被构造出来的.本文分析建国初期关于“真实”这一概念的争辩与厘定,观察新中国想象与作家身份认同在何种基础上达成一致,以及其中的矛盾冲突,进而从中透视当代文学的生成过程.     

没有语言的生活会怎样？——论东西小说的叙述魔力

东西以其独特的小说在文学界发出声音,其小说有着非常规的魔力,具体表现为：别具一格的标题艺术,东拼西贴的叙事结构,多种多样的叙述方式。东西以他的文学努力表达着小说这种文学体裁所能具有的可能性与所能抵达的边界.     

"幻魅"的现代想象——论中国现代作家的"鬼话"新编

在"启蒙"与"救亡"的时代潮流之中,中国现代作家张爱玲、徐讦、钱钟书、曹禺等,却以"鬼话"新编的方式严酷而冷静地审视人性的缺陷和阴暗,展开了对人性"鬼影"的种种"存在"之思.他们通过创作,续接和重置了"鬼话"意象,追求一种荒凉、奇幻、怪诞的"现代"传奇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