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善与城邦善之间的统一如何可能——基于亚里士多德的讨论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和<尼各马可伦理学>中集中讨论了个体善与城邦善及其内在关系问题,两种善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个人与城邦之有机联系基础上的.从知识论角度看,亚里士多德对二者之间具有内在逻辑关系是充满希望和自信的.事实上,在中国先秦时期的儒家经典中,也不乏这种自信和希望.但在由资本的运行逻辑所推动的现代社会,个体善与城邦善之间的内在关联就变得不那么令人充满希望和可信了.     

自然的城邦和城邦的自然——亚里士多德政治观中的张力分析

亚里士多德通过目的论路径和自然主义的演进方式塑造了具有内在紧张关系的政治观,这种紧张关系主要表现为:目的论路径展示了城邦超越、自足、理想的自然,而自然主义方式蕴涵着城邦现实性、多样化和变动性特征。好人和好公民之间的不一致是亚氏政治观紧张关系的深层体现,哲学沉思是好人(哲学家)最优良的生活方式,而城邦政治是好公民获得幸福生活的根本保障。     

试论亚里士多德城邦和谐与公民幸福的中道原则

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是公民的城邦,公民是城邦的公民,城邦整体和谐和公民个人幸福是同一的。而城邦实现和谐与公民获得幸福的关键则是中道原则。保证中产阶层的绝对优势地位和城邦人口的适度增长,是城邦和谐与稳定的前提条件。在财富、权力、名誉等外物的觅取方面适如其量,在品行方面保持中度,做到克己、勇毅、正义和智慧,是公民幸福的重要保证。亚氏这些主张在倡导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对于我们理顺社会整体和谐和公民个人幸福的关系,以及实现社会整体和谐和公民个人幸福的具体路径,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论卢梭的共同体主义自由观

自由是近代政治思想的中心概念之一,而近代以来的自由概念又是与共同体观念分不开的.这一时期的思想家认为,只有在自由的共同体中才能实现自由.卢梭的自由观是共同体主义的自由观,强调在平等的共同体中实现自由.但是,个人自由并非等同于自由的共同体.能够真正实现卢梭式的共同体自由和个人自由的高度统一的,从最好的意义上看,只能是直接民主制.尽管如此,卢梭对共同体自由的强调,不仅启发了康德和黑格尔,从某种意义上说,还重新开启了一个共同体的哲学发挥作用的时代.     

亚里士多德自然主义人性原则探寻

我国学界对亚里士多德的自然主义人性原则研究甚少。亚里士多德的人性论应该是囊括了自然主义、理性主义、和德性主义三大思维原则的人性论。他的自然主义人性原则是理性主义人性原则与德性主义人性原则建立的基础,在其人性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亚里士多德的自然主义人性原则为他的人性论、伦理思想和社会政治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依据。     

当代社群主义的共同体观念

社群主义是当代西方哲学伦理学的重要学派。社群主义的共同体思想,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共同体观念的丰富图景。首先,这些社群主义者深入揭示了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内在关系。其次,共同体概念的多样性体现了当代社群主义的理论创造力。第三,当代社群主义者把国家与共同体概念相等同,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理论转变。第四,尽管这些思想家的共同体观念有如此大的差别,但是这些共同体观念有着共同体的共同特性。这种特性,就是公民或其成员所共享的共同善。     

论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主义教育观

德性主义是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亚里士多德教育思想的核心。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主义教育观以德性为中心,提出教育就是使人的自然德性达至完满德性的主要手段;完满德性的实现过程不仅仅是理性教育过程,也是情感教育过程;在教育过程中,家庭和城邦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主义教育观对于我们当前的教育工作具有极为重要的启发意义。     

人的非自足性与城邦、圣王之治的必要性——亚里士多德与荀子政治哲学比较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的非自足而又追求自足是城邦存在的基础与发展动力,与此类似,荀子认为,人的非自足性是需要圣王之治的一个原因。亚里士多德的自足城邦需要以节制为前提,较易走向封闭,存在被其他城邦消灭的风险,具有宗教色彩。荀子主张的天下政体几乎没有宗教色彩,相对而言,不易走向封闭且被消灭的风险较小,其虽不追求自足,但更有可能实现经济上的自足。但亚里士多德可能会认为,此天下政体不但是不可行的,而且是不高贵的,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自足政体。     

论生态主义法律观念下权利共同体范围的拓展

传统法律观念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哲学支撑,尊奉人类利益至上原则,并不能解决近代工业化以来人与自然关系逐渐严重恶化的事实.以生态主义为哲学根基的生态主义法律观念则倡导生态利益本位,主张人与自然关系的平衡,以保有生态整体作为所有权利的基础.在这种法律观念指引下,权利共同体的范围从人类拓展到了其他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从发展的层次上来看,包括动物的权利、生物的权利、大自然的权利等三个层次.     

