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裂的“他者”：美国当代社会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

作为文化的传承和延续的重要载体,教科书反映了特定时期的社会思潮、文化传统、科技水平、民众心态等多种因素的综合,而其对“他国”的描述或“他国”对本国的描述则直接关系到青少年“他国”或“本国”形象的塑造,从而对未来两国人民间的相互理解与交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通过对美国当代社会历史教科书中中国形象的分类整理,可以看出,美国教科书中差异化的中国形象包含着美国人对“中国”这个他者的理解,隐匿于其后的则是进行着主体选择接受的“自我”,凸显了两者各自所处文化与意识形态空间的差距,从而体现了国家权力通过教育在确立民族认同的过程中的作用与方式。     

后现代语境下的“他者”文化形象

在后现代主义对中国新当代文学的影响中,“典型”的形象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演变为“他者”的身份,而受到关注,作者与其塑造的“典型”互为主观。中国新当代文学在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互为文本”过程中,中国当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不仅仅是作品中的“他者”,更是一个文化形象的“他者身份”,这个身份隐喻了一个以意识形态为主体的形象。     

狄仁杰:中国福尔摩斯的幻景

幻景自“镜”中产生,狄仁杰作为中国的福尔摩斯,其幻景形象形成的“镜子”,主要是高罗佩所代表的西方侦探文化语境和对东方进行虚构与想象的译者思维。狄仁杰形象经由高罗佩之手推向世界,在经典的西方侦探形象中占有一席之地,其在流变过程中受到西方文化语境和读者接受心理的影响,与最初在中国本土时的形象已经相去甚远,而与经典的西方侦探形象也保持了一定的距离。经过与西方侦探形象互动之后的狄仁杰形象,成为横跨在中西方文化桥梁之上的一道幻景,启迪着当代狄仁杰文化作品的创作。      

20世纪70—90年代旅德游记中的德国形象与文化反思

20世纪70—90年代,中国赴德学习和考察的人士以旅德期间对德国的认知为基础,创作了诸多游记作品,并在这些作品中构建了具有他者视域的德国形象,如“绿色乌托邦”式的德国形象、“不尽如人意”的德国形象和“文化多元”的德国形象。这些形象的构建不仅从直观上反映了现代德国社会的发展状况,更是展现出作者作为“他者”的审视客体和反思自我的心路历程,映射了作者对“自我形象”的想象与思考。在20世纪70—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大潮涌来之际,中国人面对巨大的社会转型和复杂的文化变革,以德国形象为参照物,深刻反思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表达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国情怀。这一主体的自觉意识和行为不仅推动了改革开放的迅猛发展,掀起了“文化热”,而且使中国社会快速驶入现代化轨道,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奇迹,为当下我们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物质条件。     

北朝“焰肩”畏兽形象源考

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南北方广泛出现了“焰肩”畏兽形象,在此之这些形象罕见于汉,隋唐之后亦不多见。关于它们的形象及文化起源已有诸多学者进行讨论,多数认为与外来宗教文化息息相关。通过对北朝畏兽形象中的“焰肩”“獠牙门齿”“山字形顶饰”等元素进行分析,可以推断其形象至少可追溯至东汉时期。结合现存墓主遗物、墓葬壁画、陪葬石刻、石窟造像、传世画卷中的畏兽形像,以及它们的出土环境及文化背景,初步判断“畏兽”的形象来源与外来祆教文化并无直接联系,系中国传统护佑墓主“升天”的避邪形象的发展。     

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困境及其应对之策

国家形象其实是“自塑”与“他塑”相博弈的结果,取决于自塑力与他塑力各自作用的方向与力量的大小。在国家形象塑造过程中,中国力图“自塑”一个体现社会主义性质,反映中国文化传统特点的“和平发展、充满活力、勇于担当”的国家形象。然而,由于西方国家掌握着全球话语霸权与媒介权力,并对中国进行不断抹黑,中国被西方媒体、政客、学者不断 “他塑”成一个“威胁、崩溃、邪恶” 的刻板印象。抹黑中国极大地损害和破坏了中国的国家形象,使本真的中国遭遇遮蔽与扭曲,给中国国家形象塑造制造了重重阻力和障碍。要摆脱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困境,就必须解构西方国家抹黑中国、“他塑”中国所形成的负面形象,积极、主动地构建抵御抹黑中国的“防火墙”,不断增强国家形象的“自塑”能力。     

“花木兰”:作为“他者”的文化符号

在国外多种多样的文化产品中,长期以来广泛存在使用中国文化符号的现象.本文以中国民间传说中的“花木兰”形象为切入点,对比分析迪斯尼动画电影《木兰》与美国华裔文学作品《女勇士》中的“花木兰”形象,揭示作为“他者”文化的中国文化符号是如何被运用和重构的.     

中国当代"审丑"理论的突破

作为喜剧审美客体的“丑”从来都是喜剧美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西方美学以及中国传统美学将“丑”定位于“美”的反面的同时也将喜剧中的“丑角”定位于“否定性形象”。这一承袭了几千年的观念在中国当代喜剧美学界受到了质疑:“丑”不是“恶”,“丑角”也不只是“否定性形象”,还可以是“肯定性形象”。无疑这是对“审丑”理论的突破。     

比较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形象——评徐东日教授新著《朝鲜朝使臣眼中的中国形象》

徐东日教授《朝鲜朝使臣眼中的中国形象》,运用形象学理论,对众多朝鲜使臣《燕行录》、《朝天录》进行了全方位、大面积研究.该著不仅灵活地将文化阐释学等理论整合到形象学研究实践中,揭示了满族人习俗描绘的“他者”形象,还注意到汉族人形象在朝鲜朝燕行使臣笔下也有一些选择性和部分扭曲,并且动态化地剖析了异国形象生成变化的多重成因.著者成功运用比较文学形象学方法,着重从域外视角反观中国文化,具体考察朝鲜士大夫看待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特殊视角、价值取向,以及朝鲜民族对中国的总体想象,拓宽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视野.     

西方文学经典中“医者”形象的嬗变

由于医生职业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医生角色不时地作为一种承担特殊社会意义和负载作家审美理想的独特形象进入文学的视野.随着社会发展以及文化和文学语境的变迁,文学作品中的“医者”形象与内涵亦不断演变.以“医者”形象变迁这一视角为切入点,通过分析相关文本,研究西方文学不同时期作品中“医者”形象所呈现的不同面貌——从《圣经》神话中医治一切的上帝到现代派作品中接受过医学教育并掌握现代医学技术的医生,西方文学经典中的“医者”形象经历了去神性化的过程.同时指出,不同时期的“医者”形象又反映了各个时期的医学发展和社会、政治、经济以及作家对医生角色的认识与思考.