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嶷与齐武帝之"夙嫌"析--兼及与文惠太子之关系

豫章王萧嶷是齐高帝的爱子,政治地位较高.太子萧赜多违制度,几乎为萧嶷所取代;萧嶷之僚佐又有拥立豫章王的倾向.因此,萧嶷在武帝(萧赜)朝一直备受猜忌.他常常借孝悌之道与尚文事来避祸.文惠太子萧长懋与萧嶷的关系也很微妙,萧子响事件则更加剧了二者之紧张关系.     

论士人园林作为隐逸文化载体的形成

隐逸文化是中国士人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特色.隐逸文化促使了中国古典园林中最具代表性的士人园林的兴盛,同时,士人园林也为隐逸文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生存土壤.通过园林这一载体,士大夫们保全了人格的独立,获得了心灵的恬静安适,典型地表现出中国古代文人所特有的隐逸文化品质.     

论唐人咏松的审美变化及士人的精神追求

松以其四时常绿的秉性,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深受士人重视.松所象征的正直内涵在先秦文化中已经出现.唐前士人对于松的审美意义开发,在其内在品质和外在形象上都围绕君子的各种品德而展开.在唐代,由于时代环境造成士人精神追求兴趣的转移,初盛唐和中晚唐士人对松的审美及热情出现明显的差异.初盛唐士人对松的态度比较淡然,咏松诗作较少,即使咏画松,也多数注重画面形象的逼真,对松的文化象征意义关注不多.中晚唐士人咏画松的诗作,审美标准已由前期的崇尚逼真,开始转向追求画外的神韵,将松丰富的文化蕴涵与士子们的人格品性关联发扬到极致.他们对松的这种审美取向是其日常生活中喜爱松树时尚的体现.在崇尚直道、气节、以圣贤自期的中晚唐士人心中,松树成为他们寄托人格精神的最好自然物象之一.     

唐代落第士人心态探微

唐代科举取士的制度设计产生了大量的落第士人.落第的结局,犹如多棱镜,在这类日益庞大的士人群体中折射出多层心态,积极进取之意、感慨悲伤之情、失意怀羞之心、失望归隐之思等杂陈于内.关注落第士人的心态,可以审析唐代下层士子特有的文化心理,了解唐代社会文化生活之一角.     

近代士人对西方世界的观感探微——以清人张德彝八部《航海述奇》的女性观察为视点

张德彝是晚清重要的外交官,他幼年接受传统教育,青年入同文馆接受新式教育,曾先后八次到访西方各国。在此期间,他广泛地接触西方社会与文化,详细考察西方女性,逐渐从一个保守士人转变为批驳中国裹脚陋习、尊重女性的开明士人。但在对婚姻自由等女性主义运动的讨论中,他回到了保守的阵地中,体现出近代士人思想的保守性与局限性。     

士人瞿秋白

士人胸怀国家的情怀引领瞿秋白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并一生为之奋斗;士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风骨使瞿秋白在逆境中坚持信仰。士人的文化核心是以和为贵,瞿秋白也深受"和"文化的影响,在党内的很多问题中,从大局出发,折中调和,减少党内矛盾,本为善意,却被迫卷入政治斗争。相比于一线的革命者,瞿秋白更显理论化,缺少实践经验,然仅依靠理论无法求一个中国问题的解决,总要在理论的基础上付诸实践。他是一个不乏独到见解并对中国革命深刻思考的理论家,尽管他的思考只停留在纸张中,却不能掩盖他的无产阶级立场和无畏的革命气概。     

晋宋之际士人新变文化心态的佛学背景

晋宋之际士人新变文化心态的形成,与佛学东渐有密切联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佛学东渐造成中土传统文化的新变是影响士人文化心态新变的重要背景;二是佛教中的新变观念是促成士人求新文化心态形成的重要因素;三是晋宋之际佛教新思潮的大量涌入是推动士人文化心态新变的重要动力.     

南齐帝王与永明文学

南朝文学从元嘉到永明,是一个大的转关,其间南齐帝王的文化政策及个人的文学习尚,都对永明文学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南齐除竟陵王萧子良之外的高帝、武帝、萧嶷和萧长懋对永明文学发展有颇重要的贡献,由高帝的崇尚雅正、武帝对《西曲歌》在南朝影响的扩大、萧嶷的处世风范以及萧长懋对前代文人文集的组织编定,他们各自在不同方面以不同方式共同促成了永明文学的繁荣,使永明文人能够在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里从事文学活动,“永明体”也因之而产生。     

士人与大众文化心理的交融 --元杂剧三国戏的文化透视

从经典文化与大众文化碰撞融合的角度重新阐述了元杂剧三国戏的文化意蕴.元剧作家在向三国故事取材的同时,大众文化层面的某些东西也随之进入到三国戏中.剧作家的士人身分,以雅融俗的思维方式,其以史写心的创作本旨,又使三国戏印有雅文化的色彩,个中寄寓着元代士人群体的复杂文化心理.这从仕隐矛盾心态的投注,忠君观念的强化,三国人物身分品格的雅化等方面可见一斑.这说明元杂剧三国戏是士人与大众文化心理交融的产物.这种文化层面的碰撞融合,影响着三国戏的文化内涵、人物特征与美学风格,也影响着罗贯中的创作.     

