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寺庙经济的变化——四川甘孜、德格两县寺庙经济活动的调查

寺庙经济活动的问题是寺庙问题,也是宗教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全民信教的藏族聚居区,由于寺庙在广大群众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寺庙经济活动的内容、形式、发展方向,对宗教职业者和信教群众的经济生活,对藏传佛教自身的兴衰,以至对藏区社会经济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影响。因此,调查、研究藏传佛教寺庙的经济活动的状况,分析其发展的趋势,应当是当前研究藏传佛教的问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西藏墨竹工卡县藏传佛教宗教经济活动的调查研究

本文从经济视角来调查与研究西藏墨竹工卡县藏传佛教宗教经济活动。通过对宗教经济与寺庙经济的比较以及不同宗教经济理论研究的比较,并结合西藏藏传佛教宗教活动所具有的高比例信众、高垄断地位和高度政府参与等区域特征,构建了西藏藏传佛教宗教经济活动研究的框架体系,此体系包括宗教需求、宗教供给、宗教交易与宗教市场规制。在此框架体系指导下,通过墨竹工卡县三个寺院、一个村庄和若干驻寺干部的调研访谈,得出当前西藏藏传佛教宗教经济活动在需求、供给、交易和规制领域都存在的若干特征。     

民主改革前四川藏传佛教的寺庙经济

迄至本世纪50年代中期，四川藏区和国内其它藏族聚居区一样，仍处于封建社会发展的初期，大部份地区虽然已经实行封建领主制，但都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奴隶制的残余。当时的藏传佛教寺庙，以地租、高利贷、差税、经商、代牧牲畜、化缘、收取布施、吃绝业等多种方式剥削广大农奴，形成了资本雄厚、规模可观的寺庙经济。这种寺庙经济与汉区佛教寺庙经济有显著的区别，其性质实际上是极少数上层僧侣操纵的一种特殊的农奴制经济。寺庙，是以神权的外衣包裹着的农奴主经济实体，具有典型的阶级压迫、剥削的特征。在社会封闭、经济发展十分落后缓慢…     

当代东北地区藏传佛教现状调查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北地区藏传佛教寺庙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论文以田野调查一手资料为基础,呈现东北藏传佛教的传播现状、特点、社会功能,同时也就当前东北地区藏传佛教存在的突出问题展开了论述。     

藏传佛教寺庙管理制度化与法治化的历史和现状

历史上,藏传佛教寺庙管理在不同时期形成了相应的内部管理制度,对藏传佛教的发展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受政教合一制度的影响,寺庙管理从早期的堪布主导的管理制度演变为教派领袖主导的管理制度,再发展到活佛主导的管理制度,体现佛教教义和学经教育的内在需求的同时,也受封建割据势力和地方政权、部落、土司等世俗政治的影响,对藏传佛教的存续和发展产生了积极和消极双重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寺庙管理制度开启了历史新纪元,步入了民主化、法治化的轨道,寺庙管理实行了自我管理、民主管理、依法管理,为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提供了制度保障。文章围绕吐蕃时期藏传佛教寺庙的修建以及相应制度的建立、后弘期和政教合一时期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寺庙管理制度、新中国成立后崭新的藏传佛教寺庙管理制度的建立等方面,对藏传佛教寺庙管理制度化、法治化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与归纳。     

藏传佛教传统寺院内部管理模式及特征——以格鲁、萨迦、噶举三派为例

藏传佛教寺院在历史上作为藏区各地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为传承其教义、控制庞大的僧尼队伍以及强化寺院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司法等功能,发展出了系统而又庞杂的内部管理模式。这一模式根据宗派的区别又有不同的特征。总结历史经验,加以分析与研究,有助于全面加强和创新寺庙管理,构建寺庙管理的长效机制,维护藏传佛教领域的和谐稳定。     