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自然主义特征

自然主义是一种哲学一元论,它具有两个方面的含义:本体论或形而上学的自然主义和认识论或方法论的自然主义。在本体论方面,自然主义主要针对神秘主义和宗教神学,反对它们对自然界的神秘化理解,所以,自然主义是唯物主义的,反对主体与客体、意识与存在的二元对立;在方法论方面,自然科学的方法与社会科学的方法具有统一性。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具有明显的自然主义的特征,亚里士多德创造了形式因的概念以此来反对物质与精神或者存在与意识的分离,避免了简单的唯物主义和对世界的神秘化理解。     

亚里士多德论“自然”

亚里士多德是西方思想史上对"自然"概念作明确规定和阐释的第一人.他在总结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自然是生长、自然是实体、自然是动因、自然是目的等重要观点,不仅为他建构自然哲学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为我们今天认识自然,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历史借鉴.     

伦理话语中的古希腊城邦--亚里士多德城邦理念的伦理解读

亚里士多德对公正德性的探讨却以理想的城邦共同体为背景,他设计的城邦是自然的伦理实体,而德性的生活是其形式或自然目的。城邦像一个有机体,但不是一个有机体。城邦优先于公民,公民对城邦负有义务。但公民作为伦理成员,有着广泛的伦理权利。因而,城邦的伦理秩序不是完全国家主义的齐一划秩序,而是以伦理实体为基础的自由平等的合作秩序。城邦公民是自由的个体,公民之间相互平等。     

共同体主义：批判中寻求存续空间

作为对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性反应而再次复兴的共同体主义仍未能跳出以往的窠臼 :其批判性远超建设性 ,只能对自由主义的片面性进行消解和补足而无法取代之。事实上也正是个人主义过度发展所产生的纠偏需求才为其批判性话语提供了存续空间。     

新区域主义视角下的东亚安全共同体建设

新区域主义已经成为东亚地区一种重要的理论与社会建构。新区域主义的开放性等特点适应东亚地区的安全现状,同时东亚的安全形势也为新区域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在新区域主义理念的指导下,有助于将带有冲突性质的国家间关系的“安全复合体”转变为具有合作性质的“安全共同体”。本文试图从新区域主义的视角探讨建构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可行性。     

友谊与共同体:论亚里士多德友谊理论中的共同体观念

亚里士多德赋予philia(友谊)非常重要的地位,认为"立法者也重视友谊胜过公正"。然而,亚里士多德的philia是一个具有系列家族相似内涵的复杂概念。中西诠释者大多从个体的角度理解其以"朋友是另一个自身"为核心观念的友谊理论,而忽略亚里士多德主要是在共同体的背景下论述友谊。亚里士多德在以完善的友谊引领政治共同体的公民友谊的同时,也关注如何避免不完善友谊带来的诸如问题,从而兼顾了各类共同体存续的底线。从共同体及其背后的公共善的角度理解亚里士多德的友谊理论,对建设具有伦理内涵的共同体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至善”

从伦理学的角度来解读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最高目的应该是至善,至善即最高的善,所指的是幸福。为了达到至善这个伦理目标,亚里士多德对作为他政治学的研究主体的公民和城邦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公民应该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过着有德性的生活;城邦要建立公正的秩序,按照中道原则选择实施法治和多数人统治的政体。在他看来,公民和城邦只有达到这样的要求,政治学的最高目的才能实现。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当代阐释

马克思关于共同体的理论探究,缘于对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相互对抗的现实分析。马克思在历史逻辑中区分了"真正的共同体"和"虚假的共同体",分析了人类共同体建设的不同历史形式,在自由人联合体的系统阐述中完成了对社会共同体的理论阐释。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为我们讨论人类解放主题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也为新时期推进建设人类共同体提供了方法论启示。     

“儒教共同体主义谈论”与“家”

随着上世纪末共同体主义谈论在西方的兴起,东方学界逐渐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对儒教里的共同体主义特性、尤其是家共同体的研究。儒教家共同体的特殊性在于其时间和空间的扩大两方面。儒教家的空间扩大,主要是指经过社会,体现为国,即家不是单纯地用血缘封闭的排他共同体,而是经过仁义等道德品性的养成,超越血缘之墙扩大到社会和国家。儒教家的时间扩大,主要是指具有宗教机能和意义的、始于父母与子女关系、可一直追溯到底的、血缘上的不断延续。结合时代,探讨并阐明传统儒教家的特殊性,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和积极的现代社会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