简论徒单镒对金代文化建设的贡献

徒单镒是金代女真士人的杰出代表.他由科举入仕,是金代女真进士科举考试首科第一名,历仕世宗、章宗、卫绍王、宣宗四朝,最后官至宰相.徒单镒对金朝中后期的政治、文化乃至军事都产生过重要影响,尤其是在金代文化建设方面,更是作出了突出贡献.     

论士人园林作为隐逸文化载体的形成

隐逸文化是中国士人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特色。隐逸文化促使了中国古典园林中最具代表性的士人园林的兴盛,同时,士人园林也为隐逸文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生存土壤。通过园林这一载体,士大夫们保全了人格的独立,获得了心灵的恬静安适,典型地表现出中国古代文人所特有的隐逸文化品质。     

宣南文化与清初学术

京师的文化环境对清代学术发展起过重要作用 ,京师的汉族士人文化又是其中的主体 ,因汉族士人多聚居于北京的“宣南”地区 ,故可称这种汉族士人文化为“宣南文化”。康熙年间的许多学界领袖 ,正是在宣南活动期间奠定其学术地位的 ,皇帝在京师开展的大型编书工程 ,为学者的成功提供了机遇。因而在清代文化研究中不应忽视京师文化及宣南文化的作用。     

论《世说新语》中魏晋士人钟情山水的原因

<世说新语>频频记载魏晋士人钟情山水、雅好游览的生活.士人这种文化情结生成的主要原因是其生命意识觉醒的结果;隐逸遁世的需要又导致山水田园游风气的兴起;玄学的感召,也促成士人从自然山水中体味人生.     

琴与魏晋士人的儒道情怀和生命体验

魏晋时期，士人尊琴爱琴蔚然成风，琴不仅在魏晋士人的日常生活和诗赋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和意义，而且成为士人生命境界的一种表征，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琴作为魏晋士人怡情养性、寄情抒怀的生命活动方式之一，承载了士人的思想情怀和审美情趣，由此而形成的琴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金代士人的遭遇与元好问的悲剧意识

元好问的前半生生活在金末士人群体比较活跃的时期,金亡前他已处在士人群体的中心位置。蒙古族军队的入侵给金代社会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士人群体也难逃厄运,大量的士人在战争中死亡。元好问侥幸存活,但死亡的阴影笼罩着他,亲友的离去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心灵伤痛,而他超人的精神境界决定了他的痛苦没有停留在这一层面上,他要把整个士人群体的悲剧展示给世人。在他的《中州集》作家小传、碑记铭文、诗歌等作品中都可以看到他强烈的悲剧意识,同时也可以看到他内心的孤寂和痛苦。     

可居可游:陶渊明田园思想审美意义新探

魏晋士人园林将可居的现实需求与可游的审美需要结合起来,以山水为核心突出了士人园林独特的文化意味。陶渊明的田园应置于此文化氛围中来考察,他在田园中的居处活动,与其仕隐抉择和人生思考是起伏相印的。与高门士族的山水庄园相比,陶渊明田园具有规模结构之"小"、景观布局之"简"、人与自然审美关系之"和"等特征。依托田园的生命实践,陶渊明表达了以道抗势的道统意识,树立耕隐结合的自由人格,以及称心适性的自然人生观,赋予田园深厚的思想审美意义。田园作为可居可游的文化意象,在陶诗中才开始成熟丰富起来,田园归去也成为后世士人永恒的文化情结。     

从《儒林外史》、《孽海花》、《围城》看近三百年中士人形象的变化

以士人形象转变为切入点,在分析<儒林外史>、<孽海花>、<围城>三部小说中士人形象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其形象改变原因.指出八股取士的没落、民族危机的深重、中西文化碰撞的加剧,使得许多士人远离了传统的士人精神,把追求的重心转向于"利",他们的社会角色从操控国家政治、文化命运的传统士大夫转变为渐次游离子国家政治权力中心的新兴...     

从高蹈走向世俗——从隐逸文化的发展看隐逸文学的转化过程

在研究隐逸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探究隐逸文学从高蹈走向世俗的发展趋势,从这一过程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士人文化的发展历程.     

“心共口敌性与情竞”：颜之推矛盾心理的伦理探析——兼论梁末入北士人心理

颜之推为梁末士人,因江陵政权灭亡而和当时在江陵的一批南方文化士人被俘西魏。后来他逃到北齐并官至黄门侍郎,入隋后也不失尊贵风光。但颜之推在与世沉浮、享受荣华时,内心又常因自己的行为和自小受其熏陶的颜氏家风、儒家思想相矛盾而备受煎熬,并且这种伦理矛盾的煎熬一直伴随其此后的人生,使他无法解脱,以至在他的诸多言行上都呈现出相互矛盾的地方。与颜之推一样,其时梁末被迫入北的南方士人也多有这种心理。     

浅析张衡儒道诗学思想与其赋作

儒道两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主流,不仅其两种迥然不同的处世哲学为历代士人提供了不同阶段的人生指导,而且其各自哲学影响下的诗学理念也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张衡作为汉代文学发展中一位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本文试图通过对他儒道互补的人生哲学及其儒道诗学指导下的赋体创作进行探讨分析,从而更加深刻地认识他在汉代社会及汉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了解儒道传统文化对汉赋这种文学样式产生的独特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