佑顺寺关公殿:藏传佛教最早的关公崇拜探源

既有研究认为,关公信仰正式进入藏传佛教体系始于乾隆时期,并和雍和宫改建有关。文章指出,康熙年间敕建的辽宁省朝阳市佑顺寺,始建时即有关公殿并保存至今,表明关公崇拜正式进入藏传佛教体系不晚于佑顺寺落成的1707年。文章梳理佑顺寺藏传佛教石雕、朝阳市地方志和清末海外汉学家在佑顺寺的研究记录,表明佑顺寺从规划到传承,始终是藏传佛教在东北地区重要的传经和藏经寺庙。朝阳市位于东北、漠南和京畿地区交界,地处清朝统治北方地区的核心位置,北京白塔寺的主持喇嘛卓尔济负责筹建佑顺寺并担任首任主持,在此前后,朝阳也成为藏传佛教经文译为蒙古文的重要地区,后世乾隆等历代清朝皇帝往返盛京(沈阳)途中也都在佑顺寺驻留,这些都反映了佑顺寺在清朝敕建藏传佛教寺庙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清朝通过佑顺寺等敕建藏传佛教寺庙的布局,在蒙古、东北地区和京畿地区建立起藏传佛教体系的多个节点,正反映了清朝将藏传佛教“国教化”和“王朝化”的思路。而佑顺寺中专门建成的关公殿,体现着清朝借助藏传佛教来管理国家,吸收不同民族和地区文化的特点,也反映了藏传佛教的开放和包容。     

记藏族民间艺人完玛杭科、东智才旦

完玛杭科,藏族,1977年出生于青海省同仁县隆务镇五屯上庄村一个农民家庭。其祖父夏吾和父亲桑杰俱为藏传佛教艺术画家,加之祖父是还俗僧人,完玛杭科自幼受到家庭式藏传佛教艺术及佛教教义的,陶和教育。得到爷爷在绘画基本技能的培训后,又得到全国工艺美术大师夏吾才让的指点和教诲,并以极高的悟性获得藏传佛教造像艺术的真谛。由于对佛教教义的理解和对造像度量经的娴熟把握,其作品结构严谨,造形准确,色彩到位,在传统绘画技艺上取得较高成就。完玛杭科曾到内蒙古、辽宁、西藏、四川、北京、天津等地游艺,边为寺庙僧俗作画,边从各地地方绘画…     

国民政府布施西藏寺庙活动考述

国民政府深信藏传佛教在治藏中具有的举足轻重作用,尊重和团结藏传佛教高僧和喇嘛,委派黄慕松、吴忠信入藏,广结善缘,布施西藏寺庙和喇嘛。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也承担了布施的重任,每年传召法会时,都按照惯例,熬茶放粥发放藏银。国民政府也不定期的以蒋介石名义捐赠锡德寺、木鹿寺等重要寺庙,展现了中央德意。以三大寺为代表的寺庙是支持中央,反对英国侵略势力的重要力量。     

简析内蒙与西藏喇嘛寺建筑的异同

藏传佛教曾在内蒙各地有着深远影响,是藏、蒙两族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内蒙地区的藏传佛教寺庙正是这一文化交流的直接产物。但内蒙临近中原,受汉族文化影响亦深,且有自己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所以内蒙佛教寺有着独特的风格,与藏、汉寺庙相比,个性鲜明。在此对内蒙与西藏佛教寺庙建筑的异同简析一二,以求抛砖引玉。     

犹太人杰超常涌现诸因素分析

犹太民族以思想、文化上的成就对人类历史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并为人类贡献了大量杰出人才。犹太人杰的超常涌现与犹太民族视学习为敬神的宗教观念和崇学尚智的文化传统有直接的关系 ,而以家庭、会堂、犹太中心为基础的教育实践 ,开放的民族心态 ,兼收并蓄的文化机制 ,备受迫害的民族流散经历所激发的民族意识 ,本民族杰出人物对民族精神的培育、激励作用 ,则共同形成了犹太人杰超常涌现的精神沃土     

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对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的关键作用

历史观是记忆的出发点和认同的基石,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设中发挥关键作用。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强调“四个与共”的结构一体性和“四个共同”的过程延续性,为中国历史政治基因的延续性、合法性提供了理念维护,为多民族国家整合、建设提供了思想基础和意识形态素材,也是对外部挑战的理念回应。问题史观通过修改历史认知坐标系和思维方式,销蚀政治认同与意识形态合法性,而二元史观、多元文化主义史观等问题史观冲击了中国历史主流话语的延续性、一体性、主体性和本土性。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以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为价值立场,以强化中华民族史观认知、凝聚“五个认同”历史情感、坚定历史自信为关切,引导受教育者形成符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求的历史认知和历史评价标准。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研究述评

1988年,费孝通先生发表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论文,时至今日已20年了.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学术界对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尽管在讨论过程中呈现出的是分歧与共识并行的局面,但是这些讨论都促使这一具有结构论特点的理论体系日臻完善.本文拟就学术界在近20年里对这一理论的研究工作做一个述评.     

论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法律地位问题

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自治法规 )是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一项自治权。自治法规的效力等级高于一般地方性法规而具有法律性质 ,但其适用范围仅限于本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上级国家机关要尊重和保障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自治权 ,但自治法规不能规定和约束上级国家机关。制定机关和批准机关对于自治法规都享有“半个立法权”的说法 ,实际上是把报请批准自治法规视同提请审议自治法规案 ,把自治机关享有的自治法规制定权等同为拟定权。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法规报请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的规定 ,是一项宪法原则 ,这是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立法体制的一大特点。在自治法规的效力等级和适用范围问题上的分歧 ,源于如何正确认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民族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论--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民族理论研究之一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民族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论的基本观点包括民族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客观规律,其过程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时期是各民族繁荣兴旺的时期,民族特点和民族差异将长期存在;多民族的存在是我国的基本国情,等等.     

清末民初拉萨动乱性质初析

清末民初西藏地方之动乱最先在拉萨爆发,且此后该地一直为主要战场,故而这场以拉萨为主要战场的整个西藏地方的动乱局势被通称为"拉萨动乱".该乱事虽在辛亥革命的大背景下发生,但其性质不同于内地各省响应革命的行为,难以归于"革命"范畴,更不属于辛亥革命起义的一部分.所谓辛亥"汉藏冲突"这一定性并不妥当,称其为清驻藏陆军与藏族民军间的混战更符合历史事实.     

一多辩证中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

基于共同性意识构建的铸牢要求命运共同体意义上的吸附力和统摄力,一多辩证的基本问题关怀容括了人群社会之中“一”和“多”问题的共同存在。费孝通所提多元一体格局有着范围上的伸缩性,从个人到民族,再到世界性的存在,这种伸缩范围所体现出来的是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共同性意识的建构需要基于多元一体的理解来构造出一体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未来世界将会朝向一种互惠共荣的文化自觉,这需要从中国文明立场上看世界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的多元价值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构建的可能。从人之向善的共同性追求上寻求共同体价值的实现,这种文化自觉将会有助于以共同性意识构建为基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当下的构造与铸牢的实践。     

试论噶当派的兴起原因及历史影响

噶当派是11—15世纪藏区影响较大的一个佛教教派,其兴起原因主要在于它适应了当时藏区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以及藏区佛教的发展方向。本文强调指出,噶当派在教理教义、寺院经济制度等诸多方面影响了其他教派的产生与发展;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的形成也与其作为藏区第一个佛教教派的历史地位密切相关。此外,噶当派对藏区社会的其他方面亦有影响。     

关于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若干思考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衰落是必然的,要做好保护工作,就要发掘其自身的生长要素,从而采取相宜的措施。这些措施主要有提高民众的自觉意识、实现可能的功能转换、政府的重视和支持等几个方面。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要防止只做“搭台”的角色、搞“官员工程”、脱离群众、不看对象搞“一刀切”、过度开发和文化造假。     

《元朝秘史》版本流传考

《元朝秘史》是一部重要的蒙古学文献,相关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学术领域,长期以来研究成果不计其数,涉及历史、语言、文学、宗教、社会学等诸多领域。其中,文献学方面的研究开始得最早,取得的成绩较大,受关注的程度也较高。然而《元朝秘史》文献学方面的研究仍然存在继续扩展和深入的空间。例如在《元朝秘史》版本流传的考订方面,随着客观环境的逐步改善,某些方面已经有条件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前进和完善,有必要对以往的研究做些修正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